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3日，伊朗航空IR655号班机被美国海军的导弹巡洋舰文森尼斯号击落，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事后，在美国国会的第二次听证会上，四名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席听证会的行为学家们围绕“检验人为因素例如压力对船员判断力的影响”这个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最终却得出令人咋舌的结论：“我们对于哪些决定受到压力环境影响，以及高压环境对决策的影响方式这些问题，几乎一无所知。
”正是这次事件之后，人类压力反应的研究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因此有人把上世纪90年代称为“压力年代”。
压力使注意范围变窄。早期关于压力对决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时间压力这个主题下。1954年Flanagan的研究显示，在与风险决策有关的情境下，时间压力会使人变得更加小心翼翼，此时人的决策重心会更加放在避免损失上，从而发展出回避风险的行为。
也就是说，人们在重大事件压力下会缩小注意力范围，只聚焦在关键性的问题和元素上。这种注意力的局限有可能是坏事，因为它会让人忽视其他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它也可以消除不重要因素的影响，使得最重要的情报脱颖而出。这也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相关信息缺少的情况下，文森尼斯号的舰长更愿意相信IR655号是一艘战斗机，而忽视了它是民航的极大可能性，因为自保永远是第一位的。
1993年，Dorner和Pfeifer召集了40名被试进行一个电脑模拟的森林大火消防任务，其中一半被试处于压力状态（被令人烦扰的噪音包围），而另一半被试则没有任何噪音干扰，可以专注在任务上。整个任务持续5个小时，困难程度在实验过程中不断变化。实验结果很有意思：压力组和非压力组的表现基本相同，但是压力情况下被试更关注在关键问题上，而非压力情况下被试则能够思考的更加深入。
这就导致了压力组的被试在决定优先任务时犯错更少，而无压力组的被试在控制火情的任务上表现更优秀。
2012年，Vickers和Lewinski为资深警察和菜鸟警察播放了一段1分钟视频，包括7秒钟镜头切入房间，45秒钟呈现一个壮年人坐在桌边抱怨自己被无缘无故监禁3天，然后越说越愤怒，最后一拳头锤在桌上，同时从怀里掏出一把枪（或者手机），用右手向警察开枪（或者开始打电话）。
视频中会有很短暂的时间将警察的视线定位在事件相关的标志信息上，例如男子的右手，外衣等。结果显示，资深警察无论在判断情况的准确率还是控制形势的速度方面都大大超过了菜鸟警察，说明了经验的重要性。
而在最初的7秒钟里，资深警察的目光更多锁定在壮年男子外衣下有可能藏枪的地方，这很可能导致了他们更快的进行预判和行动；而菜鸟警察在决定开枪的情境下，不但反应速度远远慢于资深警察，更花费了一定时间把注意力从男子身上转移到了自己的手枪上，进一步减慢了他们的反应。这个研究告诉我们，同样是压力下狭窄的注意范围，经验却可以改变我们注意的焦点。
南加州大学的Lighthall等人在2012年的一个实验中发现，当面对急性压力时，男性相比女性在进行风险决策时会更快的进行选择，并且更多的进行风险行为以获取更多报酬。2016年，Tinghoeg等人在瑞典、奥地利和美国对超过1400名被试进行了一系列决策实验，发现相比于女性被试，男性被试在进行和道德相关的决策任务时更容易表现出功利主义和自私的行为。
Rand等人在对13个类似研究进行元分析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当有压力存在需要用直觉进行快速选择时，女性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并且这种利他行为还受到外在性别角色的影响，例如当女性认为自己具有更多的男性特质而不是女性特质，这些“女汉子”在进行决策任务时的利他行为就会减少。Rand提出了一个社会启发假设：受到生理和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男性和女性使用“不同的道德声音说话”。
社会环境对于男性的期待是使用客观逻辑和推理来进行决策，而对于女性的期待则是同理心和利他主义。由于从小在这种社会期待下长大，符合社会期待的行为容易受到奖励，而违背社会期待的行为容易受到惩罚，所以在潜意识层面，男性和女性也会因为受制于这种社会角色定位而表现出不同的倾向。
男性和女性在面对压力时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在一个世纪以前，心理学家沃尔特·坎农提出了著名的“战或逃”模型。
他认为，当压力不期而至时，人和动物的行为反应基本可以归纳为两类，要么奋起反抗，要么落荒而逃。这个理论直到现在还广为流传，尽管在2000年时哈佛大学的Shelley E. Taylor曾经对它进行过挑战。
Taylor基于一名女性的经验提出了“照料和结盟”模型：当面临压力的时候，女性通常会花更多时间去照顾脆弱的子女，寻找社会支持，此时帮助子女度过难关才是她们最首要的关注点；而男性则倾向于从家庭生活中抽身。Tylor还发现，女性的这种寻求社会支持的倾向很可能和体内的催产素水平有关。
她发现在急性压力下，女性体内的催产素能够和雌激素结合，诱发女性寻求归属感的行为，并且体内的催产素含量越高，女性在压力下就越是平静，焦虑水平也低，这对于她们照顾孩子十分有利。
经历社会压力时，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与社会（环境）的格格不入或者矛盾，甚或是我们的言行和别人对我们的期待不相符合，正是这种对社交风险的忧虑导致了压力情绪。在我们的大脑中，负责探测这种格格不入或矛盾的是叫做背前侧扣带回皮层的脑区。
我们之所以会畏惧这种社交尴尬，主要还是担心后果——违背了社会或者他人的期待很可能导致社交隔离，受到他人的排斥；而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种压力，迎合他人的期待，我们的社会地位则有可能提高，因此获得有形或无形的奖赏。研究显示，当人们顺从社会压力的影响而获得奖赏时，大脑中主要负责奖赏加工的腹侧纹状体会显著激活；而当人们顺从社会压力的影响而逃避惩罚时，大脑中主要负责情绪调节的杏仁核会显著激活。
2015年，美国的Chen等人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在虚拟现实实验室模拟了车流中开车转向的场景，志愿者需要在迎面而来川流不息的车队中快速找到10个安全的空档进行左转。其中一部分志愿者的“车”后紧跟着另一辆红色小轿车，车主人十分不耐烦志愿者停车的行为，充满攻击性的狂按喇叭制造噪音，这就是模拟的社会压力情境。
实验中的志愿者是大脑腹中侧前额叶受损的患者，和实验者们预计的相似，因为VMPFC和前面提到的背前侧扣带回皮层、腹侧纹状体以及杏仁核有结构和功能上的紧密连接，并且在调节奖励和惩罚的结果评估、控制情绪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VMPFC受损的患者在社会压力情况下更容易选择风险系数更大、更不安全的空档进行左转。
由此可见，当处于社会压力下时，VMPFC负责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处理多种选择或目标，进行深度的认知加工。如果没有VMPFC进行“理性评估和判断”，我们就会倾向于受到那些显而易见的、带有显著情绪特点的、立刻就能呈现的目标的影响（例如对社会压力进行回应），而会忽视内隐的、需要长时间才会有结果的选择（例如安全驾驶）。
美剧《国土安全》里有一段情节相信让很多人都印象深刻。
当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被恐怖分子占领时，中情局的局长带着重要线人的档案和其他人一起躲进了封锁的房间里。恐怖分子在门外用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性命要挟，逼里面的人交出“叛徒”档案。政客出身的CIA局长最终还是没办法无视恐怖分子的杀戮，选择打开门交出档案，即使他身边的人都在劝阻他这样做不但救不了外面的人，还会让门里所有的人都送命。
但是显然这个时候局长的VMPFC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没能让他看到长远的“大局”，而更加关注在眼前即将消失的生命上。我们能责怪他对于一个生命的尊重吗？我们能原谅他对于其他生命的无视吗？如果面对生死压力的人是你，你又会怎么做呢？
所幸，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像那位局长一样，需要在死亡的压力下进行选择。更没有人会经历本文开头那场惨剧中，战舰舰长所进行的进攻还是防守的艰难抉择。
但是在生活中，压力却无处不在，不论是社会压力、时间压力还是环境压力，我们都可能面临着需要迅速评估形势、没有时间思考后果、先下手为强的全凭直觉的选择。
当然，压力的来源是很复杂的，需要进行选择的情境同样无法一概而论，影响我们做出选择的因素也非常多，本文只能涉及一二，但是就像那个资深警察和菜鸟警察的实验所揭示的，我们即使不能改变环境，至少能够提高我们的生存技能，经历更多的人和事来积攒经验，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在压力下做出更加有利的选择。面对未来的压力，你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