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年新春伊始，北京市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相关领导再次“见证历史”——北航成功引进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Thomas C. Südhof（托马斯·苏多夫）教授，并隆重举行以其名字命名的Thomas（托马斯）北京研究院的揭牌仪式。为此，北航官微傲娇地宣称：托马斯北京研究院是北航第三个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加盟并命名的研究院，“这在北京市、乃至全国，也是很少见的喔！”
吃瓜群众网上一查，这果然是北航第三次“成功引进诺奖得主”。前两次分别是——2014年6月，2007年度诺尔贝物理学奖获得者艾尔伯·费尔加盟北航，成立费尔北京研究院并担任首席科学家；2013年6月，2000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艾伦·黑格尔加盟北航，成立黑格尔北京研究院并担任首席科学家。
我丝毫不怀疑北航大手笔引进诺奖得主的动因和宏愿。正如北航自己所言：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北京各行各业尤其是高等院校率先示范，重视原始创新，不断增强科技辐射引领能力，加快投入到北京科创中心建设中来……建设海外“塔尖人才”科学家研究院有助于探索新的科研机制体制和政策先行先试，汇聚高端人才，形成创新高地，对于北京形成领跑世界的原始创新策源地以及将北京打造为世界知名科学中心具有示范带动意义。
我怀疑的是——这三位大名鼎鼎的诺奖得主，到底能为北航乃至北京的原始创新带来什么？稍作了解不难知道，这三位诺奖得主均已过“耳顺之年”——托马斯·苏多夫，1955年出生，现年61岁；艾尔伯·费尔，1938年出生，现年79岁；艾伦·J·黑格，1936年出生，现年81岁。科学家固然不能以年龄论英雄，但科学研究却不能不考虑年龄因素——毕竟科学家是人不是神。
要知道，探索未知、寻求突破的科技研发可能是天底下最艰难、最苦逼的活儿，特别是从事国际一流的前沿性研究，既需要及时查阅、消化最新的科技文献，又离不开日复一日、亲力亲为的实验操作（理论研究除外），而这都需要活跃的思维、敏锐的观察，和充沛的体力。翻看历年诺奖得主的研究履历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获奖成果都是获奖者在青壮年时期完成的；60岁以上取得重大发现而获诺奖的，似乎找不出一个，更不用说70岁以后了。
关于创新与年龄的关系，已故的两院院士王选先生和当今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都有精彩的阐述——王选先生生前曾坦陈：我38岁，站在研究的最前沿，却是无名小卒；58岁时，成为两院院士，但是两年前就离开了设计第一线；到现在68岁，又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但已经远离学科前沿，靠虚名过日子。
针对中国特色的院士迷信，他语重心长地告诫：错误地把院士看成是当前领域的学术权威，我经常说时态搞错了，没分清楚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针对“做学问越老越好”的错误观念，丘成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好的研究是年轻人做出来的，也影响到年纪大的人的学问……一个人做研究的能力到了高峰后自然会衰退，假如能指导年轻人，与年轻人切磋、互相激励，反而对自己的研究有好处。
所以，往往有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年纪大的人做得也好一些。
研究能力到达高峰后自然会衰退，这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诺奖得主也罕有例外。华人诺奖得主的例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引进的外籍诺奖得主，亦有前车之鉴：早在2010年初，南方医科大学就以“一次性给予500万元科研工作经费和100万元（税后）住房补贴”的条件，引进了一位高级领军人才——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夫拉姆·赫什科。
此君1937年出生，他曾在2011年10月30日南方医科大学60周年校庆时向媒体记者“透露”：他与南方医科大学的合作始于2006年，主要是研发恶性组织细胞瘤的药物，研发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如今6年过去，该药物取得了怎样的重大成果？似乎鲜有报道。
知往可以鉴今。北航引进的三位高龄诺奖得主，将来能取得什么重大原创成果？恐怕只有老天爷知道。何况，这几位外国诺奖得主虽说是“加盟”，但一年之中他们能在北航工作几个月，还是几周？北航语焉不详，吃瓜群众也无从知道。
引进诺奖得主，让我联想起前些年盛行的大树移栽。许多大城市为“加快绿化步伐”，不惜重金移植几十年的大树乃至上百年的古树。为应对水土不服、提高成活率，移栽者不惜把大树“截肢砍头”、只保留光秃秃的树干。几年之后，客死他乡者不在少数，即使好歹靠着“打吊瓶”勉强活下来的，也毫无生命力可言，更谈不上“绿树成荫、开花结果”了——至于移栽所花费的大把经费，谁又在乎呢？
当然，说移栽大树没有一点“成果”也不客观——那些中饱私囊的皮条客和树贩子，和因“绿化有功”而升迁的大小官员们，恐怕要心怀感激，甚至偷着乐吧。呜呼！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听说，北航的引进诺奖得主不过是“先行一步”——北京市为“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计划在近年内引进至少十位诺奖得主。至于所花的银子，估计不会是小数目吧。北京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城市。
据媒体报道，天津滨海新区计划每年投入20亿元全球揽才。其中，对成功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等领军人才或团队的“伯乐”，每引进一人或团队给予20万元至200万元的奖励；对引进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两院院士、发达国家院士等著名专家，给予最高1200万元工作经费和生活补贴。
重金引进诺奖得主，真与李商隐哀叹西汉贾谊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贾生》所描绘的异曲同工：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不是吗？向科技强国进军，不是想方设法提高资助经费，让正值盛年、创造力蓬勃的青年才俊心无旁骛地施展才华、潜心研究，却偏偏舍近求远、好大喜功、“大手笔引进”六七十岁的“诺奖得主”！
要知道，板凳须坐十年冷的科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捷径，更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即便是“利用全球资源”，也要选择那些年富力强、名实相副的实力派吧。谁说中国人不聪明呢？谁还抱怨我国科研经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