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研究无法提供全部答案，早期的、前沿的研究需要更多后续工作才能验证。那些新闻报道中的“最新突破”更适合交给科学家们交流讨论，而不是立即拿来指导实践。
2003年，一群研究者在《美国医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他们的发现会改变你对医学报道的态度。他们回顾了从1979年到1983年间发表于顶级科学期刊的101项研究，这些研究都声称其中的新疗法或新医疗技术“前途无量”。结果，他们发现，其中只有五项技术在十年内成功上市。在论文发表时，只有一项技术仍被广泛使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一种降压药）。
然而，你永远不会从医学报道里知道这一点。举个多发性硬化症“神奇疗法”的例子吧。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是一种无法治愈的退行性疾病，患者的免疫系统会攻击神经细胞的保护层，阻断大脑和身体的联络，从而导致一系列可怕的症状：肌肉颤抖，失明，大小便失禁，最终甚至导致早逝。
然而在2009年，情况出现了突破：意大利研究者保罗•赞邦尼（Paolo Zamboni）博士宣称，他通过“疏通”颈部静脉治愈了自己妻子的多发性硬化症。他的理论认为，多发性硬化是血管疾病而非免疫问题。这项研究颠覆了人们的常识，它给患病的人带来了希望，它背后还有个拯救妻子的迷人故事。这简直是让报道者兴奋的“猫薄荷”，闻风而至的健康记者们盛赞这种疗法是爱情推动医学的伟大胜利。
然而不幸的是，赞邦尼的研究更多是炒作而非突破。他的实验样本量太小而且设计糟糕，但这一点远不像他的爱情故事那样得到关注。其他尝试重复实验的研究者都失败了。很快，出现了各种病人复发和产生并发症的事件。
这种循环一直在重复出现：最初的研究承诺了一个“奇迹”，媒体对它大加炒作，而研究者们最终证明，“奇迹”并不存在。内奥米•奥利斯克斯（Naomi Oreskes）是哈佛大学的科学史教授，她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对我说：“媒体与科学工作者对于新闻的理解存在很大很大差异。对你们而言，新闻的要点在于新，这使得媒体总是关注最新结果。而我的观点是，那些崭新的结论最有可能是错的。”
单个研究不可轻信。所有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偏倚和缺陷。真相通常隐藏在同一主题的纷乱研究当中。这意味着，真正的洞见不大可能来自奇迹般的、偶然一次的发现或是灵光乍现。漫长的审查、重复实验以及同行讨论才更可靠。这样才能确保结果是准确的，不是单个实验中出现的异常值，也不是个别研究者的偏见。
记者和观众总是乐于关注科学发现中“前途无量”的那部分。听到可能产生革命性影响、终结疾病之苦的新概念十分激动人心——但这仅仅是“可能”。我们经常会受到赞邦尼这样爱炒作的科学家的煽动，而他们自己也面临着吸引研究资金和发论文的压力。
我们报道得太早，来不及等待科学共同体的验证。这往往将患者和政策制定者引上了浪费、有害或是多余的道路，以希望破灭和失败的医疗告终。相当多数的医学研究最终以失败告终，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改变这种趋势。
福布斯的健康作者马修•哈珀（Matthew Herper）前段时间剖析了一段关于治愈癌症的“奇迹疗法”的纪录片。尽管影片中的试验疗法看来确有希望，但它也是一长串似乎具有“革命性”的疗法中的一员。根据哈珀的一项信源，事实上近年来有超过200项“癌症突破”遭遇了失败。
一项受到高度认可的循证医学服务为临床医生评估各种新研究，他们发现，每年新发表的五万篇论文中，大约只有三千篇实验设计良好且有足够的临床意义，这只占总数的6%。
很多时候，单个的研究之间会出现彼此矛盾的结果。例如那些有关食物“防癌”或“致癌”的研究。汇总所有研究可以得到真相，但我们却总是把每个研究单独报道，新闻标题一会儿一变——红酒这周还“延年益寿”，下周就会“让你死的更快”了。
研究者并不是总能重复出其他人的发现，而且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实验根本就没有进行过重复。据估计，每年约有85%（2000亿美元）的研究经费浪费在了设计不当或者冗余的研究上。这意味着，初期的医学研究很有可能是错的。更明白地说，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新科学”能够最终为人类所用。
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大发现时代。互联网使得知识触手可及，但是更多的信息也意味着更多的糟糕信息，所以审慎的态度也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
我常常怀疑，对那些非常初期的研究进行报道是否有任何价值。如今，期刊发表最新发现，然后公众一拥而上。但事情不该是这样：学术期刊本是用作同行交流，而不是大众消费品。
在当前的机制下，报道者依靠期刊新闻稿汲取内容，很难抵制“耀眼新发现”的诱惑。我们被鼓励去寻找新奇的主题来写，正如科学家和研究机构需要吸引别人关注他们的工作。而患者，自然想要更好的药物，更好的疗法——以及更多希望。
但是这样的循环伤害着我们，并且掩盖了研究本应提供的真相。（尽管所谓“神奇疗法”背后的科学基础非常薄弱，多发性硬化患者仍然会不远万里去寻求治疗，并通过推动政治运动，为这些研究谋求更多资源。）
对我而言，我已经在尝试带上上下文进行报道，并尽可能运用高质量研究的系统评价。当科学家或其他媒体同行过早地吹捧某个新突破时，我尝试去传达它可能并不美好的真相。做这些工作越多，我就越意识到很多令人尊敬的研究者反复重申的观点：我们需要略过最新研究，关注那些已经积淀下来的知识。在那里，我们会获得改善自身和社会健康的洞见。
我想，当我们远离“神奇药片”和“奇迹疗法”时，我们才能更多地关注真正与健康息息相关的事情——例如教育，平等和环境。这并不容易，将我们推向前沿的力量也是巨大的。但我会尝试谨慎行事，提醒自己今天我所看到的东西大多都存在缺陷，以及进行回顾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