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抵达香港海域，回国胜利在望，100位中国留学生（不算未成年人）在“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上的合影。涂光楠认为拍摄时间为9月17日或18日。根据《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提供的一份威尔逊总统轮第十七次航程中国同学联谊会提供的“回国同学名录”，邓稼先也在其中。
几十年后，每当我回忆这段往事，我常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只有光亚（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国来是做原子弹了。选我是选错了，我没有学做原子弹，仅在纯物理的领域中工作，其他几位也都没有去做原子弹。——李政道。有些人喜欢把杨振宁和钱学森、邓稼先做比较，讨论他们谁对于中国的贡献更大。
有些言辞偏激的网友，喜欢动不动就把事情上升到政治层面，把能不能为中国搞科研归结于爱不爱国与否的问题，这观点就未然狭隘了。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在2016年初在香港《橙新闻》上撰文道。李昕认为不应该简单地把1950年代这些留美的优秀科学家的代表是否回国，上升到政治层面和爱国与否的高度来讨论。确实如此。但是，李昕给出的理由却与历史事实不符，有必要在此澄清，以解除其可能对读者产生的误导。
李昕写道：我以为这样的讨论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基本事实，就是现代自然科学是有分类的，它由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组成。钱和邓掌握了技术科学的专业特长，要报效祖国，回国自然是不二的选择；然而，杨振宁专攻基础科学理论，这是为人类做贡献的研究，自然是哪里的研究条件好，就在哪里工作。这还只是针对一般情况而言，还没有考虑五十年代中国的特殊情况。
当时的情况是，中国为了避免“落后就是挨打，必然要优先发展‘火箭’‘导弹’和‘两弹’，所以钱、邓回国，是可以大显身手的，但是，对于杨振宁所主导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国家在经济落后、“一穷二白”的状况下，既不具备也不可以提供相应的条件。李昕的这一段话自相矛盾，而且与历史事实不符合，首先，原子弹是科学家而非技术专家研制的。李昕混淆了原子弹研发中基础科学与应用的关系，并且可能误导公众判断爱国与否的问题。
其次，按照李昕的逻辑，杨振宁更应该在50年代回国参加原子弹制造，因为他当时在美国的师长，恩里科·费米、罗伯特·奥本海默、爱德华·泰勒等，均是领导美国原子弹计划的核心科学家，而且杨振宁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核反应的角分布与复合测量，也比邓稼先的博士论文更与原子弹的研究相关。
但是，说明历史的真实情况并非是为了证明杨振宁更应该回国，而是希望厘清事实，更进一步让人们理解当时留美学者在选择回国与否时所面临的真实困境。1950年代初，不少留学生急于回国是因为出现了经济困难，而有些是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建设新中国，或者是兼而有之，没有一个学者回国的目的是为了做原子弹，因为新中国做原子弹的计划是1958年提出的。
杨振宁、朱光亚、李政道和邓稼先，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先后校友，并在抗战胜利后赴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们都是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人类和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66年前，在美国的他们各自做出回国与否的选择，却因时局动荡天各一方，他们个人和家庭都承受了相当的伤痛。今天，我们以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朱光亚在1950年代的选择为题，梳理这一段历史，是希望国家、民族的悲剧不要再重演。
几个历史事实：20世纪40年代，数学家和科学家们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的卓越贡献。在欧洲战场，数学家阿兰·图灵协助军方破解德国密码Enigma，为盟军胜利立下汗马功劳；而美国的原子弹制造计划即是由理论物理学家向政府提议的。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致信罗斯福总统，提出要先于德国制造原子弹。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本宣战，美国正式制定代号为“曼哈顿”的绝密计划，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参与，其中核心科学家包括恩里科·费米、罗伯特·奥本海默、欧内斯特·劳伦斯、爱德华·泰勒等，这些卓越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们，均是战时应征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服务。
1945年11月，在美国向日本投下两弹原子弹、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即提出原子弹制造计划，当时，军工部长陈诚、次长俞大维找三位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商讨制造原子弹之事，科学家们说中国无制造原子弹之科学基础，应先从培养人才作手，李政道、朱光亚即是被选由政府资助出国留学。邓稼先、钱学森等回国初衷并不是参与制造“两弹一星”。邓稼先1950年10月回国，钱学森1955年8月回国。
新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是在1958年提出，当时毛泽东主席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中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大部分是理论物理学家，包括彭桓武、郭永怀、王淦昌等。
事实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国内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两岸对峙、中美对立隔绝、美国麦卡锡主义、美苏两大冷战阵营时局剧变，留美学者受到极大冲击，他们的家人分散在大陆、台湾、香港或美国，归国与否，他们面临痛苦的选择，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留在美国的学者，忍受着不能回国与亲人相见或为祖国工作的痛楚；而历尽千辛万苦回国的学者，不得不放弃相对自由舒适的工作生活条件，更未料到此后遭遇的艰辛和磨难。
1950年，26岁的朱光亚和邓稼先选择回国，28岁杨振宁和24岁李政道选择留在美国，命运从此迥异。与此同时，他们的师长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也辗转从大陆来到了美国。1957年10月，杨振宁、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99年9月，朱光亚、邓稼先被国家授予（追授）“两弹一星功勋章”。美国一别，万水千山！杨振宁和邓稼先再见面是22年后的北京。
1972年，李政道和朱光亚在首都机场相见。李政道说：“1950年我们在美国分别时，两人都是青年，而那次再相见时已进入了中年，真是悲喜交加感慨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