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人工智能诞生60周年，而人工智能进入中国，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事情。那时我国刚刚拨乱反正，正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重建，就在这时，人工智能伴随着它的创始人司马贺（Herbert Simon，1916-2001）来到了中国。
司马贺是计算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领域涉及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公共行政、经济学、管理学和科学哲学等多个方向，为1975年图灵奖得主，并在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80年10月17日，司马贺第二次访华（第一次是在1976年）时，在北京科技会堂做了关于人工智能的报告。当时中国刚刚敞开国门，这样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做报告自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中国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
由于司马贺对中国人工智能的特殊贡献，1994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人工智能这个学科在“文革”前的中国叫“控制论”，“控制论”的创始人是美国学者维纳（Norbert Wiener, 1894-1964）。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控制论在苏联其实是被当成伪科学来批判的。
苏联在1954年出版的一本教科书中这样写到：“控制论者……要用机器代替人，在思想活动方面……建立一支能服从帝国主义需要的思维机器”；1955年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有中译本）以及1956年苏联的《大百科全书》也都称控制论是反动的伪科学。无论是什么学科，一旦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其前途自然可知。当时中国在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见不到英美国家的文献，只能通过苏联的资料来研究。
既然“老大哥”说控制论是伪科学，那我们是否也要亦步亦趋效仿呢？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苏联后来来了一个大反转，本来他们把控制论说成伪科学，后来又把它写到苏共党章里去了。当时中国的学者们也很不理解，所以就打算先分析一下控制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时候，控制论就不是个简单的科学问题了，它首先涉及到的是哲学和政治问题。
之后出台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56~1966年)制定了控制论在国内的研讨和发展的规划。《规划》在统计、对比和分析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控制论思想在新中国的独特科学传播模式——哲学先行，平行推动。哲学先行，就是先要清楚其哲学含义，看它究竟是不是伪科学。后来由于“文革”，《规划》未能得到实施。
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童天湘先生在1978年4月21日写出关于“控制论中的认识论问题”的内参，其中就提出我国要尽快积极参与到这方面的研究中去的建议。
童天湘先生（1931-2012）是安徽省无为人，1960年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物理系，后又师从于光远先生，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技哲学室的室主任，出任过哲学所学术委会委员、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1988年IEEE/SMC（系统、人和控制论）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等职，退休后依然积极参加学术活动，硕果累累。
作为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创始人，童先生在人工智能的哲学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使在今天，在铺天盖地的技术洪流中，人工智能仍需要哲学的思考。毕竟，这门学科涉及人的智力活动，而人的智力活动与哲学是不可分割的。“什么是心灵”“什么是智能”“什么是意识”这些都是哲学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
人工智能学会落户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童天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980年10月17日，童天湘先生作为中国哲学界的唯一代表出席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筹备会与第一届全国人工智能学术会议。1981年2月10日，来自全国各地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近50位专家学者聚首北京，倡议尽快成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上起草了《关于成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的申请报告》，分别呈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协。
1982年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人工智能学会挂靠，并由童天湘担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办公室主任。1987年4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学会正式挂牌，童天湘等10位学者当选为副理事长。1991年7月5日，民政部正式下文批准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的登记申请，颁发了由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团登记证，涂序彦为法人代表，下设七个分会。
1992年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第七届全国年会及人工智能成立10周年纪念会召开，会议期间选出第三届理事会，涂序彦继续担任理事长，童天湘等十二位学者担任副理事长。人工智能学会绝大多数是自然科学界的专家学者，涂序彦曾考虑将学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转移出去，但因各种原因未能成功，童天湘继续承担学会的管理工作。
1999年应民政部要求，学会进行全国社团登记，明确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的主管部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自此学会的工作走向常态化。
自1980年代初，童先生便走上人工智能的理论研究道路，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和学会管理工作。早在1981年，童先生就在《编创之友》第四期上发表了“‘脑的设计’·机器思维·人工主体——人工智能提出的哲学问题”。这是我国发表的第一篇有关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的文章。
1982年，童先生又在“论智能革命”一文中提出了“智能革命论”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钱学森教授称智能革命是“又一次‘文艺复兴’”、哲学家肖前教授认为该文是一篇“学术上有创新、理论上有突破”的好文章。紧接着童天湘于1985年在《哲学研究》第五期上发表“人工智能与第N代计算机”，1988年又在《中国社会科学》第六期上刊文“论智能革命——高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
这一系列的文章也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1992年童天湘出版专著《智能革命论》，童先生这一系列的成果，彰显了中国在人工智能的理论研究上所作出的独特贡献。1997年5月3日-11日，IBM的“深蓝”计算机以3:5；2:5的成绩战胜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后，童先生当年便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九期上，发表了题为“从‘人机大战’到人机共生”的文章。
今年谷歌DeepMind团队研发的AlphaGo又击败韩国围棋世界冠军李世乭，标志着童天湘先生当年的预言实现。
童天湘先生的工作不仅仅是在科研方面，他还写过一系列普及性文章，分别被选入语文读本，例如2000年人教社的高二语文读本、2006年山东省教育出版社九年级语文课外读本等。当年“深蓝”战胜世界围棋冠军卡斯帕罗夫时，中央电视台专门找到童先生做相关的节目。
同样，童天湘先生为人工智能在中国的普及也做出不懈的努力。到了后来，童先生退休了。学会的工作要后继有人，但他的二位学生分别到了北大和武大工作，社科院哲学所后继无人，他便找到了我，问我是否乐意将学会的工作接着干下去。我说当然愿意了，因为我所学的专业与人工智能有很大交集。那时我虽是室主任，但职称仅为副研究员。童先生说你要是正研究员，人工智能学会就会继续留在社科院了。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将学会的图章交给了北京邮电大学。从此以后，人工智能的研究在社科院这边就无以为继了。今年，AlphaGo终于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我写了若干篇文章。还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的访谈，在网上撰文从人文社科的视角谈人工智能。在2016年4月1日，还专门参加了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人工智能与哲学的对话”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发言。所有这些也算是对童天湘先生的汇报吧。
一转眼，童先生离开我们已有4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大树长成了，我们不能忘记栽树人。童天湘先生见到人工智能在今天的发展，一定会含笑九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