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诺贝尔奖就要陆续公布了。117年来，诺贝尔奖以权威性和丰厚的奖金吸引了学界内外的关注。俗话说，不想得诺奖的科学家不是好梦想家。得诺奖先得有实力，有了实力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层层关卡，比过五关斩六将还难，不信咱今天就来盘一盘。第一关：时机关。驻守此关有三员大将：生得早，死得早，发力早。诺奖从1901开始颁发，生得太早，显然是得不到诺奖的。
比如牛顿同学，单单在物理方面的成就，保守估计够拿三个以上物理学奖。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在皇家铸币厂的工作，至少够得一个经济学奖。牛顿在1717年通过安妮女王法案创立了金币和银币之间的联系，非正式地把英镑从银本位转移到了金本位。牛顿因此获得女王授予的爵士身份——不是因为他对科学的贡献，而是因为这个意义非凡的伟大改革大大增加了英格兰的财富和金融稳定性。
比照物理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直到1969年才第一次颁奖，牛顿更没戏。
第二关：美人关。英雄难过美人关，而美人难过诺奖关。到目前为止颁发的近900项诺奖中，女性不到50人，占比不足6%。相比较而言，文学奖和和平奖的女性得主比例较高，都是大约八分之一；物理学奖的女性得主比例最低，只有1%。当然，从事科研的女性少，是女性得主少的主要原因。
如果按时间段来看，最近几十年的女性诺奖得主比诺奖刚开始的几十年增加特别多。所以女性当自强，多多得诺奖！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他俩在理论上证明了宇称不守恒原理。而该理论的实验者、另一位华裔女科学家吴健雄却没有得奖。按人数限制，吴健雄完全可以与李政道和杨振宁并列获奖。
美国物理学界的泰斗奥本海默公开表示对颁奖结果感到不公平，他认为证明宇称不守恒有三个人的功劳最大，除了李、杨之外就是吴健雄，而且特别强调不可忽视吴健雄的功劳。
第三关：大佬关。学术圈有大佬，有大佬就有江湖。诺奖历史上发生过因学术理念不同而被大佬阻挠得奖的例子，最广为人知的受害者就是门捷列夫。1905年门捷列夫成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
本来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授予他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然而，化学家阿伦乌尼斯（Svante Arrhenius，1903年化学奖得主）强烈反对门捷列夫得奖，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门捷列夫对阿伦乌尼斯的溶解理论有很多批评。虽然阿伦乌尼斯不是委员会成员，但他当时是瑞典化学界一言九鼎的大佬。在他强烈反对下，门捷列夫在1905、1906两年与诺奖失之交臂。
1907年2月门捷列夫去世，永远失去了得到诺贝尔化学奖的机会。
第四关：方向关。男怕入错行，得诺奖也看行当。诺贝尔没有数学奖，这碗冷饭已炒过多年。其实最近一百年，现代科学爆炸式发展，涵盖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很多确实是诺贝尔本人在当时无法预知的，除数学奖之外，还有不少学科也是注定与诺奖无缘。2009年，包括一名诺奖得主在内的十位科学家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诺贝尔奖增设新学科奖项。
他们援引1968年增设“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先例，说明增设奖项并非破坏规矩，而是与时俱进。该请求最终遭拒——诺奖委员会认为现有奖项足以囊括当今文明的发展。
第五关：人数关。这关恐怕是诺奖道路上最难过的一关。众所周知，诺贝尔奖除了只颁发给在世的人之外，还有名额限制：最多三人。所以如果一个重要研究其开创者太多的话，那就有倒霉蛋得不到诺奖了。
诺奖历史上最著名的“第四人”非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莫属。196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onaga）、施温格（Julian Schwinger）和费曼（Richard P. Feynman）分享。三人共同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做出基础性的工作。
费曼发明了路径积分，施温格使用一种复杂的“微分”，朝永振一郎则提出超多时理论，三人用不同的“重整化”的方法在各自分支上解决了发散问题。这些方法是不是等价的呢？当然是！戴森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深刻理解了这三种方法，通过更深入的分析和高阶计算将该理论最终完善起来。物理学界认定戴森应同为“量子电动力学”的奠基人，但戴森最终未获诺奖。
第六关：孔方关。
都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在追逐诺奖的路上，任你本事再大，没有孔方兄罩着那是万万不能的。说到钱，那得说说2008年诺奖成果绿色荧光蛋白的故事。绿色荧光蛋白研究其实最早开始于美国化学家道格拉斯·普瑞泽（Douglas C. Prasher）。普瑞泽是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克隆绿色荧光蛋白（GFP）并且完成基因测序的研究者。
他无私地将自己的成果与马丁·查尔菲（Martin Chalfie）和钱永健进行了探讨和分享。他还天才地预言，可以利用GFP当做生物化学系统的示踪剂，来对大量的生物分子进行定位。然而这位天才的研究者在学界停留的时间却非常短暂，因为没钱。虽然普瑞泽最终成功克隆了绿色荧光蛋白的编码基因，但遗憾的是，他没有申请到其他的研究经费，无法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他也没能顺利从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只好关闭自己的实验室，到别人的实验室工作。但这家实验室的条件十分恶劣，普瑞泽不得不离开。后来他又到阿拉巴马州的一家分包商那里工作。只经过了短短一年半的时间，这家公司决定取消正在进行研究的生物项目，普瑞泽失业了。为了维持生活，他成为一名巴士司机，时薪不到10美元。
好在，马丁·查尔菲（Martin Chalfie）和钱永健因为绿色荧光蛋白的研究获得了诺奖（还有一个获奖者是日本科学家下村脩）！普瑞泽来到钱永健的实验室重新进行荧光蛋白的研究，这回他不用再为经费发愁了。这个看似喜剧的结尾，其实是一个没钱导致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