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夫·格林斯潘（Ralph Greenspan）是我的博士导师。过去的四年多里，我有幸在他的实验室参与果蝇神经与行为学的课题研究。果蝇遗传学研究领域的“红宝书”——Fly Push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rosophila Genetics就是劳夫所写。劳夫的导师正是今年诺奖得主——杰夫·霍尔（Jeff C Hall）。
最近我和劳夫一同吃饭时，聊到了许多关于杰夫·霍尔有趣的事情，遂决定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21世纪初，学术界世风日下的各种荒谬行为让杰夫萌生退意。那段日子里，杰夫写了许多基金申请书，却没有一份得到积极的答复。2007年，在六十出头的年纪，杰夫无奈地关闭了实验室，提前结束了科研生涯。2008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没好气地说:“那些明星范儿的教授掌握了太多资源和钱，却不知道怎么做出好成果！”关闭实验室之后的杰夫，对自己生活多年的波士顿也产生了厌倦，索性在缅因州中部的剑桥镇买了一大块农场。这个小
镇方圆五十平方公里，总人口为410人。前不久，杰夫在接受诺贝尔奖基金会采访时，说自己“住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一点都没有夸张。这个小镇恐怕是世界上诺贝尔奖得主密度最高的地方了（1/410）。
劳夫酷爱阅读。1968年，18岁的劳夫考入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读英语文学。那几年的美国历史并不平凡。
1968年3月，美军对越南广义省美莱村的平民实施惨绝人寰的屠殺，史称“美莱村屠杀(My Lai Massacre)”。该事件发生后被美国封锁消息长达一年多。1969年11月12日，美国记者西莫·赫许（Seymour Hersh）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上刊登长文，第一次详细报道了美莱村屠杀事件。那篇报道点燃了美国境内反战情绪（西莫赫许因该文于1970年获得普利策奖）。
在这股反战浪潮中，大二学生劳夫决定退学，加入纽约的一家反战运动组织，投身于反战运动的宣传工作。
当越战趋近尾声，反战运动似乎取得了成效时，劳夫终于开始考虑越战以外的事情，包括重返校园。他先在波士顿的一家工厂当临时工，同时开始琢磨要去大学读什么专业。工厂里有个工友当时在读《寂静的春天》，有时候会跟劳夫讨论。劳夫意识到，环境和生态领域充满了各种各样令人担忧的问题，或许是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他又听说工厂附近的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有生态学的课程与专业，就到布兰代斯大学登记入学了。
可是，当时布兰代斯大学并没有系统的生态学专业，倒是有一个分子、细胞、神经方向的生物学专业。劳夫想，生态学和生物学应该差不多吧，于是决定学生物学。当然，他很快发现两个学科其实不是一回事儿，不过既然开始学了，那就试试看吧。劳夫快毕业时，他听说系里来了位叫杰夫·霍尔的新教授。
在这之前，劳夫认识一个同名的人，是他哥哥的大学同学。满怀好奇的劳夫打算一探究竟。来到杰夫的实验室，劳夫惊讶地发现这个杰夫正是他认识的那个人。
那时候杰夫刚当上布兰代斯大学的助理教授。受到博士后导师塞穆尔·本泽(Seymour Benzer)的影响，他决定继续用果蝇作为模式动物，开始了作为独立研究员的科研工作。第一次见面，杰夫热情洋溢地赞美了果蝇数不尽的优点，包括如何用果蝇研究众多生物学问题。
这次见面影响深远——劳夫决定要继续读生物学博士，并在杰夫实验室做第一个轮转（轮转制度是科学类——尤其是生物学——博士课程中的一大特色，学生可以先选择几个实验室分别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定下来完成博士论文的实验室）。
而劳夫原本的打算是先在杰夫的实验室轮转一段时间，然后再去隔壁实验室轮转，隔壁实验室的掌门人是迈克尔·罗斯巴，后来跟杰夫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位。然而这件事不知为何不了了之。就这样，劳夫在杰夫的实验室轮转结束后，被杰夫“忽悠”成功，成为了杰夫的首批弟子（1974年-1979年）。
在做研究的几十年里，杰夫没拿过什么奖，还时常为经费头疼。他的工资并不丰厚，但还算够用。生性慷慨的他经常带实验室的人下馆子，并主动要求请客。大家都很不好意思，总觉得这样会把老板吃穷。杰夫并不介意，他总说“我一单身教授，没什么爱好，钱也没地儿花，大家别客气”。
杰夫是有爱好的。据我所知，他至少有两件特别热爱的事情。第一件是摩托车。获得诺贝尔奖后，他在缅因州的家中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镜头前的他穿着一件哈雷的短袖衫。杰夫拥有好几款哈雷公司出品的摩托车。关闭实验室前后那几年，他在缅因大学谋了个比较清闲的名誉教职。学生们偶尔能看见他“轰轰轰”地骑着摩托车，从“荒无人烟”的80公里以外的家风尘仆仆地赶来学校。
另一件让杰夫着迷的是美国南北战争。
1983年，他有机会参观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葛底斯堡战役遗址，自那之后便沉迷于南北战争史不能自拔。1994年，他已在内战爱好者圈子里小有名气，成功地邀请并带领250名普林斯顿分子生物学者参加了葛底斯堡战役遗址一日游，参与者们都获得了杰夫自制的遗址地图。
2003年，杰夫出版了一本关于葛底斯堡战役的书：The Stand of the U.S. Army at Gettysburg（《美国联邦军在葛底斯堡的站位》）（该书在亚马逊有售,见参考文献[7]）。该书中有168张关于葛底斯堡战役的具体地形与战略地图，以及115张相关数据表格。在这二十几年里，杰夫甚至在布兰代斯大学历史系开设过一门关于葛底斯堡战役的本科生课程。
劳夫从杰夫的实验室毕业后，先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做博士后研究，后来也当上了助理教授并自立门户，专注于果蝇的神经系统的研究。凭借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独特的选题眼光，他的研究经费的申请较为顺利。也因为这样，他时常担心着导师杰夫——杰夫生性不喜名利，很少主动去争取奖项或经费。杰夫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缅因州乡下的房子上面。
听说杰夫打算隐居，劳夫觉得似乎能尽绵薄之力，帮一下杰夫。
劳夫第一次撰文提名杰夫是在2003年。他给美国遗传学会写了一封提名信。信中提到，杰夫对遗传学做出了两项重要的贡献：一是对果蝇求偶行为遗传学机理的研究工作，二是对于生物节律现象的分子学机理的贡献。其中第二项工作并不在计划之中。在研究果蝇突变体的求偶行为时，杰夫注意到某个雄性突变体求偶唱歌的频率周期有点特别，明显比其他雄性的歌唱频率周期要短。
杰夫突发奇想，认为这个突变体歌唱的频率周期可能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周期，比如说生物节律的周期，由此开启了他对生物节律的分子生物学机制的探索。那一年，杰夫获得了美国遗传学会的学会大奖（Genetic Society of America Medal）。
那次提名后，劳夫似乎上了瘾，开始不断地给各大基金会和奖项写信提名杰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物节律现象是相当小众的研究领域，大部分研究人员都难以拿到经费。
但是劳夫知道杰夫的工作至关重要，并且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劳夫决定重点放在杰夫在生物节律领域所作出的工作。于是，在随后的所有提名信里，劳夫都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杰夫·霍尔，及其同事迈克尔·罗斯巴、同行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三人在生物节律领域里的贡献。劳夫强调，如果颁奖，杰夫和另外两位同行值得同时获奖。
2009年他把这封提名信送到了向古博基金会（Gruber Foundation）；2011年他把这封提名信送到了霍威茨奖基金会（Louisa Gross Horwitz Prize）；2012年他把这封提名信送到了盖尔德纳奖基金会（Gairdner International Award）；2013年他把这封提名信送到了邵逸夫奖基金会（The Shaw Prize）与威利生物医学奖基金会（Wiley Prize in Biomedical Sciences）。
杰夫·霍尔，迈克尔·罗斯巴，以及迈克尔·杨获得了以上所有奖项。事实上，劳夫还连续五年向拉斯克奖基金会（Lasker Award）提名三人，可惜从未成功。
劳夫告诉我，诺贝尔奖基金会要求提名人必须受到基金会的提名邀请才可提名。劳夫未曾收到过提名邀请，无法向诺奖委员会提名杰夫。但是他说，如果收到邀请的话，他一定会再次提名杰夫三人。2017年10月2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向全世界公布，这一年的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授予杰夫·霍尔，迈克尔·罗斯巴，以及迈克尔·杨三人。
得到消息后，布兰代斯大学著名神经生物学家艾娃·马德（Eve Marder）打电话给劳夫，祝贺他终于把他们三人“捧”成了诺奖。如果没有劳夫多年孜孜不倦地向各大委员会提名杰夫三人的话，作为一个小众领域，生物节律可能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与认可。劳夫笑称：我终于不用再继续为了提名工作而奔波了！
(I can finally retire from this nomination business)！
43年前，刚刚当上助理教授的杰夫大概不会想到，他的一位学生在未来会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提名，最后把自己无心插柳的研究结果踢进诺贝尔奖的球门。
所有曾经跟杰夫共事过的人在知道杰夫获奖后，都激动地给以前的同事群发邮件追忆当年。但是杰夫看不到那些邮件，也从来没有回复过。杰夫住的地方网络不稳定，手机信号几乎是零，唯一稳定的通讯方式是座机电话。杰夫从未结婚，也没有小孩。今年十二月初，诺奖颁奖典礼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杰夫没有家属陪同出席。劳夫则很兴奋，他说他想陪同杰夫一起去。我想，杰夫是不会拒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