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诺奖授予Allison和Honjo，引同行热议。2018年10月1日正值国庆黄金周，诺奖周也随之开启。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电话声没有给我们带来惊喜，反倒是扰乱了很多人在黄金周应有的节奏，他们没有在旅途中享受美景，或在朋友圈晒风景照，而是对今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进行评点，中间不乏夹杂着些许遗憾，甚至是失落。
很多人认为今年的诺奖并不公正，并为华人学者、耶鲁大学教授陈列平没能获奖而感到不平。Nature杂志、知名媒体STAT也在第一时间关注了这一事件，罗列出不同学者的看法。究竟今年的诺奖是否公平，首先先回顾一下肿瘤免疫领域的发展概要。
来自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詹姆斯·艾里森（James Allison）和日本京都大学的本庶佑（Tasuku Honjo），因“通过抑制免疫负调节机制，发现了新的癌症治疗方法”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日本在新世纪里的19年，已经有18人摘得诺贝尔奖，距离其2001年提出的“50年30个诺贝尔奖”计划目标已不遥远了。
肿瘤是人类的顽疾，每年全球新增1800万肿瘤患者，另有960万人因肿瘤死亡，因此有人将肿瘤视为“众病之王”。中国也是癌症负担沉重的大国。自百时美贵宝和默克先后开发出了基于免疫检查点的重磅药物Opdivo和Keytruda后，越来越多的患者受益肿瘤免疫药物。肿瘤免疫治疗被视为自放疗、化疗以及靶向治疗后，癌症治疗的又一个突破。
肿瘤免疫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广泛认可，这得益于无数科学家在过去数十年里前赴后继的努力。此次获得诺奖的Allison和Honjo是这一领域的杰出代表，他们分别发现阻断CTLA-4通路，恢复免疫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以及发现PD-1分子，并在动物实验中，发现阻断PD-1通路可解除免疫细胞的抑制作用，恢复对肿瘤细胞的杀伤。
除此之外，还有数位在这一领域的关键性突破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如耶鲁大学教授陈列平、丹纳•法伯癌症研究院的Freeman等。此前我们也介绍了陈列平教授的工作，陈列平教授对肿瘤免疫的见解也罗列在文中，详情请见文末列表。为何他没有获得诺奖？如下罗列出不同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观点。
Allison的保时捷911，车牌号为CTLA-4 James Allison：能获得如此殊荣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是一名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通过我的工作的确影响力很多人，我认为这是最美妙的事情之一。它也是每个人的梦想。Tasuku Honjo：对于获得这一重要奖项我感到很荣幸。1992年，我发现了PD-1，我们的基础研究让后续的临床应用成为可能，它帮助了许多病患。
当我被康复的患者感激时，我真正地感到我们研究的重要性。
陈列平：我们都觉得这次发奖的逻辑混乱，首先CTLA-4并不是詹姆斯-艾利森发现的，而是法国人P Goldstein发现的，而CTLA-4的抑制作用也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免疫学家、Parker癌症治疗研究所（Parker Institute for CancerImmunotherapy）CEO Jeff Bluestone发现的，艾利森只是首次将其作用联到癌症治疗方面，这是他的贡献。
而本庶佑虽然发现了PD-1，但是机制并不是他发现的，肿瘤治疗更是与他无关。但这两位在宣传鼓动方面确实胜出我很多。所以我认为，对工作的宣传要比工作本身重要很多。
Freeman：我为自己的贡献被忽略感到失望。美国肿瘤研究所和Alpert基金会因PD-1/PD-L1将奖项颁发给Honjo、Freeman、Sharpe和LiepingChen才是正确的。
曹雪涛（南开大学校长）：我从心里真诚地表达对耶鲁大学华人免疫学家陈列平教授（福建医科大学毕业，中国医学院肿瘤医院硕士毕业）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华人免疫学家Tak Mak教授（出生于香港）的敬重。
陈列平教授在PD-L1(又称B7-H1)的发现并应用于肿瘤免疫治疗的杰出贡献，得到了国际免疫学界和肿瘤学界的公认，TakMak教授因独立发现CTLA-4的免疫抑制作用，并率先发现小鼠T细胞受体等一系列重大基础性成果而享誉国际免疫学界。很惋惜他们未获得今年的诺奖，但相信他们作为国际一流生物医学家，对人类健康所做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将永远载入生物医学发展史册。
王晓东：我对今年生理或医学奖的解读，Honjo的发现和抗癌药物无关，Allison的发现无法解释为啥PD-1如此重要。但两人得奖的真正原因是PD-1抗体是神药。而从理论到实践把PD-1抗体推到现在的是陈列平。王俊（耶鲁大学）：恭喜Allison和Honjo，他们都是免疫领域的先驱。Allison codiscovered TCR, Honjo还是AID的发现者。
而陈教授是肿瘤免疫领域的先驱，给肿瘤免疫免疫调节分子的奖不给陈教授，是诺奖委员会的重大失误。当年TLR的奖漏掉了同在耶鲁的Ruslan, DNA结构的奖漏掉了女性科学家Franklin（编者注：Franklin因卵巢癌于1958年过世，而因DNA双螺旋结构获奖的时间为1962年），他们的贡献值得称道。
A教授：陈列平的确是在1999年发现了B7-H1。但他的工作有两点问题。
（1）他当时不知道这是PD-L1，不知道B7-H1与PD1有相互作用；（2）他犯了一个错误，认为B7-H1是刺激T细胞的，这就将研究引上了岔路。所以，领域里的人不认为他发现了PD-L1是有原因的。2. Freeman在2000年特地去寻找PD1的配体，从而找到了PD-L1。他证明了PD-L1与PD1有相互作用，并且证明了PD-L1对T细胞的抑制作用。
这篇文章其实是Freeman为第一作者，Honjo为通讯作者。我估计Freeman当时是小教授，刚开始进入PD1的领域，而Honje已经是PD1领域的大牛了。所以Freeman找到PD-L1的克隆后，与Honje合作，证明了PD-L1的功能。3. 2001年，Freeman夫妇克隆了PD-L2.
B教授：陈列平1999年的paper认为B7H1是刺激T细胞增殖的，正好跟PD-L1的抑制作用相反，输给了Freeman/Honjo的JEM正确发现，Freeman的JEM的那篇文章通讯作者是Honjo。C教授：陈列平这篇clone PD-L1的文章，概念完全没有到位，错误地认为和其它B7家族一样，是正调控因子，这篇文章里没有任何cancer和tumor的字眼。
D教授：Honjo 1992年克隆PD-1之后就一直认为是T细胞活化的抑制性分子。Honjo 2000年的文章，完全正确的概念。
并且明确指出“PD-L1 is also expressed in some cancers, as three ESTs are fromhuman ovarian tu- mors. This raises the possibility that some tumors may usePD-L1 to inhibit an antitumor immune response。
E教授：陈列平是2003年之后推动anti-PD1在癌症治疗中的作用(2006年开始临床试验），确实有很大贡献，但他无法否认Honjo和Allison对他在这方面的概念影响和指引作用，毕竟他之前想错了。F教授：对那个时代研究T细胞的人来说，意识到存在负调控T细胞活化的因子（CTLA-4和PD-1）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突破。后来的癌症治疗实践中表明只有阻断T细胞的负调控因子才能治疗癌症。
这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看重东西，for thediscovery of cancer therapy by inhibition of negative immune regulation。
李斌（上海免疫学研究所副所长）：我个人觉得诺贝尔奖的特点是要让上的没争议，没上的不加评论，将来的科学史家会有客观判断，我们要向前看。
当前，尽管基于抗体的临床治疗尽管有很大突破，依然有很多病人并不能受益于这些抗体治疗，甚至有少数病人由于未知原因会导致肿瘤进展加速，机制不清。基于抗体的抗肿瘤免疫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对推动抗肿瘤免疫治疗是一件大好事。我推测基于细胞为载体的抗肿瘤免疫治疗还会另外有机会获奖，不过还需要更多的基础原创和临床研究。
娄实（百瑞鼎晖医药研究）：陈列平教授是美国培养的科学家，他的所有研究都是在美国学习、开展、发表的。他多次回国，却铩羽而归，这才是值得反思的。诺奖委员会在记者问答时回复：在肿瘤免疫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还有很多，但Allison和Honjo的贡献从他们中脱颖而出。
注：本文部分学者的观点未经本人确认，部分学者因为名字无法核实，所以用字母代替。曹雪涛老师的观点主要来自其科学网博文：诺奖启示：关注基础科学的支撑与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