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二位菲尔兹奖得主广中平佑（Hironaka Heisuke，1931-）在日本新泻市参观一家一百多年前的豪富之家时，看到书法家山冈铁舟写的毛笔字“游里工夫独造微”，印象深刻。过后，他觉得用这一句来描绘小平邦彦这位人物最恰当不过。本文既是日本大数学家小平邦彦的传记，也是战后日本数理学界的群传。
从中或许可以一窥日本一跃成为世界性数理强国的秘密，其中有不少值得我国数学界和理论物理学界借鉴、学习的地方。上篇请见《游里工夫独造微——小平邦彦传（上）》。本文曾于2001年发表于台湾《数学传播》25卷1期。获颜一清教授家属授权转载。
东京大学方面在1951年把小平从物理系助理教授升为数学系教授，可是当年4月小平辞掉了东大的差使。1951年6月中旬小平从巴尔的摩回到普林斯顿来。这回他已经负担得起家人的生活费用了，便在6月底让太太从日本带两个小女儿过来——长女康子（Yasuko）在1947年5月出生，次女Mariko在小平来美后出生。
高研所携眷的短期研究员住在研究所旁边的六排宿舍里。这些房舍以前矿工们使用过，叫做monkey houses，相当简陋。但是比起东京烧迹上造就的陋屋要好得多。小平也分到一间。小平太太好感动可以买到大块牛肉。宿舍边的森林里可以采到野草莓，有时候还会有鹿出现，让孩子们好乐。
小平在家里的工作地点是餐桌，他一向喜欢在那儿做事。小平花了60元美金买到一座低半音而无法调整的钢琴，太太买到10美元的小提琴，便常常和附近的几位数学家凑合，演奏室内乐。
高级研究所后院有冯·诺伊曼（von Neumann）的研究室。他用一万四千个真空管做成的第一代电脑占去研究室的一半。它的性能当然远不及现在的电脑，不过冯·诺伊曼的卓见是值得敬佩的。
1952年9月开始，因斯潘塞（Spencer）的介绍，小平也到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大学是前半年，教一门课，高研所是后半年，这样的情形持续了5年。当时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是所罗门·莱夫谢茨（Solomon Lefschetz）。他本来是工程师，因事故失去两手后才成为数学家。他懂许多事，连日本的事也懂得不少。
小平夫妇参加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初次宴会时，Lefschetz瞧他们夫妇半天，说出来的第一句话便是：“夫人比先生高哦！”在Lefschetz当系主任期间他很照顾小平。
当时担任日本学习院（日本战败前专为皇胄贵族设立的学校）院长的安培能成来普林斯顿，想见见爱因斯坦，谈谈世界和平的问题。他总算见到了爱因斯坦，据说爱因斯坦对世界和平抱着非常悲观的态度。
在斯潘塞提议之下小平与斯潘塞等人开始做束（sheaf）的研讨。起先小平只觉得“束”这个东西既抽象，又奇怪。直到1953年春天才发觉它真好用。有一天小平照常跟斯潘塞吃午餐时讨论数学。结果发现用束可以简单地证明出塞维里（Severi）的猜想，即两种算术亏格（arithmetic genera）会相等。
这是1949年Severi在给意大利学派做代数几何演讲时提出的，并说证明大概很难，就像远方的星星般遥不可及。就这样，小平与斯潘塞合写了《有关代数流形的算术亏格》。他们逐渐发现“束”在代数流形与复流形上极为好用。他们两个人应用“束”在各类问题上写出了几篇论文。
将黎曼（Riemann）面上最重要的定理Riemann-Roch定理推广到高维，是当时复流形理论的中心问题。它在1953年秋天被Hirzebruch解决了。看来复流形的一般理论告了一段落。1952、1953、1954年是小平出论文最丰盛的时期。他一年中差不多写出100页的论文来。
1954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小平本来想偷懒不参加，但是Weyl透过斯潘塞告知小平他是这回菲尔兹奖得主之一（其实得奖的名单是不会预先公布的）。小平与太太Sei于是在八月中旬从纽约出发，先观光意大利，在瑞士拜访了Weyl的府上。到了阿姆斯特丹，要去会场途中小平迷路了，想起旅游导览说：在荷兰，连狗都听得懂英语。于是小平就问附近的一家蔬菜店，店里的一个小伙子用英语教他怎么走。
那回的菲尔兹奖由小平与J. P. Serre（塞尔）获得。各人得金章与1500元美金，由菲尔兹奖评审委员会主席Weyl颁奖并详述得奖人的工作。小平在会场演讲《有关代数几何学的超越理论中的几个结果》，Serre演讲《上同调与代数几何学》。Weyl将菲尔兹奖授予小平邦彦。
会后荷兰女王在离宫的御花园宴请与会的主要人物。Serre不经心抽起烟来。过后他说：“这个烟蒂该怎么办？”小平建议他：“藏在小石子下面吧。”Serre便笑着说：“就像猫那样？”
1955年3月15日大家在高研所的餐厅吃中餐时有人说：“今天是小平40岁的生日。”外耳这个人心直口快，话无法收在心底。他便说：“依我看，数学家的成就到35岁，你要赶紧加油啊（you’d better hurry）！
”过后大概觉得说过了头，又加上：“也有例外，你可能是个例外。”又，小平要给外耳调和张量场的论文预印本时外耳说：“我可能古板（I may be old fashioned），不过总觉得我写的正交射影法不好。你把论文改写成不用正交射影法才好。”诸如此类。
其实外耳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位领域广阔的大数学家，他的研究范围遍及数学、物理及哲学。
同年4月18日1点15分爱因斯坦去世。死因是动脉瘤破裂。遗体当天下午移去火葬场，由跟他有亲交的十数人聚集在一起，其中一人（编注：此人为Einstein的遗嘱执行人Otto Natan）朗诵歌德的诗中一节。遗体火葬，骨灰撒在某不知名的地方。他去世的消息在研究所里只是大家的茶后余谈而已。
复流形的一般理论解决后小平就想，这回该看看复流形的结构吧。他开始做的是二维紧致复流形的研究。
早在1952年他就跟周炜良证明出有两个代数独立（meromorphically independent）的有理函数（编注：原文如此。事实上我们只能先验地要求这两个函数为亚纯（meromorphic）函数，其有理性是周炜良的另一条定理的推论。）的曲面必为代数曲面。再来他便想：只有一个代数独立的有理函数的曲面该是什么呢？
在1956年他看到井草准一（Igusa Junichi，1924-2013）的猜想：“紧致复流形由代数流形与复环面（complex torus）组合而成”。小平想，如果它是真的，那么具有单一代数独立有理函数的曲面便是椭圆曲面啰。
以此为契机，小平开始做椭圆曲面的研究。他把古典椭圆函数论套上去用，得到一系列巧妙、有趣的结果来。这便是他的椭圆曲面论。
他把这个发现过程以夏目漱石的著作《梦十夜》中工匠运庆雕刻仁王（哼哈二将）像的一节来做比喻：“运庆在一寸高处横刻粗眉后就把凿齿转直，斜斜地从上面打下锤子把坚硬的木头削掉。随着锤子声厚厚的木屑跳起来，而留下的木头浮现出仁王膨张鼻翼的怒相侧面来。他刀子的下法毫不犹疑，一点都不参杂疑念的样子。我太感动了，像自语般地说：‘真有办法，那么不在乎地用凿子，就能刻出自己要的眉、鼻来！
’结果先前在旁边的年轻人说：‘那不是刻出眉、鼻来，而是有这么样的眉、鼻埋在木头里面，他只是用凿子和锤子的力量把它们挖出来罢了。就像从土中挖出石头那般，错不了。’”
小平说：“我的椭圆曲面论其实不是我想出来的，它本来就埋在‘数学’这种木头里面。我只不过是借着纸和笔的力量把‘椭圆曲面论’挖掘出来而已。这是我当时真正的感觉。”
“紧致复流形是由有限个坐标邻域贴合而成。它的复结构的形变不过是把贴合的方式改变而已。”这是小平与斯潘塞共同研究复结构的形变理论的基本想法。
令紧致复流形为M，复流形对于时间t形变的速度可用上同调群H1(M, θ)表示，θ为M上的正则向量场的“束”。令M的亏格为m，则m，H1(M, θ)间应有密切关系。计算几个例子的结果，m=dimH1(M, θ)。想找反例来去掉这个巧合，但都找不到。那么就证明它是对的吧，却很不容易。就这样，在尝试中他们逐渐发展出形变理论来。
作这个研究的过程很有趣。每天跟斯潘塞见面，上街吃午餐后又回大学讨论形变理论，查看具体例子，这相当于物理学上的实验。形变理论的开端其实是实验科学。由于小平不开车，到普林斯顿大学都由斯潘塞接送。回程时他们一路上的讨论往往还没有结束，他们便坐在车内继续谈。所以小平的邻居们都认得斯潘塞这个人。
说来小平与斯潘塞不只是研究上的伙伴，他们在个性上还是相辅的。小平少话又害羞，斯潘塞却有个火爆脾气。在系里各种运作上斯潘塞用他的方式来保护小平，使小平能够发挥他的潜能。
在日本，小平在美国的数学成就很受到重视。1957年他被授与学士院奖，由他母亲代领。同年秋天小平看报才知道自已获得文化勋章（由日本天皇授予在文化、学术上有杰出表现人士的勋章）。这一次不能由别人代领，宫内省派人把勋章送到家里来。小平的父母亲为儿子得到这个殊荣好高兴，还宴请亲友们表示庆贺。
有一天一伙数学家到普林斯顿郊外餐厅吃晚餐。长方桌边坐了二十来名数学家。斯潘塞与小平坐在一起，便谈起数学的话来。
结果普林斯顿长老教授之一的费勒（Feller）嘲讽地说：“他们两个人很少见面，所以一见到面就谈数学谈个没完。”斯潘塞吃了一惊，说：“不知道我们受人注目。”坐在斯潘塞旁边的高研所的A. Borel教授说：“吃醋呀！他怕你们在谈话中又会写出一篇新论文来。不是么？”小平与斯潘塞这才知道，他们成为长老教授们嫉妒的对象。
在美国，教授的薪水是一个秘密。
有一回小平与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的教授松阪辉久（Matsusaka Teruhisa，1926-2006）谈起薪水的事。松阪听小平的薪水后说：“你才拿那么些？普林斯顿大学这个地方好糟哦！”这才知道自从Lefschetz辞去系主任后小平不讨长老教授们喜欢。Donald C. Spencer（斯潘塞）是小平最重要的合作者。
他有一个得意的学生Phillip Griffiths，继承并发展了他和小平在超越代数几何领域的工作。
1961年Zariski邀请小平去哈佛大学教了一年。在那里隔周在Zariski家有男人们的聚会。客人有广中平祐、克罗滕迪克（Grothendieck）、泰特（Tate）、芒福德（Mumford）和M. 阿廷（M. Artin）等人。大家边喝酒边谈数学，由晚上9点多持续到12点多。当年冬天广中平祐解决了多年未决的代数流形上奇点的消解问题。
1962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学系系主任周炜良教授以年薪18000美元要聘请小平。普林斯顿大学方面商量过是否提出更高薪留住他？后来作罢。斯潘塞非常气愤普林斯顿大学不留小平，便提出辞呈，一年后转去斯坦福大学。
1964年8月间，小平去斯坦福跟斯潘塞过，9月又回巴尔的摩。当年10月初斯坦福大学数学系系主任Gilbarg邀请小平从65年度起到斯坦福。虽然对不起周炜良教授一再的照顾，但是小平很想跟斯潘塞就近在一起，也就打算转到斯坦福大学。同年10月中旬新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系主任John Milnor（当年34岁）来巴尔的摩找小平，请他回普林斯顿，并为当年没有留住他表示歉意。但是小平赴斯坦福的决心已决。
1965年小平家搬到斯坦福，它是一个大学城，气候冬暖夏凉，非常宜人。这年小平的大女儿康子高中毕业，她同时申请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她说她既然是日本人，要回日本看看，就回去读国际基督教大学。结果她的谈吐举止被认为太古板了。比如，她问：“茅厕在那里？”同学们笑她说：“不要用那武士般奇怪的话好不好？”原来厕所她们如今叫做“o–toilete”。
前面的o（御）是敬语，toilete是法语的厕所。不过有些访美的日本人会对小平说：“府上的小姐比日本的女孩子更日本化呢。”
同年小平被选为日本学士院会员（相当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6年夏小平为参加国际会议与斯潘塞一同回日，待了一个半月。结果东京大学的人一再来邀请小平回去教书，小平终于答应1967年回日本。回国的好处是小平可以在他的母校东大教到许多好学生，而他大女儿的话“爸爸，您在日本会比较快乐”促成了他回日本的决定。
在斯坦福第二年小平的年薪已经是24000美元（等于教九个月课的薪水），年收入（年薪加学校补贴三个月的薪水，等于年薪×4/3）有32000美元。日本人一向不屑开口讲钱，所以小平没有问待遇，回去的条件是不管杂事，不做什么“长”。
小平被美国各名校争取去教学，除了他研究工作做得很好以外，教书也有他的特色。1955-56年Atiyah在普林斯顿高研所当研究员。
他描述过小平讲课的情形：“前排坐着一些年轻一代的几何学家，如Hirzebruch，Serre，Bott，Singer等人。前排常是拥挤的，因为小平的声音近于耳语。幸好他写得很清楚，写得又慢。说来他的讲义是完美无瑕的。”斯潘塞的学生J. J. Kohn也修过小平的课。他说小平讲课的内容引人入胜，又能激发学生的思考。
不过在美国，小平指导的学生只有W. L. Baily Jr（普林斯顿），A. Kas和J. Wavrik（从约翰·霍普金斯跟随小平到斯坦福）与J. Morrow（斯坦福）四名而已。
在小平回日前二十来名数学家在斯坦福集会，他们决定把他们的论文做成专集（“Global Analysis”，1969年出版）献给小平。编辑者是弥永昌吉与斯潘塞。执笔者有小平在普林斯顿的老朋友，新生代的代数几何学家及小平的学生们。过后小平回想起来，他待在美国的那十八年正是美国的升平时期，物价平稳，治安好。以后那样的“好日子不再”了。在美期间小平太太是先生的专用司机，小平一直都没有练过开车。
回到东京大学后的小平邦彦，摄于1969年。
1967年8月中旬小平一家人回日本。日本各大报都刊登他回来的好消息。小平回日本后出任东大数学系教授，教四年级及研究所的课。那里的学生很优秀。有些学生的硕士论文可比美美国的博士论文。Hirzebruch来日时小平给他看上野健尔（Ueno Kenji，1945-）的论文。Hirzebruch说，它有三篇博士论文的份量。
又，小平在东大数学系时的老同学河田敬义主持复流形讨论班，每周六从下午1时开始至3时止。河田说：“小平，你每周来坐着就好了。”讨论班前后持续了近二十年，每回都有新的研究发表。小平也提出了几个未解决的问题，如：第VII类曲面的第2 Betti数是否为0等他关心的问题。结果这些问题大半都被参与者在数年内解决了。
1968年，东大大闹学潮，它像流行病般蔓延到全日本。学生们骂老师是“专家傻瓜”。在师生沟通意见时小平答学生们：“不是专家傻瓜的人是纯然的傻瓜”，这句话倒变出名了。
三年后的1971年11月4日教授会议时在小平缺席之下他被选为理学院院长。小平大吃一惊。本来回国的条件中有不当什么“长”的。但是当选者从来没有辞却的先例，只好就任。这样下来开会多，可是没有什么决定权，只有附议权。
1972年3月中旬有庆贺斯潘塞六十大寿的Symposium（古希腊语：酒宴，宴会）。小平带家人去普林斯顿（斯潘塞又回普林斯顿大学）两个月。那时候普林斯顿的治安已经恶化了，门、抽屉都要上锁。
在这期间小平也去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参加谈话会。当晚的宴会中遇到Evans院长。当年他劝过小平不要去斯坦福大学。Evans看到小平，来握手说：“我不能相信你当了院长。”宴罢要回去时他又过来握手说：“我还是不能相信你当了院长。”这是他观察小平一个晚上后下的结论。这表示他比东大的教授们更有眼光，知道小平不适合当院长。
理学院院长的任期到1973年11月8日。由于实在疲于应付工作，小平得到教授会的首肯，提前在当年4月1日卸任。但是当院长的压力确也停止住了小平一向有的充沛的研究创意。
两年后（1975年）小平从东大退休。在退休前一年的秋天依照惯例在谈话会中有一场演讲。高木贞治当年讲的是“回顾与展望”，小平觉得他没有能力展望数学的将来，就讲成“回顾与…”。“…”的部份他说：“进步的形式应该都是一致的。
进步典型的例子便是生物的进化。3、4亿年前鱼类中比较幼稚的进化成两栖类。在透明的水域中潇潇洒洒游着的鱼的子孙仍然是鱼，而幼稚形态的鱼类进化成两栖类；幼稚形态的两栖类进化成爬虫类等等。而幼稚形态的猿猴进化成人类。数学也是一样。在某一领域的进步不是来自最前端的，而是由它最基本的部份发展出来。例如，平面几何学两千年来一直在进步，但是解析几何学不是由平面几何学的最前端产生，而是由最基本的部份发展出来。
我们研究数学时会决定某一个专门的方向。如果在它最前端处研究，可以得到新颖的结果，但是不会有多大的突破。而在泥沼、黑暗中摸索、寻觅，可能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来。”
1975年3月中有庆贺小平还历（60大寿）的会议。从美国有斯潘塞与小平最早的研究生、芝加哥大学的Baily教授来参加。在Baily的回忆里当年小平讲课讲到得意处眼睛会闪闪发光。他还会带着害臊的微笑，并露出一付很享受研究乐趣的神情来。
小平一向对别人的工作表示关心与尊重，他会倾听对方说的话，并给迂回式的建议。他讲话温和，不会咄咄逼人。在小平回日本前就有笹仓颂夫（Sasakura Nobuo，1945-）、河井壮一（Kawai Soichi，1939-）等人顺着小平的研究方向作研究。在1968至1974年，小平教出的优秀数学人材就有上野健尔、井上政久（Inoue Masahisa，1946-）等15名。
小平退休后成为东大的荣誉教授。他认为以前的荣誉教授有威严，他自觉无法达到那个境界，便请教别人给他秘传。结果数学家山内恭彦写明信片给他说：“悒忧自惕。世纪末的荣誉教授无法悠悠自适。”（前四字与后四字在日文上同音。）
小平在美国待了18年，想法多少变成美国式的。在美国聘请人时会先讲好给多少薪水。东大要求小平回去时薪水的事只字不提。小平总以为他可以得到一般人的待遇。没想到他的薪水比别人少得多。
在日本薪水要算年资，而小平在美的年资并不算进去。过了年，到了一月他才以特别升级方式得到与别人一样的薪水。而退休金日本人有年金与退职金。小平的退休金退职金部份美国的年资是算进去了，但是年金只算他在日本的7年份，只领到一点点钱。拿到这样的退休金小平好泄气。朋友们知道后给他当顾问什么的，让他增加一些收入。
这一年（1975年）他被授予藤原奖（日本藤原科学财团所设，一年给一名（后两名）科学领域上有杰出成就者），原由是1957年小平得文化勋章以来一直有杰出表现，如写出复解析曲面理论与复结构形变理论等。
从东大退休后当年4月小平去学习院大学教书。学校从家里走路25分钟可到达。当时的学习院大学理学院院长是小平念物理系时的同学木下是雄，便请他开立证明不当院长之类的职务。
教了学习院大学小平才知道学生的数学能力逐年下降。据说其他学科也是一样。看着学生的学习能力越来越差而无能为力，他会觉得是件憾事。教了10年后小平在1985年3月底从学习院大学退休下来。
同年5月小平与汉斯·卢伊（Hans Lewy）同时被授予沃尔夫奖，它等于肯定他们终生贡献的一种奖，由沃尔夫财团（Wolf Foundation）给与。沃尔夫奖每年授给数名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和农学）家与艺术家。授与对象不论他们的国籍、人种、宗教与性别，只论他们是否事迹显著，并对人类福址（Welfare）有所贡献。
Richard Wolf（1887-1981）是生在德国汉诺威的化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移居古巴。他研究从溶矿炉中的残渣回收铁分近20年而终于成功。这个方法后来被全世界使用，他因而致富。1961年他被古巴卡斯特罗政权派往以色列任大使，一直到1973年两国断交为止。过后他留在以色列至去世。他投入他的财产成立沃尔夫财团，而它从1978年开始设奖。
小平带大女儿康子去以色列领沃尔夫奖。康子看到另一位得奖者Lewy（80岁高龄）说：“您看起来很健康哦！”Lewy回答：“大家都这么说。”他的健康法是散步与弹琴。他的琴艺大概很好，因为他一度想成为音乐家。但被他父亲说：“要当就要当一流的！”这才作罢。他只自己弹，不听别人的演奏，因为早年听过名家的演奏，一直记得那种琴音，而现今的钢琴家的弹法不对味。
1982年12月6日，小平被请去参加日本教育审议会开会。小平对当前的教育很有意见。依他的看法，现今大学生素质的低落该从小学教育检讨起。小学课程太早加入社会科和理科是不对的。小学低年级该加强的是国语与算术。而中学该重视的是基础教育，不要一窝蜂流行什么新式教育（小平的长女在普林斯顿就身受其害）。如今不再教欧几里德几何学，因而也失去它所带来的数学逻辑的训练。这是一种大错误与大损失。
至于大学生的程度低落问题，它应该跟入学考试的出题与考试方式很有关系。小平认为数学的初等教育是培养学生数学式的思考力与感性，而不是给他们强塞各种领域的片断知识。
教育当局并没有全听进去小平的建言，倒是删掉中学数学教科书中的“初级集合论”。小平的反应便是写了一些中学数学教科书，以便增进日本的数学教育。
1983年ICM（国际数学家大会）90筹备委员会成立。会议时预计将有3千多名数学家聚在一起，会期有10天，会议中颁发菲尔兹奖，其他还有一些社交活动。这些都会引起全世界的注目。所以开会的筹备工作很要紧。开会地点决定在京都国立京都国际会馆。运作的责任体系却很难建立起来。为了能够让日本数学家们同心协力合作，大家强请众人所尊崇的小平邦彦为ICM营运委员会主席。这回小平竟答应下来这个为筹措开会基金费心的事。
数学界和企业界人士敬佩小平的名望与为人，捐得大方。数学家捐款者有1300人，总额为日币4000万元。企业界的捐款数目超出ICM 86的美国企业界的捐款数额。但是签发谢函等细碎的工作让小平气喘的毛病加重，健康情形显著衰退。等到ICM开会时他已经无法亲身到会场了。
ICM 90的参与者有4000人以上。京都大学的森重文（Mori Sigebumi，1951-）得菲尔兹奖，距离小平得奖有36年。
小平的两位小姐长得爽朗、可爱。如小平的学生Baily有一回造访小平的家，刚问小平：“大小姐几岁了？”结果当事人从窗口伸出小手来，叫道：“七岁呀！”
长女康子学钢琴，次女Mariko学小提琴，在美国她们都受名师指导（学费并不贵）。一家人时而演奏自娱。小平的悲观与自卑感因贤慧的太太和温馨、和乐的家庭而得以抚平。
小平在普林斯顿、纽约、波士顿等地听了不少音乐演奏，他也会看电影。他自称他是懒惰的数学家。有一回小平在Life的自然图书馆里看到一段记载，说中南美洲的树懒（日文叫做懒惰者）是古代megatherium（编者注：大地懒）唯一的后代。这种动物悬挂在树上一动不动，以至于身上长出藓苔来而与植物毫无分别。它就这样成功地存活下来。看后小平感动得大叫：“这才是我所要的理想境界！”
小平创造了“数觉”这个名词。他说了解数学是看出数学的现象来。这种“看”不是用眼睛，而是凭某种感觉来意会的。他叫这种意会数学的感觉为“数觉”。有“数觉”的人念起数学来就得心应手得多。
小平邦彦在数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在代数几何学方面：有二维Riemann-Roch定理的证明，Severi算术亏格猜想的证明，解析束的理论，上同调消没定理，小平–Serre对偶定理（duality theorem），Hodge流形为射影流形的证明，复结构的形变理论，复解析曲面的分类与结构理论，椭圆曲面的结构理论，一般性曲面的结构理论与高维Nevanlinna理论等。
小平说他的遭遇是一连串命运的偶然：“如果我没有写那毫无发表指望的调和张量场的论文，即使写了，如果没有角谷静夫托驻日美军军人把论文送到美国，我就没有机会去普林斯顿。又，到了普林斯顿后如果没有遇到斯潘塞，我的研究工作就无法进展得那么顺利。数学研究是用脑筋想的。研究时总觉得自己自主地在行动。但是回想起来，我自已毕竟只是被命运支配着罢了。我不过是随着命运之流做了数学世界的流浪之旅而已。
”这便是小平邦彦对自己所有成就的结语。
小平邦彦于1997年7月26日过世，享年82岁4个月余。他的葬礼没有宗教仪式，灵柩上放着日皇送的花，旁边环绕着花簇。在他最喜爱的肖邦的乐曲中，参加葬礼的数百人各自献上了一朵白色康乃馨给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