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模式已成为原始创新的羁绊。过分强调团队的作用，对于理论研究和科学思想创新而言，鲜有真正的原始创新。为了获取科学思想和基础理论的原始创新，要彻底实施已在国际上几经验证的PI制度，不搞大项目，不搞大团队，以比较合理的强度支持45岁乃至40岁以下的个人独立自主地工作。取消多层级的“帽子”，对那些已取得初步原创成就的个人，实现稳定支持。
过去三十年以来，综合国力的提升加快了我国基础研究追赶世界领先水平的步伐。虽然我们在基础研究的若干分支点领先，但至今还无法形成全面超越的压倒态势，因为我们至今没有产生世界科学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基础理论和原创的科学思想。以上的认知应该是科技界大多数人士内心深处的共识。作者于上世纪90年代初短暂留学后即回国工作，亲历了我国近三十年来基础研究发展的各个阶段和科研模式的变迁。
对如何开展基础研究、培养基础研究型青年创新人才、实现真正原始创新等问题有一些个人理解和看法，现在坦率地讲出来供大家参考和思考。首先声明，以下论点只适用于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对于实验为主的研究和面向国家需求的科技攻关型的研究不完全适用。
首先指出的是，“卡”我国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脖子”的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模式。
基础理论的原创通常是少数人乃至个人攻坚克难和智慧创造，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理论工作方面发表文章平均作者数是2，而我国理论物理方面目前发表的文章平均作者数几乎达到5，这是十分不正常的。很难相信，在有5个作者以上的理论文章中，每一个作者都有实质性贡献。
这个现象背后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我国科技界对什么是实质性贡献有认知上的误区，过分强调团队的作用，把解决国家现实重大需求的“集体攻关”模式简单地移植到基础理论研究领域。
我来自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能够深切理解在国家主导下的“两弹一星”模式下团队的重要作用，但需求牵引的大科学工程创新模式不能简单地移植到单纯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去，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面对的问题是当时还没有答案的东西，并且无法判断能否在短期内得出结论。
当前我国政府部门出台的各种大力度的人才政策基本倾向于“功成名就”的杰出（资深）科学家。
例如，目前尚有口碑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原则上以较大的强度支持45岁以下、创造力旺盛的青年科学家，但现在获资助者平均年龄接近45岁（近10年平均年龄在42岁左右），“千人计划”的A类（创新人才长期项目）专家年龄也偏大，对于理论研究而言，大多创新年龄峰值已经过去。
统计数字表明，20世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做出主要获奖发现的年龄从22岁到六十几岁不等，平均年龄为37.4±8.1岁，其中理论物理学家的平均年龄为34.0±7.0岁，实验物理学家的平均年龄为38.2±7.9岁。
从整个20世纪来看，实验和理论物理学家的平均年龄没有明显的上升和下降趋势[1]，这个分析结果表明，有突破性的理论物理创造的年龄平均低于40岁，而我们当前着力支持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已远高于创造高峰的年龄。目前，能够获得更大力度支持的科学家基本都是50岁以上（例如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基础研究中心获得资助），而这样的年龄对基础理论研究来说已无优势可言。院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一般为终身荣誉。
有关部门不断强调院士年轻化，其潜在意思是希望这些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人脱离一线，担任学术领导。这些看似重视人才的举措，使得院士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小，而在第一线工作的中青年的创新峰值窗口期越来越窄。从学术创新的角度看，强调院士年轻化无疑是一种悖论。
有人也许会反驳上述分析，说年龄较大的科学家会通过学术“转移支付”方式支持年轻一代科学家。
理论上这样的说法没错，但实际工作中，国内有多少资深科学家不署名、不唯利，完全无偿地支持其团队中的年轻人？这种依附于团队（负责人）的支持使得年轻人无法独立，没有独立之精神，何谈原始之创造。可以说，创新能力优异的青年学者依附于资深科学家的团队，可能有利于其个人的“成长”和“未来职业生涯”，但这绝不等于有利于在基础科学上独立自主的创新。
在现实社会环境下，“特立独行”的青年学者很难得到他人的青睐，平庸的青年学者在团队的运作下不断获得各类“帽子”，是目前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如此普遍的“团队”现象多少背离了基础研究和科学思想原始创新的正确途径。
相对而言，“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的支持方式还比较成功，但由于更高层级“帽子”还存在，短时间完成项目取得一些好看的指标成了原本有意义的青年计划的外化或异化目标，严重影响面向重大科学问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
综上所述，对于理论研究和科学思想创新而言，中国式团队模式虽然可以多发好（杂志）文章，争取各种名目的奖项和“帽子”，为单位科研“GDP”争光，但鲜有真正的原始创新。君不见，学术会议上有多少团队负责人无法讲透自己作为通讯作者的工作，无法回答具体的科学问题。这里也有一个潜在的学风传承问题。若干年后那个曾经富于创新精神、肯埋头苦干实干的年轻人，也变成了讲不透自己团队工作的团队“负责人”。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我们不妨学习鲁迅先生提及的“拿来主义”。为了取得科学思想和基础理论的原始创新，要彻底实施已在国际上几经验证的PI制度，不搞大项目，不搞大团队，以比较合理的强度支持45岁乃至40岁以下的个人独立开展工作，减少“帽子”及其附带利益。对那些已取得初步原创成就的个人，实现稳定支持，让个人才华能够发挥，而不必过分依附于团队和学术思想已是昨日黄花的“大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