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却不用做诺贝尔的囚徒，那该多好啊！
Alan G. MacDiarmid（1927-2007）撰文｜王鸿飞（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
我1996-1999年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系做博士后，办公室和实验室都在化学楼一个街区之外的物质结构研究实验室（The Laboratory for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of Matter，LRSM），只有听报告和到图书馆的时候去化学楼。
所以令我吃惊的是，2000年初我在中科院化学所最棒的厕所碰到宾大化学系Alan G. MacDiarmid教授时，他对我说：“I think that I knew you somewhere before.” 于是我们就在厕所门口寒暄了几句有关宾大化学系和我的导师戴海龙教授的事情，那时候海龙还在做系主任。
他最后说：“Next week when I am at home, I'll tell Hai-lung that I meet you in Beijing. It' so wonderful to unexpectedly meet somebody you can connect with after such a long travel!” 2000年初宾大化学系Alan G. MacDiarmid教授访问化学所时，他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因为做的研究领域不一样，所以我事前根本不知道他的到来。
值得专门提一下的是，化学所这个最棒的厕所是当时整个所里面唯一有一个西式坐便抽水马桶的厕所，里面还有西式的小便池。据说这是专门为了接待外宾才专款装修成这样的。因为这个厕所和我的办公室在同一层楼，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才有机会在这个厕所碰到Alan教授。
在哪里上厕所，其实是很重要的。
1999年我刚回北京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正在启动。据说不久之前主管教育科技的副总理李岚清到动物所视察的时候，对动物所有一个评价，说动物所大门破破的，还不如一个乡镇企业。其实化学所当时的大门连动物所的大门还不如，厕所的普遍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说远了。
Alan G. MacDiarmid教授在2000年10月得过Nobel奖之后，他来中国就更勤了，所以我又见过他几次。
有一次他在化学所作报告，礼堂里面水泄不通。我去得比较晚，发现前排有个空位没人去坐，就在前排领导边上坐下。他报告的第二天，就要去人民大会堂会见温家宝总理，向他做能源和科学发展的建议。他在去见总理之前的采访时告诉我太太，说他将向温总理建议中国一定要全力支持基础性的研究，不然将来只会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跑。
他还说他已经向世界各国领袖做过建议，建议他们考虑按照汽油价格的5%左右收特别税，然后把这些钱用来投入未来的能源相关研究。他说他在他的祖国新西兰建立了一个实验室，他的某个优秀的学生在吉林大学也建立了一个以他命名的实验室，以后他会更经常到中国来。
但是，他就是经常来中国来坏了，不然他现在可能还健在。
Alan G. MacDiarmid教授在获得Nobel奖之前，还不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他是两年之后才选上的。Alan G. MacDiarmid教授一直是低调的谦谦君子，至少这是我当年的印象。
他当年到日本去访问，在日本年轻的助教白川英树的实验室看到他们做错的实验，之后就邀白川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系做博士后，一起开创了导电高分子领域的研究，2000年他和白川英树，当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系教授Alan J. Heeger教授一起分享了诺贝尔化学奖。
现在来说诺贝尔奖的坏处（之一）在什么地方。
自吉林大学建立了Alan G. MacDiarmid实验室之后，Alan就名正言顺地每年要来一两次中国。结果，2006年11月左右，悲剧终于发生了。
2006年11月左右的一个重要事件，是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在上海庆祝八十华诞。当时Alan G. MacDiarmid正好在中国，于是有关方面邀请他说：您也是Nobel奖获得者，我们郑重邀请您也顺道来上海参加这一盛会。
于是麦老欣然前往，虽然他和李政道教授从来没有在一起共过事（我倒是跟他们二位分别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过），研究方向上也八杆子打不着。在庆祝会的晚宴上，麦老非常兴奋，再加上环球旅行的劳顿，于是就昏倒在了宴会厅的洗手间里，过了一会儿才被人发现。
2007年2月情人节前后我从网上得知Alan G. MacDiarmid教授去世的消息，就问我当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后导师戴海龙教授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说Alan有一些血液上的小毛病，但不严重。在Alan去中国之前，他还建议他不要到处跑，一定要到医院好好看看，不要把它不当回事。自他几个月前昏倒在上海之后被送回美国，病情就开始加重，但他还是不肯歇下来，结果他在去新西兰旅行之前在家里再次昏倒，不幸过世。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Alan G. MacDiarmid教授得的病叫做myelodysplastic syndrome，即所谓的preleukemia（白血病前期）。看来海龙所言确实，如果他没有到处跑，而是好好去看医生，应该不会那么早就过世。
一个科学家做了好的研究，得个诺贝尔奖是挺好的事儿。其坏处之一就是一大把年纪了，还要被人邀请到处跑来跑去，结果成了诺贝尔的囚徒。即使是从来只跟同行打交道的谦谦君子，也免不了要被拉去对很多本来和自己不相干的事情指手画脚，尤其是还要经常去中国或者新西兰这些科学地图上相当偏远的地区。
我常常想：一个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却不用做诺贝尔的囚徒，那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