说到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很多人大概会想起唐代诗人王维那首著名的七言绝句《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短短四句28个字，说出了唐代重阳节的三种节俗：登高，身佩茱萸，与亲人团聚。除此之外，唐代重阳节还有佩戴菊花、饮菊花酒等习俗，在其他唐诗中也多有提及，比如孟浩然《过故人庄》的最后两句就是“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茱萸和菊花因此成了象征着重阳节的两大植物。
重阳节，正是赏菊时节。菊花在中华文化里是第一等的名花，大家都很熟悉，不会认错。相对来说，唐人佩戴的茱萸是一般人比较陌生的植物。不过在诸多古籍中，“茱萸”一词并不罕见。三国曹植《浮萍篇》里有“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南朝江总的《宛转歌》里也有：“菤葹摘心心不尽，茱萸折叶叶更芳。
”现代植物学家早就确认这里的“茱萸”是吴茱萸，然而进入21世纪，这个结论遭到了质疑。有人大胆地假设王维兄弟佩戴的不是吴茱萸，却是同沾着“茱萸”两字的山茱萸。这种质疑有道理吗？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先来看看有哪些植物叫“茱萸”。
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记载“茱萸”之名的是据推定成书于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的《神农本草经》。原书在宋代以后已亡佚，如今只有后世学者从引用该书的著作中摘出引文编排而成的辑本。按照现在流行的辑本，《神农本草经》中已有“吴茱萸”和“山茱萸”两味药，均列为“中品”。然而，有人发现宋代类书《太平御览》在引用该书对吴茱萸的介绍时没有“吴”字，怀疑原书恐怕只是管这味药叫“茱萸”，“吴”字是后人加上去的。
到了唐代，苏敬主编的《新修本草》又新收一种“食茱萸”，指出它和吴茱萸相似，但药效“少为劣尔”（稍微有点差罢了）。在此之后，历代学者对于吴茱萸和食茱萸的关系一直有争论，大体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吴茱萸就是食茱萸，另一派认为二者是不同的植物。明代李时珍就极力主张吴茱萸和食茱萸并非一物，食茱萸是上古所说的可以做调料的“藙”，又有“欓子”、“越椒”等别名。
经过现代植物学家的考证，今天学界的共识是，山茱萸指的是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其枝叶和果实都没有气味。至少自李时珍以后，吴茱萸指的是芸香科植物吴茱萸，食茱萸指的则是芸香科另一种植物椿叶花椒，它们的枝叶和果实都具有浓烈的气味，特别是果实，入口极辛辣。至于李时珍之前的吴茱萸和食茱萸的关系，则没有定论。
在我看来，古人最早很可能并不严格分辨吴茱萸和食茱萸，都用“茱萸”来称呼，只是入药的时候以吴茱萸为多，做调料的时候以食茱萸（欓子）为多罢了。
在今天，以“茱萸”为名的植物除了上述吴茱萸、山茱萸、食茱萸之外，还有蜜茱萸、草茱萸、单室茱萸等，但这三者都是现代植物学家起的名字。蜜茱萸属因为和吴茱萸属近缘、同属芸香科而得名；草茱萸属和单室茱萸属则因为和山茱萸属近缘、同属山茱萸科而得名。
如果把出土文献也包括进来，茱萸之名出现的时间还要再早大约两百年。1973年秋，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量随葬文献，均为西汉初年的抄本，其中包括医书《五十二病方》。
这部医书中有一个治“癃”病的药方用了“朱臾”，与“椒”（花椒）合用，另有两个治“疽”病的药方分别用了“朱臾”和“树臾”，均与“桂”（肉桂）、姜、椒合用，这不仅说明“朱臾”就是“树臾”，而且强烈暗示它是一味和肉桂、姜、花椒一样具有强烈气味的植物药。学界因此认定，“朱臾”和“树臾”都是“茱萸”的别写，它必是《神农本草经》所谓“（吴）茱萸”无疑。
然而在2011年，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杜锋把吴茱萸和食茱萸之争引入了对马王堆医书“朱（树）臾”的解释中，试图用语言学的证据表明“茱萸”最早指的是食茱萸（椿叶花椒），因此《五十二病方》里提到的“朱（树）臾”是食茱萸而不是吴茱萸。
他的逻辑是：第一，“茱萸”是个叠韵联绵字，按照语言学家孙景涛、江蓝生的理论，一部分联绵字是由单音节词变形重叠而成；第二，“茱”的本字是“朱”，按照闻一多的解释，“朱”就是“有刺之木”；第三，食茱萸（椿叶花椒）正好是一种有刺的树木。乍一看这个推理很严密，实际上却不怎么令人信服。
首先，认为“茱萸”由“茱”变形重叠而来的证据就非常薄弱。
要知道，孙景涛、江蓝生都曾警告说，如果没有特别充分的证据，绝不能轻易认定一个联绵字的单音节词源。更重要的是，学界现在普遍不赞同闻一多的观点，并不认为“朱”是什么“有刺之木”。台湾学者季旭昇就通过比较大量的古文字指出，“朱”字其实本来是“束”字，是假借了这个字的发音表示“红色”之意；后来两字发生分化，古人把“束”中间的“口”涂实成一横，就分化出“朱”字。
既然“朱”字和“有刺之木”根本没有关系，杜锋的推理就也出现了致命的缺环，而不能成立了。
在我看来，既然古人最早并不严格区分吴茱萸和食茱萸，那么硬要考证马王堆医书中的“朱（树）臾”是吴茱萸还是食茱萸，又有什么必要呢！不管怎样，杜锋在做考证的时候，是基本充分考察了历代古籍里有关茱萸的各种记载和前人的各种考证结论的。如果没有这种充分的考察，就贸然推翻学界的结论，那就总让人觉得假设的胆子太大了一些。
为什么学界认为包括王维在内的唐代人在重阳节佩戴的茱萸是吴茱萸呢？因为只要考察一下佩戴茱萸的节俗的起源，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晋有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叫周处，曾经著有一部记述地方民俗的《风土记》。虽然此书在后世和《神农本草经》一样不幸亡佚，但靠着后人的辑本，它至今仍然是中国民俗史研究的基本参考文献之一。就是这部书明确记载：“俗尚九月九日谓上九，茱萸气烈，熟色赤，可折其房以插头，云辟恶气而御初寒。
”由此可见，重阳节所佩之茱萸是有强烈气味的吴茱萸，而不可能是没有气味的山茱萸。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确定，古人所佩的吴茱萸就是今天植物学上的吴茱萸，而不太可能是枝条上都是刺、容易扎伤人的食茱萸。
事实上，古人用于“辟恶气”的很多植物如佩兰、艾、菖蒲、苍术等都是有浓烈气味的植物，这可以说是中国民俗的常识。
如果非要说重阳节佩戴的是没有气味的山茱萸，而不是有浓烈气味的吴茱萸，对于研究民俗史的学者来说未免有些不可思议。不仅如此，因为重阳节的月数和日数都是九，而九在阴阳学说里是“至阳之数”，所以从汉代开始，受阴阳学说的影响，古人认为九月九日阳气太盛，阴阳失调，是凶日，需要辟邪，这正是推动重阳节佩戴茱萸的节俗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考虑到这些背景，唐朝人在重阳节佩戴的茱萸是吴茱萸基本可以视为定论。除非有特别强的证据，否则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很难推翻的。遗憾的是，目前我见到的试图反驳这个定论的说法，无一能充分占有前人的材料，对上述论述全都不置一词。
曾有一位学者发表文章，认为王维诗句“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茱萸”是山茱萸，而非吴茱萸。文章中唯一有点说服力的理由，是今天吴茱萸只产秦岭以南，而山茱萸可以分布到更北的地区。
然而，这是假设了唐代的气候和今天一样，所以植物的分布区也和今天一样，而只要了解环境史常识就可以知道这不是事实。盛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暖期，关中地区冬季可无雪无冰，首都长安可以种植梅花和柑橘且生长良好。就算秦岭以北一向没有野生吴茱萸分布，那时的人也完全可以把吴茱萸种植到关中地区或更靠北的地方。
事实上，王维晚年恰恰就在自己的辋川庄园里种植了吴茱萸，营造了一个叫“茱萸沜”的景点。
有一位常和王维唱和的诗人叫裴迪，在深秋游览了茱萸沜之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飘香乱椒桂，布叶间檀栾。云日虽回照，森沉犹自寒。”既然这里的茱萸能“飘香”，而且能够让人误以为是花椒和肉桂的气味，那自然只能是吴茱萸，而不是山茱萸。既然在秦岭北坡非常靠近关中平原的地方可以种植吴茱萸，那么在纬度接近的王维“山东”老家（今山西运城）一带也完全可能种植吴茱萸，供王维的兄弟们攀折佩戴。
不仅如此，王维还有一首诗叫《山茱萸》，里面描述的其实也是吴茱萸。诗曰：“朱实山下开，清香寒更发。幸与丛桂花，窗前向秋月。”除了“清香”之外，“朱实山下开”一句也符合吴茱萸的特征，而不符合山茱萸的特征。因此，诗题之“山茱萸”应该解作“山下的（吴）茱萸”，而不能想当然以为是本草书里的山茱萸。因不熟悉古代文献而张冠李戴的场景其实非常多，就连高水平的植物爱好者有时也难免出错。
毕竟，一旦涉及考证古籍中植物名称、讨论植物在文化中的地位，这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植物学问题了，而涉及到历史、考古、文字学、古生物地理和古气候等等诸多领域。就算熟悉现代植物，也还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