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日后成为著名遗传学家的霍尔丹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代达罗斯》的演讲，提出科学将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并造福人类。哲学家罗素则在翌年给予批评性回应，在其发表的《伊卡洛斯》中，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
霍尔丹演讲后第10天，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人生观》为契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科玄论战”揭开了序幕。尽管“科玄论战”双方的前台主将都有很强的西方教育背景，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知道霍尔丹的演讲及后来罗素的批评。两场论战的同时性可以由一战后中国与西方各自的社会文化环境得到说明。
在西方，目睹现代战争带来的空前浩劫，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人类对财富与权力的无节制欲望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中国，高扬“五四”旗帜的知识分子们视科学为救国救民的利器，容不得对科学功用加以怀疑的言论。霍尔丹与罗素之辩，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那场“科玄论战”，都可以放在更广阔的“两种文化”视野下去考察。1959年，英国人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一个著名演讲，讲题是《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
他在演讲中提出，存在着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而两个壁垒中的人士又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尝试去理解对方的立场。
“两种文化”的分裂久已存在，斯诺只不过是将其明确表述出来而已。他的那本小书问世之后，尽管针对这一命题的批评屡见不鲜，但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还是承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与制衡，乃是人类近代思想史上一条醒目的轨迹。
如果说霍尔丹与罗素之辩是两个拥有头等智力的名流间个人过招的话，1923年在中国发生的“科玄论战”，则是两大阵营的集体对垒，它们都在斯诺提出那个著名的论题之前。
其实，在“科玄论战”爆发前不久，罗素就曾来中国访问。细检他来华的经过，以及众多交游活动，可以大致窥见“科学派”与“玄学派”这两个阵营已然成形，同时也不难理解罗素通过《伊卡洛斯》表达的诸多看法，与后来“玄学派”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款曲呼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