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曾经说过：“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意思是知易行难，显然这句话并不适用于“转基因”问题。人类会因天然的自我保护机制而畏惧未知的东西，但大概很少有像“转基因”这样引起如此严重的回避、误解和争议。在此背景下，一群年轻人用实际行动展开对转基因真相的探索，便显得弥足珍贵。
今年3月，这群留美大学生启动拍摄一部转基因纪录片，他们沿着戴维斯—伯克利—斯坦福—洛杉矶—芝加哥—圣路易斯的路线，从基因工程领域奠基者、不同相关学科的顶尖科学家，到有机农户、农业巨头孟山都、环保机构、消费者，用镜头记录下转基因食品在美发展的现状，努力倾听各方不同的声音。
且勿论这部独立调查的纪录片能否给出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答案，这种探索求真的过程本身已然是巨大的进步。一切源于一个年轻人的“突发奇想”。“我们也在美国拍一部转基因纪录片吧！”看过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回应转基因食品谣言的报告后，在浙大读研的周施展给农大读本科时的好友、当时正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留学的南冰发去了一条大胆提议。
大半年过去，在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这个即兴提议并没有像千千万万来自“拍脑袋”的灵感那样流为抛在脑后的空谈，时长一个小时的纪录片《转基因食品探索之旅》最终完成制作。拍摄团队与美国农业部植物基因表达中心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Sarah Hake（右三）。
疑问：我们会得到怎样的答案？
收到周施展提议的当晚，南冰激动得难以入眠，作为一名社工专业研究生和资深电影爱好者，她明白这将是一个复杂浩大的工程，绝不是凭着一两个人的一时兴趣能够完成的，必须组建完整的团队并制订周密的计划。第二天一早，南冰便从身边的同学、朋友开始一一问起。令她欣慰的是，朋友们不仅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接受了邀请，还推荐了自己有兴趣有专长的朋友加入。
就这样，通过同学、校友等社会关系，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我们最终组成了一个各有所长、分工明确的团队。
紧接着实际问题就来了。虽然团队里每一位成员都是无偿劳动的志愿者，但大部分还是在校学生，无法自付摄制一部纪录片的所
有开销。为了保持独立性又能解决必要的经费问题，我们决定不寻求任何组织的单方面资助，转而通过网络向大众求助。
经过精打细算，制定了一份苛刻的预算后，我们在腾讯公益众筹平台上发起了众筹。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在短短22个小时内，来自世界各地的595位热心网友为我们募集了预算所需的三万五千元人民币。这其中有团队成员身边的朋友，但更多的是素不相识的网友。他们不仅捐了款，还特意留言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在惊叹社交网络的巨大能量的同时，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大众对转基因话题的高度关切，让我们更加感到有责任做出一部科学客观、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纪录片。
在确定项目目标时，团队成员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使用“访谈”作为主要表达形式，便于后期编排，且能够更真实、有效地传达信息；选择转基因技术研发和应用历史最久、转基因产品应用范围最广的美国作为取材地，有利于获得第一手资料。
本着学习的目的，我们研究了几部影响力较大的纪录片，同时也发现，某著名媒体人拍摄的那部转基因题材影片中一些访谈内容存在明显的事实错误和逻辑纰漏。比如，曾经在纪录片中多次出现的的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马丁娜·纽威尔—麦格劳林（Martina Newell - McGloughlin）甚至曾对中国媒体公开表示，她在该纪录片中的一些言论被“编辑”过，以及“被错误地翻译了”。
尽管作者对所有内容都表现一种不置可否的“中立”态度，但事实上这种信息的出现已然会对观众造成误导。
“如果我们也在美国采访调查考察转基因，会得到怎样的答案？”带着这样的疑问和求真求证的决心，影片的前期拍摄工作开始了。为了尽可能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现和转基因相关的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我们设定的采访对象遍及各个领域的相关学者，而且希望能够采访到每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
根据我们的调研和顾问老师的推荐，我们先圈定了一个大名单，涵盖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农业、法律、经济学、社会学、公共卫生等专业领域，逐一发信邀请。
每当我们小心翼翼地修改措辞，反复检查拼写和语法才点下发送邮件的按钮时，都会担心他们根本无暇理会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请求。然而，我们很快得到了答复，大多数学者都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邀请，有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接受采访的还为我们推荐了其他专家。
另外，为了让影片视角更完善、观点更客观，在采访专家之余，我们还就地采访了社会活动组织以及一些农户和消费者。针对每位受访者的职业特点和专业领域，我们都精心设计了大量采访问题，一个月下来就收集到了近30个小时的原始采访素材。
怎样把这些材料有条理地组织起来，在有限的时间里清楚传达我们实际获得的信息，特别是如何把转基因技术和产品的社会影响提高到和科学知识同等重要的位置一同探讨，成为了整个项目中最大的难题。经过几易其稿，我们最终决定采取朴实简练的结构，前半部分从科学角度探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后半部分探讨转基因食品和作物的社会影响。每个部分又分别展开回答了三个具有代表性、大众普遍关心的疑问，力图让信息的传达更有针对性。
然而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全团队需要克服的困难绝不仅仅只有这一个。质疑的声音从一开始就存在：三万五千块钱就能拍一部纪录片？前面提到的那部同主题影片可是号称自费百万！他们恐怕没有想过，这份几近严苛的预算建立在人力投资几乎为零、其他方面也能省则省的基础之上。所有团队成员平时要忙于自己的学业或工作，大量的业余时间都无偿投入到摄制工作中，包括后期主动热心参与译制的美国同学，无一人计较报酬。
拍摄用的主摄像机是向纪录片课程的老师借来的，其他器材都来自各位成员。为了节省开支，有人用自己攒的里程兑换了机票，在洛杉矶采访时只能住治安不太好的街区的廉价旅馆。到了八月，一批骨干成员毕业回国或搬去其他城市，影片制作一度陷入了停顿，眼看之前宣传的发布日期一天天迫近，影片质量还远达不到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于是只能顶住压力宣布延期。所幸的是，没有人选择放弃，经过三个月的远程接力，我们兑现了当初的诺言。
参与制作这部纪录片，对每一位团队成员都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与各领域专家的访谈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视角，让我们发现了过去在思考围绕转基因食品的争议时存在的许多盲区，甚至改变了纪录片的整体立意走向。最初我们致力于寻找证明转基因应用安全性的“关键证据”，澄清谣言。
但在访谈和讨论中我们意识到，一方面，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涉及诸多因素，对其进行评价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情况讨论问题，避免过于笼统、过于绝对地下结论。另一方面，转基因争议绝不仅仅是科学层面上的，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想进一步探究这一问题，必须了解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尊重不同甚至对立观点的重要性。我们希望这部纪录片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能把这些思辩过程呈现给观众。
转基因食品究竟是福是祸？
这是我们全片开篇就提出的问题。通过此番“探索之旅”，我们最终得到的答案是：转基因既不会带来危害和灾难，也不是解决现代农业所面临的挑战的万能药。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奠基人之一、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Roger Beachy教授认为：“基因工程技术只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拼图中的一小块。
”还有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发展现代农业技术的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转基因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但并不是唯一途径。
植物遗传学家Pamela Ronald教授的丈夫Raoul是戴维斯有机农场的负责人，两人曾合著了一本科普读物《明日的餐桌》，他们以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示了转基因技术和有机农业这两个很多人看来“水火不容”的概念，可以有效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我们认为，只有既不妖魔化转基因，也不神化转基因，而是把焦点回归到如何解决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议题上，才是建设性的、有意义的讨论。
当然，由于团队缺乏经验、能力有限，一边学一边拍，加上时间仓促，未免留下一些遗憾。全片以访谈为主，形式较为单一，缺乏引人入胜的故事线索；为了能突出重点、精简内容，我们不得不放弃了一些有趣的历史渊源和较复杂的深入讨论；为了避免激化矛盾，我们也舍去了一些一针见血但较为激烈的发言。
但即使是一次有限的尝试，我们仍希望我们的实际行动能够抛砖引玉，推动围绕转基因的独立思考和理智讨论，也希望有更多的科研工作者能参与到科普工作中来，因为：“我们目前做得还很不够。”
“真正的科学交流，和普通民众的交流，是一种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的共同提高”——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林敏。
我们也希望持正反意见的双方能够开展更多更理智的讨论，因为：“公开交流的空间是等不来的，需要我们主动讨论打开这个空间，使它变得良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对话应当是开放、透明、相互尊重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社会学教授William Lacy。
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处于“中间地带”的普通民众普通消费者，能主动而客观地获取信息，帮助自己做出理性判断——我们这群年轻学生能够做到的，你们也一定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