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遇见可怜的乞讨者，是捐十元钱还是漠然走开呢？看到老人摔倒在地，是扶还是不扶呢？人们在这些情境中，是如何决定要不要“助人为乐”的？研究者对这个话题做过不少研究，有研究认为是否乐于助人是天生的，还有研究认为这要靠权衡。但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普遍令人信服的结论。
对此，浙江大学神经管理学实验室的陈发动研究员及其合作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助理教授伊恩·克拉比奇（Ian Krajbich），构建了一个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全新行为模型，不仅很好地解决了此前研究的矛盾，还发现了决策时间这个要素的作用。该论文已于9月3号发表在期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上。自私还是利他，是天生的吗？
助人，或者叫“利他”，从本质上说是人类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行为决策研究对此提出了两类可供解释的模型。一类是S模型（全称single comparison process），它认为人们的决策是一个单一的比较过程。在选择利他还是自私之前，大脑会自动收集支持这两个选项的“证据”。最开始，两个选项的证据都是空白的，人们对利他和自私并没有偏好。而一旦某个选项的证据率先超过了阈限，那么人们就会选择它。
另一类模型叫D模型（全称dual-process theory），它认为决策在本质上是直觉和理性的竞争，而非证据累积的过程。人们在直觉上会有一种偏好（既可能是利他也可能是自私，目前尚存争议），而一旦有机会开始思考自己的直觉是否准确，他们可能会发生动摇，转向另一个选择。这两种模型乍看起来都说得通，但是它们之间却存在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D模型认为人们直觉上存在一个固有偏好，那么当在下意识中（通常来不及思考）进行决策时，他们更应该去选择固有偏好。然而，依据S模型的观点，选择需要一个证据累积的过程，既然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那么自然也累积不了什么证据，因此人们应该对利他或自私无偏好。对于这种矛盾，陈发动和克拉比奇的研究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时间，可能会让你的选择反转。
实验总共招募了102名被试，他们需要和不同的匿名参与者一起完成一个叫做“迷你独裁者博弈”的任务，在两种分配方案中选择一种。其中一个方案是，被试所能获得的报酬始终要远高于另一名参与者，例如被试得65元，对手得31元，记为（65，31）。另一种方案则缩小了两者的差距，比如（58，47）。因此，在这个任务中，被试始终面临着利他和自私之间的冲突。
任务总共进行200轮，其中50轮有一定的时间压力，被试必须在2秒内完成选择；还有50轮则相反，被试必须充分思考10秒后才能进行选择；剩下的100轮任务不对决策时间进行限制，作为基线水平。在综合不限制决策时间的结果后，他们得到了一个有趣的发现：人们对利他还是自私的固有倾向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就是说，现实中既有相当数量天性乐于助人的人，也有相当数量天性自私的人。
此外，时间压力（必须在2秒内做出决策）会放大人们这种固有的倾向，使利他者更加利他，而自私者更加自私。然而，时间延迟却会逆转这种效应。当被试需要思考10秒后才能决策时，原本利他的人反而变得轻微自私了，而原本自私的人却变得利他起来。每个人的起始偏好不同。研究者更感兴趣的是，该如何解释决策时间的影响，以及S模型和D模型之间的矛盾。接下来，他们在S模型优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带有起始点偏差的模型。
也就是说，“利他还是自私”遵循的基本原则仍是一个证据累积的过程，但每个人的起始点都不一样：有些人是天生的利他者，他们在初始阶段就手握了大量支持利他选项的证据；而另一些人则是天生的自私者，他们在初始阶段便有大量支持自私选项的证据。因此，当时间非常紧迫时，初始倾向所拥有的证据占到了绝对优势，人们更可能按照自己固有的倾向做决策。这种结果与D模型的假设是一致的：时间越短，人们越可能按自己的倾向行事。
然而，一旦决策时间增长，人们便有机会考虑其他的选项了，甚至会重新思考自己固有的倾向在当前情境下是否合适，因此偏好可能会向另一端倾斜。比如，当我们在大街上看到乞讨者，考虑捐钱还是不捐时，大脑会收集环境中的信息，分别为捐和不捐提供证据。捐钱是社会所弘扬的价值观，但却会牺牲一定的个人利益；不捐虽然能守住口袋，但良心上可能会过不去。一旦捐或不捐任一选择的证据率先达到阈限，那么我们就会选择它。
但是，每个人在选择前又有各自的初始倾向，因此，在时间紧迫容不得大脑收集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更可能按照自己的初始倾向行动。
在拟合了实验数据之后，研究者发现，新的模型比原有的理论能更好地预测决策者的行为。可以说，这项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我们对人类利他行为的理解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且它还特别指明了一个细节：我们的利他行为是以自己固有的倾向作为起始点，不断收集证据最终形成偏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