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美国最高法院规定，如果罪犯是无法理解诉讼程序的“智力残疾”，就不能判处死刑。如今，最高法院在如何判定“智力残疾”这一点上，不得不面对来自科学界的异议。尽管弗雷迪·李·霍尔已经成年，但他的智力仍处于孩童状态。1978年，霍尔和他的朋友计划去洗劫一家便利店。他们需要一辆汽车，于是，他们强迫一位21岁的孕妇驱车驶入丛林，并在那里将其奸杀。不久后，他们又枪杀了一名副警长。
他们被缉拿归案后，经过审判，被定为谋杀罪，并且法院断定霍尔是主谋，将他判处死刑。35年来，霍尔一直上诉，试图将死刑减为终身监禁，但从没有成功。而引发了讨论的，并不是霍尔的罪行，而是佛罗里达州判处他死刑时所依据的智商测试。2002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已经禁止对智力残疾人员处以死刑。不过，霍尔的律师会辩称，美国很多州在评估心智能力时使用的方法都已过时，很少或根本没有考虑最新的科研成果。
美国有10个州认为，智商测试得分超过某个数（通常是70）的人，都应视为智力正常，符合判处死刑的条件，佛罗里达州就是其中之一。心理学家认为，智商测试还没有精准到可以划分出如此明确的界限的地步。几位研究过这一案件的专家指出，霍尔的智商在60到80之间，许多州都会认为他并不符合判处死刑的标准。霍尔案件的档案引述了一段来自临床医生的说法，这位医生认为，霍尔“现在、过去以及将来一直都存在智力障碍”。
美国最高法院如何裁决此案，具有重大意义。据估计，美国3100多名死刑犯中，可能有20%的人有某种程度的智力残疾。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的律师南希·海特正在整理与智力残疾有关的死刑案件的数据库，她说，如果最高法院做出有利于霍尔的判决，数百件上诉就会接踵而来。很多心理健康专家希望法院给出更全面的裁决标准。
去年12月，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智力与发展障碍协会等专业组织在呈交给最高法院的霍尔案简报中，都主张法院制定新的法律标准，体现智力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心理学家指出，智商测试从来都不是用于评估犯罪心理的。他们认为，智商的现代定义更合理，即“包括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人交往以及适应社会的能力”。早在2002年，智商问题就在法律事件中引起了混乱。
当时，弗吉尼亚州的一名男子，达里尔·阿特金斯，被判死刑后向最高法院上诉。阿特金斯及其同伙于1996年因谋杀而被拘捕，当时没有目击证人，并且阿特金斯的同伙与检察官做了个交易：只要他指证阿特金斯是持枪者，他的死刑就可以减为终身监禁。阿特金斯的智商只有59，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稀里糊涂，一直傻笑。
最高法院认为，对一个不明白自己所作所为会产生什么后果，又对法律诉讼一无所知的人来说，死刑实在是“既残忍，又不寻常”。最高法院将阿特金斯案交回弗吉尼亚州法院，在那里，阿特金斯的死刑被改判为终身监禁。最高法院还做出一项裁决，对于那些按照美国智力障碍协会等组织的标准被诊断为“智力残疾”的罪犯，不适用死刑。
美国智力障碍协会对智力残疾的定义包括3条标准：智商比平均水平低两个标准差以上（大约70）；在适应和融入社会方面有困难；18岁之前就显示出智力残疾的迹象。然而，最高法院让各州自行决定如何落实这些标准，而许多州在实施细则上都出现了问题。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市联邦助理辩护律师哈利·西蒙说，“各州的理解其实是，‘我们想怎么定义智力残疾，就怎么定义’”。
佛罗里达州划定了明确的界限：只要罪犯智商超过70，就可以适用死刑。有些州甚至更严格，在俄克拉荷马州，只要罪犯一生中有一次智商测试的得分高于75，就可以适用死刑。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一家支持保留死刑的非营利组织，位于萨克拉门托市）的法务总监肯特·谢德格认为，这些问题都源于阿特金斯案的最终判决。他说，“阿特金斯案确定了一条法则，即我们必须明确地将人们划分为两类，智力残疾或智力正常，并区别对待这两类人。
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界限，所以注定要引发很多问题。”现在，每个州都想方设法去遵守这条法则。尽管划定明确界限的做法有诸多不是，不过可以一视同仁地适用于所有被告，这就避免了因控辩双方的心理专家水平差异而影响最终判决的局面。对于霍尔案，佛罗里达州检察总长办公室以最高法院尚未做出最终判决为由，拒绝发表评论。
不过，该办公室在呈交给最高法院的案情简报中指出，“一些组织致力于扩大阿特金斯案最终判决的影响，它们确立的智商测试标准含糊不清，总在变化，甚至自相矛盾”，如果最高法院给出有利于霍尔的判决，“各州的法律势必会受缚于这些标准”。不过，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家基思·维达曼说，临床医师普遍反对规定明确界限的作法，一个原因是智商测试通常都有10分左右的误差。
此外，大多数被告在不同类型、不同版本的测试中，得到的分数相差甚远。维达曼指出，最常用的一种智商测试——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只有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旨在评估人类正常智力的下限：大约是70。更重要的是，这些测试本身也在与时俱进。传统的测试侧重“结晶的”智慧，包括人们掌握的知识、理解能力。
但是，维达曼说，特别是在过去10年间，智商测试的设计者越来越重视“流动的”智慧，即吸收新信息、作出判断以及理性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弗林效应给智商测试结果的诠释更添一层迷雾。弗林效应指出，人类智商的平均水平每10年增长3%左右。人们给出的解释五花八门：营养更全面、产前护理更健全、测试方式越来越标准化，等等。因此，每隔10年左右，心理学家都要重新规整各种智商测试，使大众智商的平均水平保持在100左右。
这就意味着，像凯文·格林这样，在1991年按照1972年版的智商测试得了71分的死刑犯，如果依据当年（也就是1991年）修订版的智商测试，也许只会得65分。2000年，格林被判死刑，他的律师上诉时指出，法庭应该考虑到弗林效应而改判。然而，格林的智商高于弗吉尼亚州规定的明确界限——70，因此，他于2008年被执行死刑。一些心理学家希望，法律条文能够体现出人们对智力更深刻的理解。
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市的法庭心理学家、在阿特金斯案中担任顾问的斯蒂芬·格林斯潘说，“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反映智力，这样的观点从科学上来说是不正确的，早就被抛弃了”。那判定标准又该怎么设定呢？詹姆斯·哈里斯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新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在阐述智力残疾的诊断时，特意避免了设定智商数值界限。哈里斯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同时也是DSM-5中“智力残疾”一章的首席作者。
他认为，智商测试结果并不能反映被告融入社会的能力。“当别人对他们说，‘和我一起去抢银行吧，我会给你好处，而且抢银行可有趣了，我还会让你拿着枪’，他们不会去想将会发生什么”。在美国智力障碍协会定义智力残疾时提出的3条标准中，这属于第二条涉及的领域，即“适应功能”。DSM-5认为，适应功能与智商同等重要。
哈里斯说，适应功能与许多因素有关，包括移情能力、社交技巧、冲动控制、判断力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与标准智商测试分数没有太大关系，特别是存在脑损伤的情况时更是如此。拿迈克尔·扎克为例。自1997年起，扎克就成了一名死囚犯，罪名是谋杀了在酒吧遇到的一个女人。多次庭审中，他的律师和一名心理学家反复辩称，扎克的脑部因母亲怀孕期间酗酒而存在损伤。
尽管胎儿酒精谱系障碍并不一定会降低智商测试得分，但会损伤中脑，进而影响从经验中学习以及预知行为后果的能力。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扎克的智商测试得分是79，而心理成熟度却像10岁的孩童。心理学家利用标准测试来评估适应性行为，这些测试问卷会提出一些与现实生活技能有关的问题，例如会不会系鞋带、填支票等。填写问卷的，通常是受测者的家庭成员，或者非常相熟的人，而不是受测者本人，因为人们有夸大自己能力的倾向。
但是，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死刑案件委员会的律师威廉·亨尼斯说，在法律环境下，这些测试经常被误用和滥用。很多时候，他们会让狱警填写问卷，而狱警会说，罪犯在高度设防的监狱里适应得很好。亨尼斯说，“你的一日三餐都是统一分配，终日受到监视，生活中每分每秒都被限定死。在这样的环境下，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适应功能评估”。他坚持认为，为了得到公正的结论，填写问卷的必须是在被告进监狱之前就认识被告的人。
一些州已经出台了测量心理适应性的方法。得克萨斯州处决的罪犯数量居全美之首，该州采用了“布里塞尼奥因素”，包含得克萨斯州刑事上诉法院于2004年制定的7项行为标准。这些因素包括，在家人和熟人看来，被告是否存在智力障碍、是否有能力直接回答问题、是否会撒谎，以及是否有预先制定计划的能力。法官们写到，他们制定的标准符合美国智力障碍协会的指导方针，定下这7个因素，是为了明确“极其主观的适应性行为标准”。
然而，这些因素却成了批评者攻击的靶子。西蒙说，“这些标准都是法官们凭空捏造出来的，没有任何科学基础”。他认为，这些不专业的评估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很多智力残疾的被告都会模仿别人的行为，以表现得好像很有能耐。他们还会装模作样地收集一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书籍，仅仅是为了显得有文化。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马克·塔塞说：“许多人以为他们知道智力残疾者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但实际上，那并不是智力残疾者真会表现出来的样子。”2014年，AAIDD发布了《诊断适应性行为量表》，这是首个专门用于诊断年轻人轻度智力残疾的适应性行为测试。身为该项目负责人的塔塞说，“这些死刑案件让我们意识到，专门设计一个测试，来分辨死刑犯的真实情况非常重要”。
轻信是智力残疾的标志，DABS的一个新颖之处就是设计了与轻信他人有关的问题。塔塞表示，那些智力残疾的罪犯通常都有同谋，可能就是这些同谋带领他们走上犯罪之路。通常，智力残疾的3条标准中，最让辩护律师头疼的是第三条：被告在18岁之前就已经是智力残疾吗？有时，被告的早期生活环境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比如，童年时期遭受忽视或虐待，会导致智商大幅下降。
一些法庭文件，比如霍尔案的档案，写满了这样的传奇故事，比如，父母和他人虐待被告、被告的头部遭到打击从而造成脑损伤、一些经历给被告留下了创伤记忆。但是，这些记录往往支离破碎，辩护律师只能依赖被告的家人或老师的主观记忆。亨尼斯曾试图寻找他的当事人迪安·基尔戈的童年记录。上世纪50年代，基尔戈出生于密西西比州，是一个黑人佃农的儿子。
经过许多天的搜寻，亨尼斯发现了基尔戈50年前的一项少年犯罪记录：当时，基尔戈所在的囚犯劳动营中，人们就已经用“脑子坏了”来形容他。最高法院同意审理霍尔案，这使得那些希望法庭科学有更好发展的人们深受鼓舞。或许，最高法院会做出让各州都遵循DSM-5诊断标准的决定。不过，最高法院更有可能做出决定，各州都必须考虑智商测试得分的标准误差，或者重视临床心理学家的专业诊断意见。
佛罗里达州声称，它用来评估智力的方法符合阿特金斯案确定的标准，如果最高法院做出有利于霍尔的裁决，就会招致无端上诉的泛滥。就像佛罗里达州检查总长办公室呈交给最高法院的简报中所称，“未来，诉讼将会没完没了”。但是，支持给智力残疾的死囚犯减刑的人们信心满满。马里兰大学的律师李·科瓦尔斯基说，“对霍尔来说，目前的情形是很乐观的”。
科瓦尔斯基曾为智商只有61的马尔温·威尔逊辩护，威尔逊因谋杀罪于2012年在得克萨斯州被执行死刑。在最近一些存在科学争议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开明地听取了专家的意见，比如，AAIDD和APA呈交的霍尔案简报。此外，几十个曾经担任法官和执法官员的人组织起来，向最高法院呈交了一份有利于霍尔的案件简报，希望最高法院考虑到智商评估中的标准误差。
哈里斯在评价这些简报时说：“我认为，这些简报对我们遭遇的困境做出了一个非常强力的声明：我们不能仅凭一个数字，就剥夺一个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