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7日，在香港举行的瑞银创新科技行业CEO高峰会上，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发表演讲。李泽湘长期从事机器人、制造科学与自动化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开拓了机器人在非完整约束下的运动规划这一学术领域，并努力推动中国研究生工程教育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演讲中，李泽湘回顾了和学生创建大疆创新等高科技公司的过程，并分享了自己独特的创业孵化方法。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感谢邀请，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分享我们的一些经验。我特别喜欢大会主题里的“颠覆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y)”这个词，颠覆性技术也正是香港所需要的。为了让颠覆性技术得到发展，我们需要培育一个利于其生长的生态系统。这也是今天想要与大家分享的内容。我将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我们是如何做的，以及未来我们打算怎么做。
希望在座诸位中也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构建这一生态系统的重要努力中。
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会先从我们如何走出大学、去到深圳发展讲起，这也就是我们从清水湾走到深圳湾的过程。之后我们更进一步，又从深圳湾走到内陆地区，也就是松山湖。这一路上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走到现在，我们觉得是时候回馈香港了，于是就有了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未来我们还希望能走得更远。
我想先从我的个人经历说起。1992年我从美国回来就加入了香港科技大学。和许多教授一样，我要做很多常规性的事，比如上课、做研究、建立实验室、培养学生。然而我一直在想，我们在实验室里做的事情能否对我们身处的社区产生影响？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些年。虽然我喜欢写论文之类的事情，但如果这辈子都用来写论文的话就没那么好玩了。
第一个创业项目是由一系列的事件引发的。
最初是有一个香港商人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开了一家工厂。他引进了一种昂贵的机器来切割金属，制成铝罐。但机器经常无法工作，他为此想了很多办法。有一天，这个商人就到香港科技大学来问我，说李教授你能帮帮忙吗？我就和我的一个同事一起，将我们控制机器人的运动控制器用在了这个商人的工厂里，让他的工厂恢复了运转，并且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也保持了盈利。
这个经历让我觉得，也许是有可能让大学的研究对工业实体产生一定的影响的。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有一个适宜的商业模式，并且要有一个能够大批量生产产品的公司。另外，因为所有工业都搬到了深圳，所以我们要到深圳去，去深入到生产制造的地方。
幸运的是，在1996-1997年，深圳市政府开始意识到深圳的产业大多属于代工生产(OEM，全称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指利用原设备材料生产委托方产品的制造商，这类制造商既不掌握核心技术，也不负责产品开发)，他们希望进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升级。但深圳缺乏大学，也没有科研基础，因此深圳市政府就采用了所谓“借鸡生蛋”的办法。
他们设立了专项基金、修建了专门的空间，吸引来自北京和香港的学生与教授，到深圳来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商业化。这就为我们的起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实际上是最早加入这一平台的团队。于是就有了Googol Tech【即固高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高科技】。固高科技背后的理念是，代工生产类的制造业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只是从海外市场获取订单或者从国外购入设备，然后再经营自己的工厂，那么当人力和资源成本变得十分昂贵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因此，我们必须发展自己的设备行业来支持我们的制造业。而要想制造设备，我们就需要有像控制器这样的核心技术，它们就好比是机器的大脑。
固高科技主要从事运动控制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我们为60多个产业的2000多个客户提供服务，市场占有率超过50%。面对当前中国“工业4.0”的大背景，想要改造制造业，自动化是很关键的一个工具，而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从创办固高科技的经历里学到很多，不仅了解到教授应该如何去运营一家公司，还知道了我们需要怎样的学生、学生们需要怎样的技能，才能具有竞争力并且成为行业的颠覆者。
幸运的是，随后我得到机会开设了一门有关机器人设计的课程。这门课为期8个月，汇聚了来自多个学科背景的学生，他们组成团队，共同学习和实践。一方面，他们学习有关团队合作、系统设计等方面的种种知识。另一方面，我带着他们到深圳的华强北买零件、制作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制电路板，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重要的电子部件之一)、做模块设计、进行机械加工。
这就将原本需要一个月的样机研发时间缩短到了一到两天。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也接触到深圳整个产业的生态环境和制造业供应链。
这门课诞生了不少学生企业家，汪滔就是其中之一。汪滔选了这门课两次，决定开发一套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作为最后一年的项目。之后他成为了我的研究生；与此同时，还在深圳设立了一家公司，希望能将直升机控制器卖给国际的直升机爱好者。
这便是DJI(DJI-Innovations，简称DJI，即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由来。每当汪滔研制出一个控制器，我就会挑战他。我说，我很喜欢去山区和深山里，你的直升机能够在极端环境中飞行吗？如果你能够做到，那我就给你一个好分数。汪滔消失了好一段时间才回来，差点就挂科了。在这之后，我们用直升机航拍了不少照片，比如高海拔的雪山等等。
无人机航拍技术第一次重要的应用其实是在汶川地震期间，航拍的全景图被用于指导地震救援工作。现在这已经成了救灾行动的标配技术。
后来我们就开始研发全方位的控制系统。这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我们发现，很多控制器都是GoPro(美国运动相机厂商)在使用。我们就找GoPro，跟他们提出了我们的方案，说希望为他们开发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控制系统。
但在那个时候，很多深圳的公司都被当作是山寨党或者代工厂商，所以GoPro就回复我们说，我们很喜欢你们的提议，你们可以给我们研制一个这样的统。我们会收取你们70%的利润，你们可以拿到余下的30%。在当时，30%的利润分成已经是很不错了，尤其是和富士康这类公司比起来。我们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做点不一样的事。学生们很有闯劲。他们很快地去学习怎么制作相机、怎么处理信号、怎么搭建控制系统。
这样就有了我们的第一个航拍一体机，大疆精灵Phantom1。之后我们做了更新迭代，大疆精灵Phantom 2Vision+入选美国《时代》杂志发布的2014年度十大科技产品，在排位上还击败了iPhone 6 Plus和iPad。一个来自中国、来自深圳的产品能够引领整个榜单，这是非常特别的。我们的产品吸引了许多媒体的报道和注意。
红杉资本合伙人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在他的文章里将大疆精灵Phantom 2 Vision比作飞行着的Apple II，有很多人也将DJI与刚创立时候的苹果公司相比。
DJI的飞行器拍下了各种各样的航拍照片，包括基础设施、电塔、3D全景图、桥梁、建筑、救灾现场、送气管道等等。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应用是在农业领域，我们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和化肥。每年约有30000人死于人工喷洒农药，并且有60%左右的农药被浪费。有了无人机，我们可以将农业植保工作的效率提高100%以上，节省超过60%的农药。
我想简单总结一下从这些事情中学到的东西。
首先就是要“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基于每一个项目去学习，这一点对于DJI的创办者来说尤为重要。其次是跨学科的团队合作。第三是快速迭代与快速规模化。最后一点是将艺术、文化、科学与工程相结合。当然，DJI只是一个开始。实验室的很多学生开始追随汪滔的脚步。以前，很多学生毕业后会去美国、去顶尖学校继续深造，或者去硅谷工作。现在，大多数学生想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屏幕上的这组学生和汪滔上了同一门课程，也在同一个实验室。他们决定创办自己的机器人公司。说到机器人公司，市场上已经有很多大品牌了。对小型创业公司来说，怎样才能有机会抢到大佬的风头呢？我们做了市场分析，发现多数大品牌机器人公司都脱胎于汽车工业，他们做的东西块头大、体量重、不精确。
与此同时，中国有很多3C制造产业（指制造电脑Computer及其周边、通讯Communication和消费电子Consumer Electronics三种产品的产业），造苹果手机、电脑之类的产品，需要大量劳动力来完成装配。我们希望把这几百万劳动力从繁重的手工劳作中解放出来。
这就是QKM（Quotient Kinematics Machine，即李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轻量级、高性能机器人产品及应用技术的研发）的目标，并且到现在我们做得相当不错。
另一组学生有4个年轻人，在我的课程做学年项目，他们前面的水域景色优美。现在大部分的船都是以汽油为燃料，对环境并不友好。这组学生就想做“水上特斯拉”。他们开始制造智能的、以电力驱动的船，用于支持各种水上娱乐活动。
我的实验室参与的公司还可以举出很多。我们受益于香港、深圳、东莞的整个生态环境。有人把这个区域叫做“创客好莱坞”(Hollywood of Makers)，因为它可以提供把想法转变成产品所需的一切，而且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快、更有竞争力。我们想利用这一特质。这一区域以前只为惠普、苹果这样的大品牌服务。而今，我觉得这是创业最理想的地方，是年轻人实现梦想的摇篮。
但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决定在距离深圳不远的东莞松山湖建立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面向来自香港、中国内陆和全球想做机器人和智能硬件及智能装备的年轻人。如果没有这些设施，很多机器人产业的研究者将很难实现他们的想法、把技术转变产品。我们大概在两年前搭架设施，为研究者提供关键组件、供应链和一些天使基金，帮助他们从非常简单的想法开始，形成原型样机，进而小规模生产，然后规模化地扩张。
过去几年中，我们接收了大概20个团队，见证了他们的成长，从刚开始对创业一无所知，到能够顺利进入下一阶段的发展。
创办孵化器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这一经历让我们开始思考，我们如何为香港也做些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非常独特。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做了很多认真的考量。一个首要的问题是，香港能发展出一流的创新产业吗？
在过去20年里，香港有做过类似的尝试。但由于房地产和传统金融行业的巨大成功，科技产业没有受到很多关注，香港在科技创新产业方面做得就不如深圳和其它一些地方那么成功。那么，这一次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好、更成功呢？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模式来取得成功呢？
我们可以用PESTEL分析模型【又称大环境分析，是分析宏观环境的工具，其每个字母代表一个因素，政治因素（P）、经济因素（E）、社会因素(S)、技术要素（T）、环境因素(E)和法律因素(L)】，来看看香港所处的环境。首先，香港拥有好几所世界顶级的大学，集中了优质的学生和研究成果。其次，香港是个国际都市，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聚在一起，形成颠覆性的、创新性的想法的来源。
再者，香港毗邻深圳和中国内陆，我们的任何想法都有可能变成现实，并得到规模化发展。同时，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也都近在香港的指尖。另外，香港有充沛的金融资源、法律支持，知识产权保护也做得很好。这些都让香港成为创业的好地方。
因此，关键就在于如何把这些优势要素组合起来。这些要素持续存在20多年了，只是之前我们没能把它们组合起来。创办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就是在联结这些要素。
首先，这个平台连接不同的研究领域，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微电子、设计、机器人学、商学、金融科技、材料、能源、生物医药、生物技术等。这些构成X的第一层含义：连接来自不同大学的多个学科领域。其次，这个平台将年轻的创业团队与导师相连接。我们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在学生创业的每一个阶段，导师的帮助都极为重要。此外，我们还为创业团队提供天使基金和工作空间。这些构成X的第二层含义。
创办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的细节今天没有时间详细展开，我们10月7日在香港大学有一个宣讲会，欢迎大家参加。
我们非常幸运，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得到很多香港团体和个人帮助，包括沈南鹏先生(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陈冠华教授（香港大学教授），还有我们杰出的顾问团队，有腾讯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先生、港科院院长徐立之先生、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先生、大疆创新创始人兼CEO汪滔，以及卢彩云女士（瑞银集团董事总经理兼瑞银财富管理大中华区主管及瑞银香港主管）提供行业方面的咨询。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来自不同领域的二十多位导师，他们在科学研究和产品商业化方面都很有经验。
我相信，美国的硅谷和新港湾区将是诞生很多科技领域重要品牌的地方。这里是一些比较两个地方的数据，包括将从两个地方产生的颠覆性公司和技术。我就讲到这里。
我始终坚定地相信，新港湾区发展起来之后，在规模和能力上都可以与硅谷比肩。我暂时无法构想出它具体的样子，但我相信如果我去构建整个生态系统、联结各个要素，事情就会自然地发生。
我想可以从示范性的榜样开始，就像在我的实验室里发生的事情一样。以前，学生们会去跨国公司工作、去硅谷或者中国的研究所工作，这没什么不好。而在发布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之后的短短几个月里，我们收到了学生的热烈响应。
他们并不是不想创业，而是缺少可以追随和效仿的成功榜样。构建整个生态系统也很重要。通过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香港科学园这样的地方，我们在试图让学生对创业这件事感到不那么难受。这与深圳、珠三角地区在做的很多事情也有呼应。（创业环境）整体的趋势显然是在变化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过去，当我们说到香港的高科技产业时，我们总会说香港vs深圳、香港vs新加坡。
这自然而然地让我们处于一种在与这些地方竞争比拼的心态中。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就像我在发言中所说，香港、深圳、东莞、珠三角是一个整体的城市区域。这学期我开设了一门名叫全球性产品设计的课程，选课的60个学生里，有20个来自香港科技大学，20个来自首尔大学，20个来自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60个学生到东莞松山湖呆了一周，让他们感受整个生态系统、供应链，然后再进行团队合作。
我们还会在香港科技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间做类似的尝试。我们希望汇聚全球范围内的优秀人才到一起工作，不仅仅是我和你，而是一个团队。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我时常问自己的问题。当我们创设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的时候，我们问了自己很多遍这个问题。对于习惯了校园环境的学生来说，他们怎样才能才能研发出与市场需求相关、被市场良好接受的产品呢？
紧接着，当他们在将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时，怎样才能是低成本高收益的呢？幸而，学生们是很快速的学习者。他们从错误中学习。在经历了坎坷后，他们会以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快的速度转变。这是一个方法。另一个方法则是向行业顾问咨询求教，就像我们在香港X创业平台所做的一样。我们有20－30多位来自制造业的行家，他们有的来自客户一端，有的来自大学。他们会头脑风暴，并给出基于他们经验的最好建议。
我们会将这些建议传递给学生。这样，学生们就能缩短他们的学习周期并且减少犯错。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里，供应链、不同的制造商都一应具全，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具备这些东西，即便在硅谷或者欧洲也不一定有。这是不可多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