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描述中国鸟类的文献和科普读物，上来都会先吹一段儿“中国地大物博，鸟类多样性丰富”之类。当然这也不是毫无根据地吹，中国有记录的鸟类达1400种以上，虽然不是全球鸟最多的国家，但排个前八还是没问题的。那中国这一千四百多种鸟，又有多少是由中国人自己首先发现和命名的呢？3种。这就很令人震惊了。中国有这么多种鸟，其中还包括一百多个中国特有种，为什么咱们自己命名的连1%都不到呢？科学家们都去干什么了？
要说起这事儿，真不赖科学家，主要还是历史原因。命名物种这件事儿首先咱们说说这个“发现和命名”是什么意思：给生物命名其实是个特纠结的事儿，比如一种鸟可能在中国有一堆民间名称，在国外还有其它语言的名字。因此，当我提到这种鸟的时候，为了让全世界的人都明白我到底说的是什么，必须得有一种全球（至少是生物学术圈）通行的命名规则，这就是传说中以双名法为框架、拉丁文为基础的“学名”了。
一百多年前，我们没赶上林奈到处推他的分类系统时，欧洲正处在大航海时代后期，不久后又是工业革命。于是欧洲人频繁前往世界各地，顺便大规模采集标本、命名物种。然而中国那会儿正好还处在清政府的高压统治下：闭关锁国，政府腐败，人民毫无自由，动辄就被政府打压。在那种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还不能说政府不好的黑暗时代下，怎么可能会有像样的科研成果出现呢？
所以当老外们都在抢着命名物种、科考成果爆发的时候，中国这边的沉默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清末民初这段时间倒是有不少外国博物学家以传教士或外交官的身份在中国居住，顺便做做科考，采采标本。中国的很多物种也是在此时由他们发表的。清末一堆在中国居住的洋人博物学家里，最著名的就是英国人罗伯特·郇和Robert Swinhoe了。在1871年，他发表了自己编撰的《中国鸟类名录修订版》，收录了675种鸟。
这是第一部全面描述中国鸟类的专著。一直到一战和二战短暂的间歇期，中国才有了第一批鸟类学者，如20年代年发表了中国科学家第一篇鸟类学术论文的寿振黄先生；以及1930年前后发表了《广西鸟类之研究》的任国荣先生；再如40年代编撰了《中国鸟类名录》的郑作新先生等等。
在这一批中国鸟类学奠基人的努力下，国内终于在这一时期拥有了地区性乃至全国范围的鸟类种类、区系和生态研究成果，其中就包括了中国人自己发现并发表的第一个鸟类新种：金额雀鹛。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科学家没发表任何本土新鸟种。毕竟整个亚洲的鸟类确实已经被记载得差不多了，再加新的难度极高。
到了20世纪末，鸟类新种这个话题终于有了新成果：90年代初，四川农业大学的鸟类学者李桂垣教授在第N次前往天全县喇叭河考察时，发现了一种从来没见过的旋木雀，它的头比较暗，嘴很短。以李教授数十年在此地积累的观察经验，马上猜测这很可能是个新东西。比对标本并进行进一步的野外观察之后，李教授确认了这个新发现的小东西确实跟其他旋木雀差异显著。谨慎的李教授把它划分为旋木雀的一个新亚种。
很快，李教授在中国《动物分类学报》上发表了“旋木雀天全亚种”。神奇的是，本世纪初，中德科学家团队通过鸣声和分子生物学证据，建议把这个亚种提升为独立种，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为了突出此鸟狭窄的地域分布，它的中文名即为“四川旋木雀”。在广西南部靠近边境的地方，有一大片生长于喀斯特岩层之上的雨林——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此处地形复杂、人迹罕至。
然而，就是在这里，广西大学鸟类学博士生蒋爱伍于本世纪初发现了这个长相十分陌生的小黑蛋。蒋爱伍的导师、广西大学鸟类学者周放教授同样具有丰富的野外经验，一看到它就敏锐地确认了这是个新种。于是，世界鸟类学顶级期刊《The Auk》上第一次有了中国学者的学术作品——弄岗穗鹛。从上面三个新种里我们能看出什么？
连续多年、频繁的野外考察与认真的学术态度造就了这些学者丰富的野外鸟类识别经验与对新发现的敏锐度，以及国际性的学术视野和强大的标本、文献检索能力。如今的科研环境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这么好的环境下，相信中国科学家的学术水平会越来越高，直至为世界所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