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刚读过张纯如的先生布瑞特·道格拉斯（Bretton Lee Douglas）为追忆亡妻写的文字，读后颇为感慨。想起这位未曾谋面的作家友人骤然逝去，令人扼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曾有过短暂接触，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了，依然记忆犹新；现在写下我们相交的点滴滴，作为对这位令人尊敬的逝者迟到的纪念。
1992年，香港《开放导报》约我写系列海外华人经济学家。本人对经济学是外行，却又碍于引荐人的一片盛意，硬着头皮允诺。纽约一位朋友恰好认识哥伦比亚大学华人经济学家王念祖，联系结果，王教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但仅放在与朋友共同的饭局上；采访地点和方式都不理想，聊胜于无。
1993年初我为此专程从波士顿乘大巴前往纽约采访王先生。到了纽约刚和朋友通上电话，获悉我离开波士顿后不久，我儿子就打电话追到朋友家，告知加州有位女士来电急于找我。面对陌生的电话号码，我不知此人是谁，更不知她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又为何如此焦急地找我。在手机尚未普及的时代，我在人流熙来攘往的纽约街头，在一个狭小的公用电话亭里，费力地拨通了那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对方是位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年轻女士，自报名叫Iris Chang，后来我一直称她艾瑞斯；直到多年后，她写《南京大屠杀》出名，我方知道她的中文名字是张纯如。1993年在纽约街头公用电话里，她说是萨特迈尔（Richard P. Suttmeier）教授引荐我与她，并给了我在波士顿的电话。
1981年我在北京认识的美国教授萨特迈尔。
那年美国科技政策代表团首次访华，当时我所在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参与了接待，我第一次见到作为代表团成员的萨特迈尔教授。1982年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系，见到了在北京曾经接待过的美国科技政策代表团的正副团长——他们分别是哈佛大学与MIT的两位教授；而萨特迈尔教授远在纽约州中部汉姆顿学院教书，我们没有机会见面。
直到1989年我受邀到麻省斯密斯学院讲学，再度来到美国，次年萨特迈尔教授邀请我和范岱年同去他们学院做演讲（范岱年是我在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的老同事，当时正在波士顿大学作访问教授）。
于是1990年春季的某一天，我和老范从不同城市乘坐灰狗大巴，同去纽约州汉姆顿学院，自此我与萨特迈尔教授恢复联系直到今天。张纯如1992年决定写钱学森传，她申请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审核中，基金会质疑她不具备足够阅读中文的能力（她自称中文阅读能力相当初级）；基金会看中她的选题，还是想支持这个项目，于是建议她寻找一位懂中文的研究者合作共同申请基金。她得知萨特迈尔教授是研究中国科技政策专家，并去过中国多次，便向其提出询问。萨特迈尔认为我是合适人选，遂推荐了我，并给了她我在波士顿的电话。
去年圣诞节前，我在波士顿音乐厅里巧遇萨特迈尔教授，问及当初向张纯如推荐我之往事，他说他始终没有见过Iris Chang，和张纯如都是通过电话联系和交流。
那一年张纯如急于要和我联系的原因，想必是申请时限迫近；她在电话中和我简单谈了她要做钱学森传记课题以及想和我共同申请国家科学基金，当前急于需要的是一份我的英文简历，需尽快交与美国科学基金会。我告诉她我刚到纽约，待两天后回波士顿，会尽快将我的简历给她寄去。
“三钱”——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是中国家喻户晓的著名科学家，我和后两位都有交往，唯独没有和钱学森直接打过交道。
要说近距离见面倒是有过一次，那是六十年代初，我就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了便于高年级学生上专业课，三年级下半年，把我们从玉泉路搬到中关村。一次学校请钱学森来中关村给高年级同学演讲，校方找两个同学当场做记录。我被选中，两位记录人被安排在讲台上左侧的一张桌子后面，距演讲者相隔不过两公尺。
写到此不禁想到我刚刚完成的一篇追忆文章《我的“诗人爸爸”吴奔星》（发表在微信公号“思考者iThink”，2016-12-28，及本人在《财新网》的个人博客），文中有一段——“大二时，北师大文学院请来胡适给国文系高年级讲《中国禅学之发展》，胡适先生要求找两名快手把他原本没有讲稿的讲座当场记录下来；黎锦熙按照胡适先生要求指定吴奔星及另一何姓学生作记录，一是为贫困而优异的学生提供生活补贴，也为吴奔星和胡适的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
连续四周的讲课成就了一部五、六万字的教材，后来还收入胡适先生的学术专著。吴奔星能记录下讲课中夹杂的英文，给胡先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胡适还称赞他的记录能把他的语气和风格都记下来……”。我这次担任记录远没有这么高的规格，更不会把记录拿给钱学森本人看，我也没有注意他的语气和风格，不过演讲者咳嗽的间隔，还是给我片刻补遗及喘息之机。
我的记录功夫来自在女四中上初中时，每天清晨上课前，高年级同学规定坐在大礼堂听时事广播，我作为一个初中生，无权进去；我天天清晨独自站在在大礼堂外面窗下，边听边把广播内容记下，真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份苦差事。直到今天，我听任何演讲仍有拿笔做记录的习惯。
1992年秋天，我正结束在宾州的富兰克林·马歇尔学院一年的讲学，又回到波士顿，虽然挂名在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教研室，但那是份没有薪水的空职，前一年，我和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专门研究核物理史的教授欧文·希尔伯特联合申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课题是关于中国核物理学家与核物理学发展史。
遗憾的是，我们那年没有被入选，也许我的合作教授已经年过70，又刚刚退休，也许申请总额过高……不过据内部了解获知，如果我们继续申请，下一年完全可能拿到。遗憾的是希尔伯特教授很少受到这种被拒的怠慢，他的自尊心以及他的长期规划，使他不想再次尝试，我们这个申请也就此作罢。
在此情况下，面对张纯如的建议，对一个我并不熟悉的课题，我虽说不上热心，但也无反感，毕竟还是科学家题材，尽管我对这位钱先生没有特别感觉。
我从纽约回波士顿，第一件事就是打印好我的英文简历，用快件给张纯如寄去。不料几天后接到她的电话，急促地问我为何还没寄出我的简历？我回答两天前已经寄去了！她焦虑地说没有收到，一定要我立即用24小时隔日收的特快邮件再次寄去。我放下电话就去了邮局，用特快邮件再次寄去我的简历；之后还专程给她通了电话，告诉她特快邮件的编号，以便她去邮局查询。这次看来是收到了；她很久没有再来过电话。
按照张纯如的先生文章所说：“纯如后来又获得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得以继续《蚕丝》的研究工作。”我始终不清楚张女士最终申请到的基金涵盖几年、又拿到了多少经费，我从来没有过问，当然我也没有看到过她的研究申请报告。
我只记得前一年我和哈佛大学希尔伯特教授的基金申请报告就有70多页，本身就是一篇相当规模的论文，那是下了相当功夫写就的，而申请的两年经费竟然高达33万美金，当然其中大头是给学校——哈佛大学，这是他们的惯例；也许是因为我的合作教授仍然是哈佛的退休教授，还可享用哈佛大学学术资源之故，而分到我们两人手中的虽是小额，不过两年预算也高达十多万，我的小份额也有六万——一年三万。
不过此时我们的那份厚厚的报告也只有束之高阁的命运。
1993、1994年，我和张纯如之间不断有电子邮件或电话往来，多是她提出要求与问题，我到哈佛大学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而我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与此题目相去甚远，帮不了太多的忙。偶尔我也会回答一些她提出的询问，那多半是她不了解中国国情需要参谋把握分寸。
我知道从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的人，确实有时很难理解中国国情，诸如他们认为入党是被逼的——殊不知，入党是件光荣的事，多少人申请入党多年无果，对钱学森来说也同样，他把入党作为一生中最令他激动的三件事之一。还有就是参军，他们认为是被迫的，殊不知那个时代，参军是要有后门的，能够参军令多少人羡慕又嫉妒！我按照她的要求寻找资料，或是对一些事做些解释，再翻译成英文，邮寄给她。
前后她也给过我一定报酬（大概有小几千美元吧）。从她给我的查询问题可以看出，她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史研究者，尤其关注于科学与社会、学者成长的社会背景。不过对我来说，这只是一项工作而已，非任何研究项目。
我知道她同时也在加州的伯克利大学及其他地方，请一些通晓中英文的人，帮忙寻找一些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等方面的中文资料，并且帮忙译成英文——这些都需要付出报酬的；至于广布在美国各个档案馆及大学中的丰富英文资料，对出生成长在美国、母语是英语的张纯如就无需借助他人，只需付出差旅费及复印等常规开销。
后来她要去中国访问，她希望我给她提供线索。
我那时和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并无联系，没有向她提供任何这方面的人选，据悉她想访问的力学所几位关键人物并没有如愿以偿。当时我只向她推荐了我熟悉的我们研究所的王德禄。我告诉她，1989年我赴美讲学前一两年，王德禄曾经和美国学者杜开昔在北京合作做“20世纪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课题。杜开昔是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八十年代在北京中科院研究生院教英语，此时已经返回美国。
我想她和王德禄的合作研究也许会对张纯如有帮助，起码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线索。后来张纯如在北京多次访问了王德禄，倒是我这个引荐人从未与她见过面。张纯如去世后，王德禄因工作曾多次前往美国加州硅谷，还曾到张纯如墓前凭吊（见王德禄个人博客）。
1995年底，张纯如完成了这个课题，并以书名《Thread of the Silkworm》出版，她曾给我寄来了一本，扉页上写的是：“For Yao Shuping, who diligently assisted me in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 Thank you and best wishes— Iris Chang Santa Barbara, December 1995”。
她也不忘在前言中提及我——“此外，我的研究助理，中国科学院科学史学者姚蜀平也系统地帮我发掘并翻译了大量材料。”此时我方知我被定位为“研究助理”。而在书中某一章中，她写道：“曾是物理学家，也曾在中国科学院担任官方历史学家的姚蜀平……”，虽然现在研究科学院院史的后起之秀尊称我是“科学院院史室第一任室主任”，但这也只是个研究职称，而非任何“官方历史学家”。
不过看了她的书，知道那两年张纯如确实下了相当功夫，对一个并不了解中国，更不了解导弹专业的学新闻写作出身的人，完成了这样一部科学家传记，确实非常了不起。当然如果我能够早一点看到书稿，也许或多或少会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
英文版出书一年后的1996年底12月30日，台湾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译者是张定绮、许耀云，天下文化出版，书名《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15年后的2011年4月，北京也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书名是《蚕丝——钱学森传》，译者为鲁伊，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后者书名太过直白，没有把书的内涵表达出来是一缺憾；更最重要的是，该版删节过多，钱学森回国后的若干重要内容不再呈现，降低了该书的真实性；致使一些读过英文原著又对钱学森有所了解的科学家们，表示张纯如版的英文传记是众多钱学森传中，最接近真实的一本。尽管英文原著仍有某些缺憾，那是作者对中国实况了解有限，以及对中国科学发展，特别是力学所发展缺少认识所致。
对钱学森回国后的贡献，已经有太多的报道、文章及书籍介绍，所有的钱传，在这方面都相差无几，也不易遗漏什么重要之处。不过在涉及他回国后的半个世纪（占据其有生之年将近60%），选择性地描述差异甚大，各种版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若干关键部分。
如果不是《知识分子》编辑部李晓明先生邀请我写此文，也许我永不会提及这些陈年旧事，不过既然谈及这个话题，也看了一些相关的钱学森传记，借此机会愿做一表白。
写传记，贵在真实；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是与被写者之间有所交流。遗憾的是，钱学森曾明确表态，不接受此类采访，不许在他有生之年为他写传，他说得直白：“急什么，我还没死！”张纯如不可能采访他早在预料之中；遗憾的是，力学所几个钱学森的重要助手和学生，她也没有机会和他们交谈；这里的原因且不去追究，只是这个结果对了解钱学森的真实状况颇有影响。我在此仅就了解到的提及几点。
——早在1951年，力学研究室就成立了，设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内；当时的室主任是钱伟长（1946年回国）、秘书是林鸿荪（1950年回国）。其后在1955年夏天，钱学森回国之前，钱伟长就向科学院提出建立力学所的申请；钱学森回国后，也提出在科学院建立力学所，这就促使力学所于1956年1月建立；力学所是在原来力学室基础上建立的；
——钱学森回国后，他的同事除了书中提及的郭永怀、以及回国船上同行的许国志、学生庄逢甘外，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为建立力学所和开展力学研究做出贡献的，也曾经是钱学森重要研究伙伴的科学家们，他们是——钱伟长（最早建立力学研究室，也是钱学森建立力学所的合作伙伴）；林鸿荪（协助钱伟长建立力学研究室，后来又帮助钱学森建立力学所）；郑哲敏（钱学森的得意门生，是继钱学森后力学所第二任所长，真正为实现钱学森开展工程科学研究的后继人，曾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朱兆祥（当年代表中国科学院到深圳码头迎接钱学森，后来帮助钱学森筹建力学所）等人；
——钱学森对筹办力学所、国防五院以及培养人才，书中都有详尽的描述，却忽略了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的精心和刻意培养人才。钱学森每周来科大两次给力学系讲课，就像华罗庚给数学系讲课，张文裕、赵忠尧及梅镇岳给我们核物理系讲课一样。在给力学系第一届学生宣读教师名单时，钱学森曾得意地高声说道：“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
”钱学森特别关注的是最初两届学生，即58级和59级，那是他亲自授课、精心栽培的科研后备军。他对力学系的掌控远远超出其他科学家对自己专业系的掌控，不是一般的超出一点点，而是要强得多，也许是因为他的特殊地位，使得他比一般科学家在科大更有发言权。仅就一例即可看出。科大学制都是五年制，第一届1958年入学，1963年毕业；唯有力学系当年虽然毕业了，却推迟半年分配工作，那是钱学森的要求。
他认为学生基础不够扎实，需要补基础课和英文。当然这些受到额外栽培的学生，后来大多都成了他的部下，战斗在他统帅的各个部门，成为主力。对比当初我们系的科学家系主任上任时，站在一群学生面前战战兢兢地卑谦说话的神态，二者反差何其大矣！
联想起钱学森到广州参加知识分子会议，是单独一人乘坐铁道部提供的专列，而其他科学家都是共同乘坐普通列车前往，引起与会者侧目与不满，而力学也被列为十二年规划中物理学的第一章，其独特身份显而易见；其后文革中，他更是中央首要保护的科学家。
——张纯如在书中全文记载了钱学森1956年5月（回国整一年），给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老师冯卡门的祝寿信。
那封深深伤害了老教授的信，无情地指责了他以往敬重的人——“我想，冯卡门博士，您对自己在科学和科技上的贡献，并不真的感到那样骄傲，因为，您不免怀疑，您研究的丰硕成果是否都被运用于制造毁灭性的武器，而鲜少用于促进人类社会的美好？”如果没有引用这段话尚可，一旦引用了，作者是否也应该用同样问题，询问一下此书的主人公呢？钱学森回国是当了火箭工程师，还是当了战略科学家？他究竟是武器专家还是科学家？
他提出“为革命搞科学”的同时，对自己导师的指责是否有点怪异？冯卡门大师在其自传结尾写得明白：“自古以来，科学和科学家一直是在为战争搞创造发明与解开宇宙之谜和揭示物质微观结构之间进行抉择和艰难前进的。”他是个实实在在的战略科学家，他主持制定的《迈向新高度》的战略规划，从二战后直至今天仍然在美国具有权威性的战略指导意义，而钱学森就是该规划的作者之一。
后来指责当年那个领军人的钱学森自己，离战略科学家又有多远。当然我们不会忘记，1956年制定12年远景规划时，钱学森正是春风得意、呼风唤雨之时，他对那个规划的卓绝贡献正是他施展“战略科学家”的用武之地，是他继承其师的另一杰作。可是后来呢？他的工程科学，他的力学所发展如何……
——钱学森回国最初是想建工程科学所，后来退而次之，在原来力学室基础上建立了力学所。
几十年来，力学所三起三落，力学基地最终被铲平。他曾经对他的学生们呼喊：“你们上山打柴，我在山下等着，有个哨子，我吹哨子你们再回来做研究……”此话透露出的悲凉，不必多说，他吹哨子之时，他手中还留下些什么？只需看看他晚年热衷于那么多他并不熟悉的领域——沙漠改造、人体科学……钱学森提出了著名的“钱问”——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北大一位教授答曰：“明知故问，答非所问！
”联系到钱学森最后两年中，对前来医院探望的同事和学生，深情地提及加州理工学院……也许张纯如在书中的后记中，反复使用的一个句子“We will never know……”（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可以作为最好的解答。
张纯如2004年自杀身亡，为世间留下了无穷遗憾与不解之谜。她在完成钱学森传记之后，又出过两本书，其中的《南京大屠杀》把她推到作家声望的顶峰；其后的《美国的华人》也在美国畅销。
当她撰写第四本书，那是关于二战时沦为日本战俘的美国士兵的“巴丹死亡行军”时，精神濒临崩溃。对她的死因有多种分析和解释，包括常年熬夜、四处奔波参加新书销售演讲会的疲劳，对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惧，以及对美国政府怀疑、甚至为美国将变成她书中那种暴力横行社会的忧虑，还有用药不妥、独生子患病等等。不过她的先生提到了独特的一点——她的骄傲。
那是他在看到妻子的遗书后的评论——张纯如写下：“如果你们能记住我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最意气风发的样子，而非我从路易斯维尔回来之后眼神憔悴的病人形象，那再好不过了。”深深了解妻子的道格拉斯先生坦然说道：“她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树立并维持自己的公众形象。我认为，她觉得自己精神崩溃之后，再也无力维持这种形象了。”上面所述因素也许多多少少都起了某种作用，不过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
对于这样一个在温室里、在象牙塔中成长的年轻女子，多年来写作主题皆是大屠杀、华工受辱、战俘受虐这类题材，确实不是轻松的写作经历。她能坚持十年之久，已非易事；而每次签书销售会又给她带来新的例证和新的痛点。无止境的压力、无尽头的忧伤，久而久之，她的背景和经历难以再承受。对同样书写灾难事件和苦难人生的我，有着深切体会。不同的是，我本人有着足够而充沛的负面经历，对那些灾难和苦难，本人有着深切的体验与感受。
无论从18岁高中毕业“整团”时，被全班整整批斗了一个月之久（至今我们班没有过老同学聚会），到大学五年的“三等公民”待遇，再到文革中的家破人亡及自己两次受难（26岁时被上万张大字报铺天盖地压降而来的“殊荣”并非每个人能“享有”）等等；即便如此，每次从写作到修改，我都像经历一次次的煎熬。
我敬重张纯如，以她的才华，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一样会成功，可是这个没有受过什么磨难的年轻女子，毅然选择了正义，心怀慈悲地一次次地写下世人的苦难和历史的悲剧，她以殉道者的虔诚，铺就了后人知晓真相的羊肠小路。今天当我们站在那沸沸扬扬的岔路口，看到一条指引人们了解正史的明亮之途，我们从心底感激和敬畏这位烈女。张纯如女士，你——完成了人类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