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88年博士毕业离开西北大学，1994年作为终身正教授返回母校。我是数学系唯一一个毕业于本校（无论本科、硕士或博士）的教师，这和国内高校的师资结构形成鲜明的对比。国内大部分学校有众多的校友留校任教，师徒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现象经常可见。这现象和当今学术界的近亲繁殖、派系争斗不无联系。
1993年春，西北大学数学系向文理学院院长Larry Dumas（不久后成为学校的Provost）强烈推荐招聘我回母校任教。Larry看了我的资料后发现我是西北校友，立即向数学系提了两个问题，要求数学系以书面形式答复。第一个问题是，夏是我们的毕业生，他的研究工作是否能扩展足够的新领域，而不是重复我们原先已经覆盖的方向？
第二个问题是，夏作为我们以前的学生，回来后会不会成为二等公民，无法坚持自己独立的立场？
数学系当即给Larry答复，夏的研究方向对于数学系来说是全新的，夏和他导师的研究领域也没有多少交集，即使在读博期间，他的研究完全独立，博士论文也是导师几年以后才读懂。另外，系里夸张地说，夏在读博期间我们就发现他特别优秀，那时就没有把他当成学生看待。现在系里投票罕见地全票支持他回来，完全没有可能成为二等公民，云云。
院长得到了满意的回答，启动了终身教授的招聘程序。三名非数学系的教授组成特别委员会，仔细阅读数学系的推荐材料及数学系收集的同行推荐信，进一步独立征集十多份另外的同行评价。当然评价的重点是科学贡献和国际学术界地位。西北历来并不看重文章篇数、引用次数、影响因子、科研经费等各种统计数据。两三个月后，特别委员会对院长写出内部报告，提出推荐意见，最后文理学院院长作出决定，并上报校长教务长审批。
我拿到西北大学的正式offer是在1993年秋天，我决定94年秋入职。到西北后参与了学校各级的招聘与晋升管理，参与了从文学、艺术、心理、哲学到物理、化学教授的tenure过程。我们对每一个教师的招聘、晋升都很认真、仔细、负责，每一次都是漫长的过程，今年年初我还作为特别委员会主任写了一份9页纸报告，推荐学校晋升一位教授（非数学系）。
每参与一次，我从中都能学到很多知识，尤其知道所涉及学科的全球发展状况，以及西北教授所处的江湖地位。当然如果在同一学术年龄层次不能做到全球顶尖的几个，在西北能留下的希望就不是很大。作为外行，我所做的就是征求足够多内行的意见，了解候选人的科学贡献及国际地位。
关于招聘，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一次数学系招聘，深觉值得与大家分享。
我的同事E教授的夫人S是另一所大学的知名教授，S在美国数学界人脉很好，有一定的影响，曾在美国数学学会任高职。S一直想加入西北大学，这一年提出了正式申请。系里开会讨论了几次，最强的反对声来自于资深的P教授。P和E、S夫妇是多年的好友。在系里由正教授参加的一次招聘会议上，P说，我好好看了材料，觉得S没有达到西北大学招聘的标准。当时E教授理所当然地回避了这次会议。
P接着说，我之前打电话给E，问了他一个简单的问题，“假如S不是你太太，你会不会还是赞成作为终身教授招她来西北？我只要你回答‘会’还是‘不会’”，当E支支吾吾想要回答时，我说，“我知道你的答案，不会的。因此，我反对招聘S，也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反对，同时希望你能理解。”
系里经过多轮讨论后投票，否定了S的招聘。此事过后P与E、S夫妇还是好友。
公事和私事分开，这是职业道德的最基本原则。美国一流学校之所以能保持一流，就是因为一流教授能守住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