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颁发给Allison和Honjo，引起热议。2018年10月1日，正值中国国庆节期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颁布，安德森癌症中心教授James Allison和日本京都大学教授Tasuku Honjo因肿瘤免疫治疗而均分荣誉。这项众望所归的抗癌成就，得到了科学界最崇高的荣誉。但如同很多诺贝尔奖的颁布往往伴随争议一样，这一次也不例外，尤其是在华人社会和学术圈。
为什么引起争议呢？为什么治疗效果远不及PD1/PD-L1抗体的CTLA4抗体疗法的发现者能独享一半诺贝尔奖？这次争议与诺奖的其他争议有何不同？
在笔者看来，目前人类崎岖而又辉煌的科学抗癌征程上有三项杰出的成就：第一是癌症预防，最典型的代表是笔者所在的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的Harald zur Hausen。第二大成就是靶向治疗，名气最大的当属因电影“我不是药神”而在中国流行的“伊马替尼”。第三大成就是今年的诺贝尔奖主角——免疫治疗，尤其是PD1/PD-L1抗体治疗，达到的临床效果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抗癌药物可与之争辉。
在诺贝尔奖宣布之后，已有很多中文和英文媒体对争议进行了报道，争议的当事人有的也进行了回应。笔者根据评奖委员会的角度来进行论述和讨论其颁奖人选择的理由是否合理，感兴趣的可阅读诺贝尔奖官方公布的详细资料。
CTLA-4的发现历程。诺奖委员会公布的阅读资料比较客观地阐述了他们眼中的免疫治疗的历史、沮丧、迷失。这个领域第一个关键分子是免疫负调控因子CTLA-4的发现。1987年，Pierre Golstain实验室克隆出CTLA-4基因，1994和1995年两篇论文报道CTLA-4是T细胞的负调控因子，这个结果让人想到可抑制CTLA-4来激活T细胞。
PD-1/PD-L1通路的发现。Honjo和麦德华一样都是免疫名家，有几项发现是教科书级别，他的实验室在1992年克隆了PD-1。之后Honjo发现PD-1基因敲除小鼠有微弱自体免疫疾病倾向，所以PD-1被认为是类似于CTLA-4的免疫负调控因子。
谁最早发现PD-1/PD-L1通路可抗肿瘤？问题的关键来了，谁第一个证明了阻断PD-1/PD-L1可抗肿瘤？这并非显而易见的问题。2002年6月，陈列平组在Nature Medicine报道了第一个靶向抑制PD-L1的肿瘤免疫实验结果。
为什么会导致误判呢？科学上判断谁做了什么不难，以发表文献为主。诺贝尔奖委员会把事实理得很清楚。但判断重要性非常困难。这不像用天平称重那么简单，里面有很多的主观因素，立场及不为人知的游说和个人利益。
如何提高华人学者的话语权？当然我们不能简单认为此次诺奖结果与陈列平华人的身份有关。华人社会在国外不争取集体的话语权众人皆知，以至于杨振宁曾发问，“是不是中国人有了一种心理伤害？”
声明：作者与文章中所提及的科学家无任何利害关系。本文成文过程中得到多位朋友的建议，不能一一列出，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