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在江苏海门的一隅偏僻之地，由百奥赛图主办的模式动物与医药产业大会上突降一位神秘嘉宾，他就是杨志博士。现场大多数听众对他并不熟悉，但是当他在一个多小时里娓娓道来自己的“传奇”人生时，很多人都被这位CUSBEA首届访美学者从科学家到企业家，再转变成投资人的经历所吸引。南方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傅新元曾经说，“杨志是我在CUSBEA训练时的室友，也是我在洛克菲勒大学工作时的同事。
我们俩经常凌晨两三点还在实验室讨论科研。他是我见过的最具有原创力的科学家之一，仅仅做投资，实在可惜了！”
三十多年前，杨志博士以首届CUSB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访美学者身份出国留学，曾怀揣着“要扛一个诺贝尔奖回来”的壮志雄心。可当他从美国生命科学领域的顶尖学府洛克菲勒大学获得教职后，发现自己连生存都成问题，于是不得不跳离学术界进入工业界，之后又因为各种机缘巧合跳入投资领域，成为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投资人。
在生物行业里摸爬滚打二十余年，杨志找到了一条非同寻常之路，从“不成功”走向“成功”。
他说，“创业是一个九死一生的昂贵游戏，是一个由死向生的过程。成功是小概率事件，不成功则是大概率事件。”在他60多年的人生履历中，经历过许多“不成功”的事，也做过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选择：插过队，下过乡，参加了1977年恢复的高考；通过CUSBEA项目，成为首届访美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却又全身而退。每一次人生角色的重大转变，他称之为“走投无路、逼上梁山”后的艰难抉择。
1955年，杨志出生于北京。当年他在插队时，就是一个不太“安分”的人，既是顽皮少年，也是带领一个山村、有勇有谋的生产队队长。在这期间，杨志经历了许多“传奇”故事。当年他为解决村民喝水难的问题，差点把自己的性命丢掉。
“插完队回城时，很多同学都分配了好工作，我却被分配到北京全聚德饭店，”杨志回忆道，“我家所有的亲戚都在笑话我，当时我感觉人生很低潮”。这也迫使他突破困境，向另一个方向转变：进入大学学习。当“知识的春天”来临时，他抓住高考的机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武汉大学77级病毒系的一名大学生。
“上大学时，我犯了一个‘错’：谈恋爱。因此老师总认为我的思想有问题。毕业时，很多同学都能够分配好的工作，而我只能去一个小县城的卫生防疫站。”杨志说，“可我不想去，于是对老师说要去西藏。”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好去西藏的准备和打算，为了最后一搏，他只好选择去考研究生，以免真的要分配到西藏工作，最终，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生。
由于英语成绩突出，“比有些英语专业的人考得还好”，再加上总分第一，于是杨志被医学科学院推荐去考CUSBEA项目，当时这个项目由全国各科研单位推荐学生参加考试，只有前几名的学生才有这样的机会。CUSBEA项目由已故著名美籍华裔生物学家吴瑞发起，先后向美国输送了400多名优秀学子，如今他们中的很多人已是全球知名院校的教授、企业高管或投资人。
为中国生命科学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2年，杨志作为CUSBEA首届学者中的一员，前往美国留学。“当时国家派了四十多人去美国各大高校学习生物学。国家给我们的任务很简单：扛一个诺贝尔奖回来。所以当时所有出去的学生都有一个使命：就是为国争光，不要给国家抹黑。”杨志说。
来到美国，他怀揣着中国医学科学院给哈佛大学华裔生物学家Alice Huang的一封信，来到了哈佛大学。Alice Huang的中文名叫黄诗厚，其父亲是一名中国孤儿，后被美国传教士收养，带到美国，之后又回到中国传教。黄诗厚出生于江西南昌，后回美国求学。她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微生物学家，还是大名鼎鼎、诺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的妻子。
当杨志见到黄诗厚时，她当即表示，“我认你做我的学生。”随后，杨志便开始了在哈佛大学的求学生涯。当时这里汇聚了许多至今仍在影响生命科学发展的天才科学家。他回忆道，“当时哈佛大学生物系主任沃尔特·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是我的论文委员会主席，我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巴尔的摩是吉尔伯特的学生，而吉尔伯特又是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的得意弟子。”
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他的人生开始跟一众出色的生物学家有了交集。先后获得微生物硕士以及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后，1990年，杨志与巴尔的摩一起来到了蜚声世界的纽约洛克菲勒大学工作，他的职位是助理教授，巴尔的摩则任该校校长。在那个年代，能在国外高等学府求学已是出类拔萃，而在其中任教者更是凤毛麟角。然而，杨志同样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学术青椒”面临的生存问题。
“洛克菲勒大学位于纽约曼哈顿区。
当时在纽约住房很贵，尤其是在第一大街、富人区那块。我每月的工资的2/3都进了房租，我不得不向校方提出申请补助”，杨志无奈地表示，“我成了贫困户，剩下的钱，刚刚够吃饭。”这也为他日后离开学术界，跳入工业界，埋下了伏笔。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加速了他的这一选择。“我当时其实还有一点存款，但我太太一时眼拙，被纽约的诈骗团伙骗了，卷走了全部存款。当时情况变得很危急，我家老二又出生了。”
面对这种情况，校长巴尔的摩也在帮他出主意，杨志回忆，“当时巴尔的摩对我说，你有一个同班同学，在加州做得挺不错。过两天，他来纽约跑马拉松。你们到时候可以谈谈。”事实上，杨志当时对工业界没有太大兴趣，但他坦言，面对3.5倍于他的教学工资时，他心动了。于是“我从洛克菲勒大学借了5000美元，把家人从纽约接到了加州。”杨志无奈地表示，“虽然我想做学术研究，但我完全破产了。这是被逼上的梁山。”
“但结果也不一定是坏事，这家公司一年后就在纳斯达克上市。又过了一年，就卖给了一家名为山德士的公司，现为诺华。我手里的期权让我有了第一桶金。从此上了梁山泊，当了梁山的好汉。”杨志笑道。
之后杨志进入了投资领域，成为一名投资人，做得也风生水起。在被投资企业家眼里，“杨志是一个非常睿智、非常果断的投资人。他渊博的学术功底使其能够跟创业者在公司发展决策上形成共鸣，从而减少沟通成本。”百奥赛图创始人沈月雷博士表示。
“2000年至2005年，我投了13家企业，其中三家企业的创始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杨志表示。这三位分别是吉尔伯特（Memory Pharmaceuticals, Paratek Pharmaceuticals），鲍勃·霍维茨（Bob Horvitz，Idun Pharmaceuticals）和埃尔克·坎德尔（Eric Kandel，Memory Pharmaceuticals）。
投资Idun制药公司的故事，让杨志至今印象深刻。但当时公司的LP（有限合伙人）认为，投资Idun公司风险很大。但高风险的背后，也意味着获高额的回报。Idun制药公司的创始人是诺奖得主鲍勃·霍维茨（2002年获得诺奖）。1999年，这家在细胞凋亡领域有300多项专利的公司准备上市，当时估值8亿美元。但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出现了，很多大公司都不再需要它的服务。
由于缺现金，投资公司只给它1.5亿美元的估值。
杨志说，“霍维茨觉得太低，没有接受。到后面，就没人拜访他们，再后来他们的资金链快要断了。在这种情况下，霍维茨急了，四处找人投资。”杨志把握住了这个机会。“我当时压低估值，跟霍维茨说，给他2500万的估值。他考虑了一下，接受了。
”但这个决策对杨志所在的投资公司来说，并非是件好事，因为他的公司当时还非常小，公司的有限合伙人认为他“承担了一个巨大的风险”，这是因为“当时我向霍维茨承诺，如果没有其他公司一起参投，我要为这个项目兜底。”杨志表示。
“有时候，逼上梁山也需要靠一点运气。”杨志说。但当时他其实也有些着急，不断邀请大投资公司参与进来，由于他的公司没名气，大多数邀请都石沉大海。
等了一个多月，转机突然来了，霍维茨因发现细胞程序性凋亡机制，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于是采访的媒体纷至沓来，“当时有记者问霍维茨，这些发现未来能干什么，他说，可以用来攻克癌症或其他疾病。他还说，在圣地亚哥他有家Idun公司正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杨志说，“采访登报后，很多人都找到了我们，都想投资这家公司。”
这轮投资完成后大约一年半，辉瑞花了3.75亿美元收购了Idun公司。回忆这段往事，杨志说，“有时候遇到困境，多坚持一下，也许就会有柳暗花明的时候。”
早在10多年前，杨志创立了百奥维达中国（BioVeda China Fund）。截至目前，他在国内投资了40家企业，对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优势与弊端非常清楚，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近几年，国内生命科学领域创业的整体势头蔚为可观，科学家创立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大力鼓励研究者转化自己的项目。
对此，杨志认为，“现在出台政策鼓励科学家创业，我觉得没必要。
只要把政策放在那里就行，所有的人都去经商，沉淀就少了，科研实力就差了。实际上，更要鼓励基础科研。”“现在这个领域还比较浮躁，科学家也比较浮躁。美国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努力，才把这个领域真正弄清楚，并结出经济的果实。我们现在还是在学日本的做法：如何弯道超车。弯道超车，可以用cut corner来讲，它也有投机取巧的意思。
中国要想在生物医药领域超过美国，一定要像当年的美国一样，沉淀自己，一定要有持续的投入。这就像当年红军长征一样，无论多大损失，一定要到达陕北。到了陕北，三军尽开颜。”杨志说道。
但与此同时，他对国内生物医药产业的前景充满乐观，“投资人都愿意投出一个基因泰克、安进、辉瑞，中国有这个机会。我觉得她现在还是一张白纸，谁最后胜出，谁主沉浮，仍旧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