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不同社会所赋予女性的角色定义也有很大的差别。举个例子，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中有如下一段陈述，“如果女人挣得比她的丈夫多，那几乎必然会引起矛盾”。84%的荷兰受访者对此陈述表示不赞同。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与荷兰相当的日本，仅有22%的受访者表示不赞同。中国则处于荷兰和日本之间，有大约50%的受访者不赞同这一陈述。
是什么造成了这么大差别呢？我第一时间想到“文化”，也想起了一段往事。
有一次，教经济史的老师瞥见了在课堂上走神的我。他让我站起来谈谈为何华人社会存在重男轻女。我支支吾吾了一会，勉强搪塞曰，“文化吧！”这位老师抚掌大笑道——正确答案，永远正确的答案，尤其在你不得不对自己一知半解的社会科学问题发表见解的时候。“多明显啊，是文化的缘故吧”简直是居家必备的十大应急答案之首。这句话几乎没给出任何信息，但对方却无法反驳。
毫无疑问，文化差异是造成性别角色在不同社会中千差万别的主因之一。但是正如那位老师所提醒我们的，“文化”不是答案本身，它只是开启了一连串新的发问——特定的文化何时何处生出，又何故历千载而不废，它又是如何转动起齿轮来操纵人们的一言一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家一定都还记得高中政治课本里那句关于社会意识形态源起的经典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事实上，恩格斯在一本标题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小册子里详细地论述了历史上男人是如何获得对生活资料的占有，以及这种占有又如何决定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和女性的附庸地位。他很直接地预言说，现代化的工业大生产将带来女性的解放：“……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
在这里就已经表明，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Ester Boserup是一位在农业、经济学和人口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所建树的丹麦学者。
在对非洲农业生产观察多年后，她提出了一个很新颖的假说：当下的性别角色乃是源于这个社会在前工业时代所采用的农业生产方式。更具体地说，假如一个社会是采用犁具而非锄具去耕作土地，那么这个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相对来说会更严重。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中或许也蕴含着类似的想法——甲骨文里的“男”字就是由田地和耒耜（某种意义上是犁的前身）两部分共同组成的。
翻耕土地是农业生产中很重要但又极耗劳力的环节，在历史上主要是采用锄耕或者犁耕的方式来完成的。犁是一种沉重的耕具，古时候主要是由人或牲畜来在田地上牵引。相较于使用锄头或者掘棍，操纵犁对劳动者上半身的肌肉力量尤其是爆发力和抓握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方面，男人从生理上讲有着天然的优势。因此，在那些历史上主要使用犁耕进行农业生产的社会里，家庭内部会出现更明显的性别分工。
选用犁耕还是选用锄耕，很大程度是由当地土壤条件决定的。比如说，一块地势不平整、土层较薄且其中多岩石的田地就太不适宜犁耕，使用锄头或掘棍去耕作它反倒更有效率。除此之外，耕作方式也会受到农作物品种、金属冶炼水平和当地可驯养牲畜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Boserup的假说，我们可以试着从制度演化的视角来推演性别不平等的文化是如何产生的。假定在一个社会中有许多部落，每个部落对于性别角色的观念各有不同。如果这个社会主要适宜使用犁耕，那么那些崇尚“男耕女织”的部落的生产率会更高。这些部落将因为有更充足的食物而变得繁荣强盛，并将其他部落淘汰掉。在这种“优胜劣汰”重复发生若干代后，整个社会都将盛行性别分工的文化了。
在Boserup的假说提出差不多四十年后，哈佛大学学者Alberto Alesina及其合作者尝试着从实证上去检验它。他们从一个名叫Ethnographic Atlas的数据库中找到了各个族群在历史上是否曾用过犁的记录，然后去看那些曾使用犁的族群的后裔在今天是否更可能有性别不平等的观念。为了做出因果推断，他们还使用了各个地区气候地理状况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那些在历史上曾使用过犁的国家倾向于会延续农业时代的性别分工，将女性排挤在经济活动和公共事务之外。在这些国家中，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较低，女性成为企业主或者是参与政治的概率也会低一些。即使在控制了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等指标之后，那些曾使用过犁的国家的妇女劳动参与率要比不曾使用过犁的国家平均要低12.4%。
是什么让农耕时代的性别观念竟延续到今日呢？关于这一问题的潜在解释有不少。
首先，关于性别角色的文化信念被制度化了，而这些衍生出来的正式或者非正式制度（比如投票权和继承习俗）在短期内有的还没改变。其次，文化信念还改变了我们生产生活的环境。比如说，长期的性别不平等使得一些地区的工作机会只集中在那些更适合男性的行业。再比如说，女性要融入到一个传统上以男性为主的工作环境中得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两类解释都是在说，农业生产对性别角色的影响之所以能持续沿袭，是因为早期的文化信念塑造了今天的外部环境。
那么，是否只要外部环境改变了，性别角色的不平等就会随之消失呢？Alesina等人又进一步考察了那些生活在美国和欧洲的移民子女的劳动参与和性别态度。这些受访者出生和成长在相似的外部环境中，但他们的父母仍保有其各自流出地的文化信念。
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一个女性的父母是从曾使用过犁的国家移民而来，她的劳动参与率会更低，她也更有可能在应对“当工作机会稀缺时，男性应当比女性优先获得工作”这一调查问题时回答agree。所以，历史上的文化信念不只是塑造了环境，它也塑造了人们的内心。即使生产方式和外部环境已经不同，但我们对性别角色的固有态度却仍在存续并代代相传。
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那段论述说对了一半。生产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对于性别角色的文化信念。但是他对工业大生产自然会带来妇女解放的预言则有些过于乐观。外部环境变化的作用是有限的。不知不觉地，旧有的文化信念已被内化成我们精神的一部分。即使过往的性别观念早已和今天的技术发展格格不入，但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存在，并持续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实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