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舟山群岛绝对称得上国内旅游的热点。作为东海神话与传奇的发源地，这里是传说中的蓬莱仙岛，是秦代徐福寻找仙药的隐匿之所，也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海上仙山”。宋《四明图经·昌国县》说：“蓬莱山，在县东北四百五十里，四面大洋，相传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入海求神仙灵药，尝至此。
”地理上，舟山北连上海，西接宁波、杭州，加之山水相依，海天相连，水波不兴，港深洋阔，又有黄金海滩与美味海鲜的叠加，对游人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且不说蜚声中外的海天佛国普陀山，名列世界三大渔港的沈家门，就连借金庸小说名望新建的桃花岛都满是游客。随着2009年舟山跨海大桥的建成通车，2011年国家级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的落地，舟山正成为“走向深蓝”国家海洋战略的桥头堡。
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正确而深刻地认识本地优势，是确立发展方向的前提。1655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中国新图集》中记载：“定海县附近有个地方叫灌海门，这里有一块光滑的巨石矗立在海边，形状似圆柱。当有船从此地经过时，基于某种迷信，船员们总会向海里扔东西，据说这样才能保证航行平安顺利。”足见舟山发展海外贸易的历史十分久远。此外，舟山的渔业也相当发达。
光绪版《定海乡土教科书》总结道：“市肆骈列，逼临港口，最便运输。交冬令，闽舟之捕带鱼者，栖泊于此。海物错杂，贩客麋至，更为繁盛。”
受海洋意识、海洋思维的局限，发展海外贸易并不是古代中国的首要选择。相反，对于舟山群岛而言，防止海盗的入侵和骚扰更为重要。明代《舟山志》开篇就说：“舟山古邑，治四面环海……其地之险者，东则塘头螺门一带，地势辽阔而塘头极险，逐利者常于此处引盗艘。
”翻阅大量的史志后我们发现，虽“孤悬海外”，也是国家东部海域的重要门户，但早期历史中“海洋”舟山的形象却较为模糊。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说：“定海县，海壖之地，梁开平三年，吴越王钱镠以地滨海口，有鱼盐之利，因置望海县，后改为定海县。”以“有鱼盐之利”而非以优良的海港资源而设县，反映出鲜明的大陆内向发展意识。
从行政区划史来看，唐朝之前，舟山一直没有正式的国家行政区划名称，作为海洋城市的价值和地位无从谈起。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始置翁山县；宋熙宁六年（1073），改置昌国县；元至元十五年（1278），设立昌国州，这时海外贸易发展迅猛，舟山海洋城市地位灵光一闪。
然而不到一百年，伴随着东南海防的吃紧和朝廷海外贸易政策的日趋保守，明洪武二年（1369），昌国被改州为县，随后“县”的区划定级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在舟山设县的千余年间，舟山一直属于宁波（明州）管辖，只是宁波城市的“下邑”，不具有独立的发展战略和空间。正如明代《舟山志》所言：“舟山悬居海中，四面澎湃。定海为宁波东维下邑，而舟山尤居东之东。”
古代中国海洋观念的阙如，明清海上安全形势的恶化，也使得舟山一再错过成为海洋城市的机会。有明一代，舟山的主要角色是防守关闭，而不是开放贸易。1793年，来华觐见乾隆皇帝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则对舟山产生极为美好的印象。使团成员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赞美舟山说：“在欧洲的城市中，定海非常接近威尼斯，不过较小一点。城外运河环绕，城内沟渠纵横。
架在这些河道上的桥梁很陡，桥面上下俱用台阶，好似利阿尔图（利阿尔图是威尼斯最著名的桥梁）。”对于舟山口岸与港口的价值，斯当东继续写道：“舟山的岛屿多，安全的停泊港也多，可以容纳任何大船。除了这点之外，这里还处于中国东海岸朝鲜、日本、琉球和台湾的中心地带，对于宁波的繁荣起着很大的作用。宁波是浙江省的一个商埠，舟山群岛全部属于浙江省范围以内。从浙江省这个港口开到日本去采购铜的船，每年就有十二条。
”历史无法更改，昨日亦不可重来，舟山的“海洋时代”仍需时日。
1978年，国家正式在舟山设市，东海之滨的舟山群岛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时代”。2012～2017年，舟山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超过10%的速度增长；6年间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也卓有成效，2016年到访游客超过4600万人，年增长率接近19%。这座在古代政治家眼中“群山环峙，海港四通”的“涉险之处”，在西方航海家和传教士眼中的美丽海岛，终于找到了自己“美丽群岛，自在舟山”的确切定位。
普陀山是舟山群岛最靓丽的名片。首次来这里的人无不惊艳于这里建筑的恢弘和布局的精妙，无不迷恋于普济寺的山水相连和法雨寺的层层叠叠。这里景观丰富多样，在西天健步道能感受佛寺道观的和谐共处，在千步沙、百步沙能听闻游客们的惊声尖笑，在紫竹林、观音院能眼见红衣喇嘛的结队而行。19世纪末英国伦敦费赛尔公司出版的《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风俗》一书也说：“普陀被形容为人间天堂。
这个地方是一个风景区，以后一些宗教徒又去加以修饰。大约有三千信徒在那里过着独身的生活，那里有四百座庙宇，每座多附有住房和花园，和尚就住在这些房子里，寺庙的布置非常多，这个地方是全国文明的胜地。”
但如是二次三次前往，则可能会被普陀山的“静”深深打动。晴空里，普济寺前水池里的金鱼密密匝匝，几乎毫无空隙地布满水面，宛若上山的游客，但却各行其道，拥挤而不嘈杂。
靠左的荷池安然，荷叶出水很高，莲蓬也亭亭玉立，荷花已谢，或然睡去，一袭清梦里孕育着冬日的藕。没有鱼影重重，也没有游客争相喂食的噪杂，没有绽放的荷花，也没有摄影族簇围的闪光，斯为安静。夜色里，游客身影渐少，暗红色“南无观世音菩萨”影壁在灯影下愈加真切，“莲池印月非空非色，尘海藏天无古无今”，构成了一重静谧的空间。
晨间的普陀山博物馆，大门洞开，但不见香火，不是游客蜂拥之所。
馆内多宝塔历史悠久，传为元代高僧孚中云游募化所建。塔高五层，每层塔身都刻有四面佛像，肃穆悠然。山上普济寺大圆通殿前香客如织，偌大的空间里焚香四方礼拜的空间都显狭小。大殿内梵呗齐鸣，僧众各居其位，诵经祈福，音律抑扬有致，韵味悠长，仿佛清泉流入心境，令人坦然安详。殿前毗卢观音大士像，慈祥含笑，俯看座下云云众生，将度一切厄，救一切苦。两侧的善财、龙女稚气未脱，似为人性之初的纯善天真。
为人三千烦恼丝，世间太多贪痴嗔，若能如佛语“长使众生蒙利乐，只凭一念起修行”，尽管身外喧嚣无比，但心却能静如止水，长享安乐。
但普陀的静谧，着实源自曾经热闹的海外贸易和频繁的海外文化交流。作为舟山群岛东侧港口之一，普陀山在舟山群岛的贸易史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文献记载：“往时日本、高丽、新罗诸国皆由此取道，以候风信。”清代《普陀珞珈新志》也说：“普陀介在海中，开山皆晚。而普陀当海通之后，市舶上下。在昔莲池望洋而叹者，乃今凡夫搴裳可涉。”
良好的地理位置和出洋环境，让很多来往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中外客商、僧侣、使节选择从这里出入中国。甚至普陀山自身也诞生于这频繁的海外文化交流，康熙年间《增修南海普陀山志》“莲花洋”条记载：“旧志云，元丰中，倭人入贡，见大士灵异，欲载往其国。风浪大作，满洋生铁莲花，舟不能行。倭懅而还之，洋之得名以此。”文献记载的内容说的就是日本僧人慧锷从五台山迎请一尊观音菩萨想沿海路回国遇阻的故事。
慧锷因此认为是观音不肯东渡，于是将观音像留在山上，借用山民屋舍予以供奉，这就是最初的“不肯去观音院”。由唐至清的千余年间，这一座简陋的“不肯去观音院”发展成拥有四大寺、数百庵堂道观、近五千余僧侣、史称“震旦第一佛国”的宏大宗教圣地。
与舟山本岛的日新月异、热闹繁华相比，靠近宁波一侧的六横岛显得冷落而沉静。除了本地居民和几家造船厂的外来工人，几乎看不到游客的身影。六横岛面积不大，驾车行驶十多分钟就能来到海滩，这里小岛密布，碧浪金沙随处可见。知名的景点有悬山岛、龙头跳和王安石庙等，却唯独少了一份关于中国“海贼王”的记忆。
时间前移500年，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引领者葡萄牙人看中了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先是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货物仓库，经过数年经营，至明嘉靖年间，这座当时被称作“双屿岛”的弹丸之地，已经有“人口三千，其中葡萄牙人一千二百，房屋千余间，有医院两所，天主教堂六、七间”（见葡萄牙人平托的《远游记》）。
当葡萄牙、西班牙的舰队和航海家扬帆万里，在全球找寻贸易先机之时，东方的大门却越关越紧。
明太祖朱元璋忌惮于南方割据势力的海上军事力量，颁布了“寸板不得出海”的禁海令。嘉靖二年（1523），宁波市舶司发生了两拨日本朝贡船因争夺“正宗贡使”而相互残杀的“争贡事件”，又一次刺激了朝廷敏感的禁海神经。不久，福建、浙江等地的市舶司相继废止，本国商人渔民不得出海，番邦异国不得进贡入华。但一个“禁”字能拒绝青天白日的官方往来，却关不住夜晚来临之后的民间走私。
在那个大航海造就的繁荣世界贸易圈中，位于世界东方的中国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和商机。“孤悬海外”的双屿岛因其扼守多条航向要冲的交通条件，狭小到朝廷无暇以顾的规模，而迅速成为走私船只相聚交易的宝地。加上葡萄牙人的经营和李光头、徐海等江南“海盗”集团的鼎力参与，双屿岛呈现出一种少有的东方大商港的气势，史称“诱佛郎机夷，往来浙海，泊双屿港，私通贸易”。
据萧春雷先生研究，鼎盛时期，“双屿港还聚集了日本、马来、琉球、暹罗等国客商，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国际贸易中心。欧洲的自鸣钟、火器，南洋群岛的胡椒、香料，江南的丝绸、棉布、瓷器和数不清的白银都于此汇聚交易”。
“城头变幻大王旗”，双屿岛迎来了新的“海盗”头领汪直（又名王直）。汪直是徽州歙县人，据说读书不多，但目光如炬，喜欢结交侠士豪客。
朝廷“海禁”愈加严厉，却让他从中看到了机会，“中国法度禁严，动辄触禁，孰于海外逍遥”。机缘巧合加上卓越的眼光和过人的胆识，“往来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万资”的汪直迅速成为纵横中国东海、南海之间名副其实的“海贼王”。《明史》里有描述汪直自双屿岛去定海的场景：“直乃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头目人等俱大帽袍带，银顶青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居数日，如履无人之境。”
然而，“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的罪名实在太大，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右副都御使朱纨率精兵两千借着浓雾杀上双屿岛。此战官兵大胜，共斩获一千六百余海盗首级。战后，双屿岛上的房屋及港内船只悉数被焚毁，官兵凿沉商船，搬来巨石填塞港口，远东第一的“世贸中心”在存世20多年后就土崩瓦解。
随后浙江巡按监察御使胡宗宪统领浙江、南直隶、福建等处兵务，专职剿杀东南海盗。之后，汪直终为胡宗宪诱捕，并于1559年冬天遭到斩首。
远去了硝烟弥漫和战场厮杀，今天的六横岛平静安详。洋面上早已没有“倭船百余只”的热闹，甚至人们记忆与印象中的“海盗”也早已模糊。在与当地人的交流中，不管男女老少，对于徐海、汪直，对于500年前的六横岛上辉煌的国际范儿，大都没有什么印象。双屿岛湮灭后，明清两朝推行愈加严厉的海洋政策。葡萄牙人则将贸易阵地南移，选择了珠江口岸的澳门。一座城市在时代风云中陨落，另一座却在悄悄崛起，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事实上，关于明代倭难，对于海贼汪直，对于双屿岛那个短暂的辉煌，我们都需要重新思考。明末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指出：“若减边海条禁，以遂商贾贸迁……平价值以息其争，则利尽东海，墩堡无烟，岁抽其税，不可胜言，上可以益国家之赋，下可以宽东南之征，沿边征倭官军永以坐啸矣！”只可惜，拥有如此海洋思想的人无法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
今天，日本长崎县平户市松浦史料博物馆外竖立着一尊汪直的铜像，而六横岛，这个汪直曾经创造海外贸易辉煌的大本营，却空空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