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稳定产出的要求会阻碍科学探索。Tolu Oni和同事们说，要进行最重要的研究，就必须允许科学家转移工作重心。科学工作陷入了第22条军规般的困境：研究者被要求推进富有前景的新问题，但只在呼应过去的研究时才会得到支持和认可。举例来说，本文作者Tolu Oni在研究HIV和结核病的流行病学时意识到，在城市中，患有这些传染性疾病的人很多也表现出非传染性的症状，包括高血压和肥胖。
很少有人分析过个中原因，或者提出综合预防和管理方案，但同行评审并不看好她研究这些问题的计划：他们在评审意见中指出，她在之前的研究中并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今年早些时候，本文的各位作者一同被世界经济论坛选为“在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公共利益结合的进程中扮演了变革性角色”的40岁以下科学家。见面后经过数小时的讨论，我们意识到，虽然我们都已经获得认可，所属的学科和地域各不一样，但我们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
其中最突出的是如何跨越障碍让研究获得影响力。科学研究常常会让我们发现比最初研究重点更具潜力的领域，这往往是因为新的研究方向涵盖了社会的复杂性。我们意识到，改变研究方向能帮助我们做出更重要的成果，但一直以来，研究资助机构和科研院所的政策都不鼓励这种做法。在评估基金申请或学术表现时，评审者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研究者在某一领域的过往表现记录。因此，必须专注于职业发展的青年科学家并不被鼓励去进行探索。
年轻科学家们被警告，探索新想法会危及他们的事业。在这里，本文的作者们讲述了他们遇到的挑战。我们并不是在说科学家应该浅尝辄止。改变研究方向仍然需要决心，并承担相应的风险，但目前的限制太严苛了。允许处于研究生涯早期的研究者改变方向对鼓励开展高影响力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有关大脑可塑性和团队效率的理论也支持这一点。在专业化之外，多样化经历也有助于促进科学发现，提升引领科研进步所需的决策技巧。
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的确有一些资助计划旨在支持处于职业生涯早期和中期的有为研究者从事高度创新的项目。这其中包括欧洲研究理事会的初级资助计划、中级资助计划和国际研究学者项目，这些项目是由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盖茨基金会、惠康基金会和卡洛斯特-古尔本金安基金会共同资助的。但仅有这些资助仍然是不够的。2015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批准了78项用于高风险研究的专项资金和15000多项常规资金。
这些资助往往会授予已经取得了强有力的初步数据并已被认定为业内专家的申请者。虽然评估研究者的研究经历顺理成章，但大学、研究理事会和其他资助机构仍然应该建立正式的机制，明确地为研究者改变方向提供便利。如果候选人能证明自身和新研究方向的可靠性，他们就应该得到支持。两个简单的改变就能带来巨大的不同。建立“转行叙事”。在资金申请中，应该给正处在转变研究方向过程中的研究者讲述其理由的机会。
在评估研究计划的重要性和潜力的同时，也应考虑研究者在其他领域中已经展示出的能力。“转行叙事”还能解释研究者在新领域的低产期和缺乏经验的问题。只要在申请表上多加一栏，就能让科学家更愿意探索不同的领域，也有助于评估者为他们提供支持。改进同行评审。没有或少有人重视同行评审训练，但是培养科学家的精细化评估能力能帮助他们将不同的特质纳入考虑，尤其有助于他们应对复杂的社会挑战，以及评估范围更广的跨学科问题。
最终，这或许将会改变科研机构的文化。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若没能为正在接近创造力巅峰的最具潜力新兴科学家提供资源，创新之路将被阻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