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和儿童优先了吗？
撰文/约翰·斯皮克曼（John Speakman）
翻译/张丽娜
请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站在铁轨的旁边。向右看，轨道延伸到远处，而向左看，轨道则通向一个两边都是峭壁的窄小峡谷。峡谷中有5位工人正在铁路上施工。你朝右看时，发现有一列火车正在驶来。峡谷中的人被峭壁挡住看不见火车。可以确定的是，当他们看见火车的时候，就来不及离开铁轨了，而火车此时也来不及停车，一场灾难将不可避免。这时候，你注意到面前有一个操作杆，可以扳动道岔将火车引导到附近一条废弃不用的铁轨上。
问题迎刃而解——你可以改变火车行驶方向，避免人员伤亡。可是，当你顺着这条废弃的铁道看去，又发现有一个工人正躺在上面睡觉。所有这些人离你都太远，听不见你的喊声。如果你跑到正在睡觉的那个人那里让他离开，就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扳动操作杆改变火车的方向。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扳动道岔改变火车的前进方向，使得一个人被伤害，以此为代价来救另外5个人？
上述困境经常被称为“电车难题”，因为在其他一些版本中讲的是一辆沿着铁轨开来的失控的有轨电车。这个问题是由哲学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在最初的版本中，你是一位电车司机，而电车的刹车失灵了。这个版本中在两条轨道上的人都被绑在轨道上，无法逃走。摆在你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你会转动方向盘让电车驶上旁边一个人的轨道吗？
这样一个困境其有趣的地方是，人们一下子就能抓住要害。如果你只是简单地把选择摆在那里，那么绝大多数人会意识到“目标”应该是减少伤亡，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以伤害尽可能多的人为目标的竞赛。面对电车难题时，大多数人（平均90%）会选择改变电车路线至旁边的轨道，以撞死一个人为代价，拯救5个人。电车难题曾经被人们广泛使用，作为探讨道德问题的一个工具。
20世纪70年代，美国哲学家朱迪斯·贾维斯·汤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对电车难题稍微做了一些改动。汤姆森的困境版本中，你没有站在铁路道岔处，无法改变火车行驶方向而使火车撞上旁边轨道上的铁路工人，而是站在主轨道上方的桥上。桥上坐着一个很胖的男子。如果你把这个胖男人推下桥，落在铁轨上，就刚好能让车停下来，从而拯救那5个人。你会把他推下桥吗？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这两个版本的场景，后果是一样的，但是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很多年来，关于人们为什么在第一个场景里会扳动道岔，而在第二个场景里不会把那个胖男人推下桥，一直有很多争论。看起来，“做某件事”和“让某件事发生”在道德上是有巨大差别的。在第一个场景中，我们扳动道岔只是“让”火车压死铁轨上的那个人。而在第二个场景中，我们需要亲自“做”杀人这件事，而这在道德上是更难以被接受的。
最近，从电车难题又引申出来一个很有意思又很实际的问题。设想一下，你是一款无人驾驶汽车的程序设计员。这辆汽车沿着马路向前行驶，突然在路中央遇到5个人。这时，汽车已经来不及停下来，如果汽车不改变路线的话，那5个人将被撞死。可是，在人行道上却站着一个行人。你是否会设计程序，让汽车在这种情况下避开那5个人而撞死人行道上的那一个行人？无人驾驶汽车是否应该像人类那样对电车难题做出反应？
从逻辑上讲，按照90%的人的选择，你应该编写程序让汽车撞死人行道上的那一个人。但是现在再考虑一下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已经设计了这样的程序，可是无人驾驶汽车遇到如下的情形：那是一个人行横道，根据交通信号灯指示，此时行人不应该横穿马路。这时有5个喝醉的人走过来，他们看见了红灯，但依然横穿马路。此时，一个清醒的市民就站在路边等待信号灯变绿然后通过马路。
根据无人驾驶汽车的预设程序，遵守交通法规耐心等绿灯的市民会被撞死，而另外5个无视红灯的醉汉却会得救。这样的程序设计合理吗？作为程序设计员，你会不会因此被指控谋杀？
之所以讲起有关电车难题的这些事，是因为2016年6月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发表，文章里用电车难题作为研究方法的一部分。
文章发表在《医学与健康（生理学和精神科学）》[Medicine and Health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期刊上，是关于骑士精神的。骑士精神是大约八九百年前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一种行为准则。它包含一系列行为规范特征，比如在战斗中追求荣誉、捍卫真理和诚信。
可能骑士精神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条就是面对一位女性时，一个男性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行为。特别是，男性应该保护女性，对他的配偶以及其他所有女性谦和有礼。这种行为最好的例子就是，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应该先救妇女和儿童。“妇女和儿童优先”经常和海难联系在一起。原因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有关轮船应该携带的救生艇数量的规定还非常少。因此，轮船上通常都没有充足的救生艇来营救所有乘客和船员。
作为骑士行为的传承，根据“妇女和儿童优先”原则，在灾难来临时，救生艇上的座位应该给妇女和儿童，而男人们则应留下，与船一起沉入水中。历史上真正践行这条骑士精神的首个记录发生在1852年英国伯肯黑德号（Birkenhead）沉船事件中。然而，最为著名和令人震撼的例子，则是1912年泰坦尼克号（Titanic）的海难。当时，确认轮船即将沉没时，请示船长是否开始将妇女和儿童送到救生艇上。
船长回答道：“是的，妇女和儿童上救生艇，然后放下救生艇离开。”不幸的是，这一命令代价高昂，因为有的船员理解为“妇女和儿童优先”，但其他人则理解为“只有妇女和儿童能上救生艇”，因此一些救生艇即使还没有坐满，但如果附近没有其他妇女和儿童，就会被放入水中，而拒绝让男人上去。有些男人试图登上尚有空余座位的救生艇而被船员开枪打死。最后的统计显示，船上74%的女性获救，而80%的男性丧命。
幸存的男性还受到来自媒体和社会的严厉谴责，污蔑他们是懦夫，这或许会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还不如随巨轮一起沉入海底。
在现代社会里，女权运动已经在女性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这种骑士行为准则仍然在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发表在《医学与健康》上的研究也令人吃惊地显示了这样的情形，这项工作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科研人员合作完成的。
第一个实验就是前文描述的第二个版本的电车难题，如果桥上是一个女人而不是男人，男人和女人都不太可能将她推到桥下去。在第二个实验中，先给研究对象发一笔钱（约200元），然后告诉他们，实验结束时这笔钱将会乘以10作为最终的奖赏，即最终的奖赏可以高达2000元。但是，这中间有一个小关卡。实验中有一部分内容需要和一位搭档互动，如果想要最后拿到10倍的奖励，必须要给这个搭档几次轻微的电击。
实验结果显示，如果搭档是女性，参加实验者就不太可能让搭档遭受电击从而拿到奖励。这些实验说明，我们的处世态度里还是存在强烈的性别偏见，可以追溯到当年的骑士精神和行为准则。文章的作者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的莫波斯（Mobbs）博士评论说：“我们的社会认为伤害妇女在道德上是更不可被接受的。”然而我们真是这样的吗？女性真的能比男性得到更多的保护么？
这些思想游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不需要我们真的去做什么，并且大家也都知道场景是虚拟的。没有火车真的会开过来碾压正在小憩的铁道工人，没有人会真的被推到桥下而必死无疑，玩这些游戏的人都心知肚明。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行为可能会被实际得多的因素所控制。以桥上那个人的情形为例，如果你把人从桥上推下去挡在列车前面，肯定会被指控为谋杀罪，被判入狱很多年，甚至被判死刑。
试图拯救远处铁轨上5个人的性命并不足以作为充分有力的辩护，因为控方会反驳没有人知道那些人是不是一定会被火车撞死。换句话说，你只是为了避免一个未知的有人被害的可能，确凿无疑地害死了一个人。
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此外，电车难题本身的设计也非常异想天开，无法为现实生活中人们面临道德困境时的选择提供很好的参考。事实上，电车难题还有一些更加接近现实的版本，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局。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也是由汤姆森设计的，场景是在医院里，有2个人需要移植肾脏，还有另外3个人分别需要移植心脏、肺和肝脏，否则5个人都会死掉。在这家医院里还有一个断腿的人。那么，你会不会把断腿的病人杀掉，取出他的器官来救另外那5个人？毫无例外地，当人们面对这样一种场景时，都不会选择杀死断腿的人来救另外5个人。而在道德意义类似的电车困境中，90%的人会选择杀死1个铁路工人而不是另外5个。
也许是不同的行为可能会带来的现实后果改变了人们的决定。
那么，“妇女和儿童优先”现象又会是什么样呢？我们有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数据，例如泰坦尼克号灾难中，人们确实让妇女和儿童优先获救。人们真的都是这么做的吗？泰坦尼克号因撞到冰山而沉没3年后，英国的一艘远洋邮轮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被德国潜艇的鱼雷击中，沉入海底，约1200人丧生。幸存的至少750个人中，主要是16～35岁的青壮年男性。这两起悲剧，哪一个更能代表人类的行为？
4年前，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一对教授夫妇米凯尔·艾林德（Mikael Elinder）和奥斯卡·埃里克森（Oscar Erixson）着手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分析了过去300年间的18起重大海难的数据，涉及死亡人数超过15000人。这项工作2012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他们的发现令人深省，几乎完全颠覆了人们关于骑士精神的看法。
当遭遇沉船事件时，与男性相比，女性明显处于劣势，这个劣势似乎与轮船多久会沉没无关。沉船时间的长短经常被认为是造成泰坦尼克号和卢西塔尼亚号幸存人员组成比例不同的主要原因。女性优先的观念在一般情况下有可能给女性带来更大的机会，但在沉船事件中，过去100年间女性的生存概率实际上是每况愈下。我们可能喜欢骑士精神中保护妇女以及“妇女和儿童优先”那些观念，特别是当我们在玩心理学游戏的时候。
但是，当船真的在沉没的时候，人们真正遵循的规则更可能是“人人为己”。
作者介绍：
John Speakman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千人计划”引进人才
2016年11月入选美国科学促进会2016年度AAAS会士
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成立于1848年，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学术组织之一，涉及所有的科学研究领域，其宗旨是推动科学家间的合作，激励科学使命，支持科学教育及谋求人类福祉。AAAS现有超过9.5万常规会员和约8000位会士，其中大多数都在美国。
美国科学促进会也是《科学》杂志及其他学术杂志的出版者。截至2016年，共有10位主要工作单位在中国的科学家入选AAAS会士。
来华工作5年以来，John Speakman在Science、Cell Metabolism等杂志上发表了超过100篇文章，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发表文章超过470篇，其中有11篇发表在Nature、Science杂志上，2次登上Nature杂志封面。
John Speakman博士自2014年在《科学世界》杂志开设专栏，本文选自《科学世界》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