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有想过，第一次见到活的穿山甲会是这样。”她站在印尼棉兰市郊的一座仓库里，背后大门锁着，角落的穿山甲鳞片堆成了一座小山。一只活生生的穿山甲趴在上面，正舔舐着死去同伴的甲片。她差一点崩溃。但是她正在卧底扮演买家，收集证据。面前是侃侃而谈的中间商，身边是其他卧底的同事。她必须忍住。直到那天半夜两点，她独自一人突然痛哭失声。一只野外的穿山甲。愿它平安。
达拉瓦蒂（Dwarawati，化名）是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印尼项目的工作人员。然而，她和她的同事却不能像别的研究者一样看着研究对象在天然环境里自由生活。这里是战斗的前线，她们必须为了保卫自己所爱的动物而竭尽全力。但是没有人真的知道，这种古老、温柔又害羞的动物，还有多少时间。鲮鲤是古人对穿山甲的称呼，因为它身上布满了鳞片，像鲤鱼一样。
的确，它是全世界唯一一类身披鳞甲的哺乳动物，连犰狳的甲都和它截然不同。这些甲片由角蛋白组成，和人类指甲的成分一样，只是穿山甲的甲片更厚更硬，相互叠覆成遍布全身的甲胄而已。但披甲的它却并不威风凛凛。相反，它是一只温柔的动物。它是独居的，只有在交配季节才会彼此相遇。它的雄性个体不会主动寻找另一半，而是留下气味标记来告知雌性“我在这里”。它喜欢夜行，在白天多半都会缩成一团睡觉。
它挑食，每只穿山甲会认准自己最爱的一两种昆虫不放，各自的口味还不相同。它性情温和，爪子毫无杀伤力只适合挖洞，甚至没有牙齿。它很近视，它小时候会趴在妈妈的尾巴上，它会挖出地洞或者树洞然后躲在里面，它感觉到威胁就蜷缩起来，把脸埋在尾巴下面，等威胁自己离开。很多意义上，穿山甲就像一只害羞的宅。作为一个至少延续了4000万年的类群，穿山甲在野外原本过得很好。
全世界8种穿山甲被分在单独的一个目，野生分布范围遍达东南亚、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可算是相当不错的类群了。南朝道士陶弘景在他的书中想象，穿山甲捕捉蚂蚁的方式是张开甲片装死，等蚂蚁爬进鳞片中，然后沉到水里把蚂蚁淹死，再慢慢吃掉。但实际上穿山甲吃昆虫的方式十分简单：挖开它们的洞穴，用灵活的舌头把虫子舔出来。大部分穿山甲吃的是不同物种的蚂蚁和白蚁，甲片可以闭合阻止虫子爬进去，小眼睛和厚眼睑也有这个效果。
而当敌害来临时，穿山甲就缩成一个球，有力的腹肌让捕食者极难把它掰开，更无处下口。狮子和豹等捕食者面对这个甲球，大多数时候只能徒劳地拨拉几下，象征性地咬几口。幼年穿山甲的甲片尚未硬化时，母亲会一直留在洞里陪伴，如有威胁就会卷成球把宝宝裹在里面。成年穿山甲并没有真正的天敌。当然，除了人类。穿山甲是全世界走私最多的哺乳动物。
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红色名录上，中华穿山甲这个物种被列为“极危”，距离灭绝一步之遥——换句话说，基本上找不到了。唯一的野生稳定种群在台湾，剩下的地方穿山甲即便还存在，也已没有任何成规模的种群。而这一切，都只因为一种纯为满足口腹之欲的野味，和一种成分与猪蹄甲无异的药材。在2016年9月28日华盛顿公约（CITES）全面禁止穿山甲一切国际贸易之前，也有一定量的合法甲片进出口。
但是联合国环境署世界保育监测中心的数据表明，2001-2014年间，中国的年均合法甲片进口额仅446千克，而中国官方公布的年均消耗量，是这个数字的60倍。公开渠道会宣称这个差额是因为有库存。然而过去10年间，仅中国查获的涉及穿山甲案件，就意味着每年9000只穿山甲的走私量。根据估算，近年来非法贩卖的穿山甲真实交易数据，应该在11.6万到23万只之间。
在这样的压力下，非但中国境内的穿山甲种群已经崩溃，东南亚国家的种群也在遭受严重的摧残。达拉瓦蒂告诉我们，她和许多盗猎者有过交谈，过去他们很容易一周之内捕捉十几只穿山甲，但现在通常只能抓到五只左右了。这一趋势当然不会因为亚洲穿山甲的消失而终结。“由于亚洲穿山甲种群衰退，而今非洲的穿山甲正在成为国际贸易的对象，”WCS的资深研究员马杜·饶（Madhu Rao）博士说。“而中国和越南，是主要的消费国。
”它们坚硬的甲片据说有种种神奇的药效，却正因如此，它们连保护自己也做不到。更何况，穿山甲目前没有也无法指望开展商业化繁殖。全世界唯一可算成功的圈养保育项目是在台北动物园，但它依赖于极端细致的照顾，毫无商业前景。“许多动物园在穿山甲身上投入了大量经费，提供了最好的照料，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穿山甲的少量圈养和人工繁育依然极端困难。”马杜说。穿山甲的繁殖很慢。
马杜告诉我，中华穿山甲的孕期在318至372天之间，一次只产一胎。而且，圈养穿山甲的死亡率非常高。“人工繁育不但在生物学上是极端困难的，在经济上也是不可行的。”她说。再说，要怎样的人工繁育规模，才能填补每年数十万只的市场呢？马杜认为，就算实现了商业化的养殖，“对野生种群的压力还会继续，甚至可能会增长——因为商业性繁育机构有可能反而为‘洗白’野生穿山甲提供了途径。
”在这样的背景下，穿山甲盗猎与走私已经成长为可怕的大规模犯罪。“野生动物走私，和毒品、武器、人口贩卖乃至恐怖主义，都共享着同样的渠道，只是具体货物不同罢了。” WCS印尼项目参与成立的野生动物犯罪调查小组（WCU）调查员彼斯玛（Bisma，化名）告诉我。因此，和盗猎者的战斗，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所有调查起点都依赖线人。在众多非政府组织十余年的努力下，印尼已经拥有规模可观的线人网络。
调查员会通过网络寻找盗猎者，然后假扮买家联系中间商（对于穿山甲而言，中间商几乎都是印尼华人），寻找证据，判断关键人物，最终和警方合作，一网打尽。彼斯玛说，WCU平均每年会参与四五十起案件。2008年，小组取得了建立以来最大的成就——帮助警方一次缴获了13.8吨穿山甲；而2015年，又成功缴获了5吨穿山甲，案值高达182.6万美元。盗猎者拥有枪械和砍刀，而调查员却是平民研究者。
他们不但要卧底调查，还要在最终的抓捕过程里协助警方。彼斯玛没多谈他曾经遇到怎样的危险，但是他说，能够依赖的只有经验和训练，以及两条腿。达拉瓦蒂则告诉我，她的同事在亚齐特区的几次协助警方的行动中，都遇到了警方与犯罪分子交火的情况。但是比肉体风险更加可怕的，也许是精神压力。是一个深爱着动物的人必须每天面对悲剧，但又必须每天战斗下去的难以想象的压力。
就在仓库见到穿山甲的第二天，达拉瓦蒂和同事一起驱车前往另一个盗猎者的家。“他们告诉我，那个人家里有一张新鲜的虎皮正在晾干。于是，8个小时的车程，我脑子里别的什么都想不了，全都是这张虎皮。”最终抵达时，那个盗猎者不在家。“如果见到了，我估计真的会当场崩溃的。”她说。这一行动告一段落之后，她暂时离开了该地区，转而参加了一个蝠鲼的野生种群研究。“看到它在游动的时候，我的伤好了百分之八十。
”从语气里就几乎能想象出她在那一瞬间的治愈。但是并非所有的调查员都能像她这样幸运。达拉瓦蒂告诉我，WCU的很多成员需要隐姓埋名长期卧底，几乎完全牺牲了正常社交，居住地点也不能暴露。彼斯玛就是这样一位成员，日常神出鬼没，甚至参加学术会议也往往是当天毫无预兆地突然现身。对于他们而言，面临的心理压力甚至无法向同事之外的人吐露。“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工作了七八年的同事感到身心俱疲，回家休养了三个月。
然而三个月后他说，不行，我不能离开这项工作，于是又回来了。” 她说，她曾开玩笑跟上司说，像他们这样的工作，最需要的福利是心理创伤辅导。在她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我想起了几年前读到过的一个故事。故事说，一次森林火灾过后，人们在灰烬里发现了一只蜷成一团的穿山甲尸体，无论如何也不松开。当人们终于撬开之后，发现这是一只母穿山甲，她紧紧抱成团，保护了自己怀里的幼崽。
对于这个看起来很心灵鸡汤的故事，我一直抱有谨慎的怀疑。母穿山甲有类似的行为，只是面对火灾很可能没有什么作用。然而那一刻我觉得，也许达拉瓦蒂和她的同事心中，都有一只这样的母穿山甲吧。敏感，害羞，温柔，然而为了保护自己所爱的东西，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一只穿山甲。但是，它何时会醒来呢？我的第一只穿山甲，是在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看到的。
它的饲养员陈月龙——大家都叫他“陈老湿”——为它搭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笼舍，里面有水池、树干、土壤、落叶、人工洞穴，为了有效分解穿山甲粪便还加入了昆虫、蟾蜍和有益细菌。陈老湿把它从一根管道里拎了出来，上秤称重，看看它的身体有无异常。“就知道它会躲在这里面。”它害羞，但是并不胆小。被拎出来的时候它蜷缩了一会儿，但是很快就开始谨慎地四处嗅探地板上的几只陌生的脚。
当它来到我脚边时，我想象着不是在瓷砖的地板上，而是在华南的亚热带森林里看到它。我想象着它带着新鲜泥土的气息探过头来，伸出粉红的长舌头舔舐叶子上的一滴露水，尾巴扫过我的脚面。我想象着林间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形状和所有的色彩汇成一首歌，这只穿山甲也加入其中。我想象着第一次见到它的眼睛，和第一次见到它眼中的世界。还有每一双陌生眼睛的每一个世界。谁不愿意生活在一个充满可能性与惊奇的世界呢？
又有谁愿意生活在一个愈发单调，愈发无趣，愈发贫乏，愈发不能提供科学与艺术灵感的世界里呢？穿山甲只是4000万年的一目八种，在亿年计的生命史中只是一小段。然而我只是一个人类，20万年历史是瞬间中的一瞬间。这只脚边的小动物是先于我而存在的世界的一部分，这一点和日月星辰并无分别。我拥有一脚把它踢开的能力，但是我无法想象，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这世界，意味着什么。日月安属，列星安陈，鬿堆焉处，鲮鱼何所。
于是我问它：穿山甲，你要去哪里啊？我始终会在这地球上，生在这里，死在这里，穿山甲说。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