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真的像《文明6》那样，是地理决定的？那投错胎咋整！？
如果你是《文明》系列的忠实玩家，那这样的感叹你一定不陌生。从文明系列诞生起，地图上的地形和资源——或者说，地理——就一直在游戏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到是不是要重开一局，小到分城和发展方向的决策，无一不是紧紧围绕地理展开。而在刚刚发售的系列新作《文明6》中，地理的成分更是提升到了史无前例：城市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格子了，而必须延伸出许多分区，每一个分区的效率都几乎完全被它周围的地理条件决定。
但这都是游戏的设定。真实的历史中，环境或者地理，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乃至可以决定历史走向吗？这就是鼎鼎有名的“地理决定论”问题了。地理环境决定人和社会这种论调，自古以来一直都有。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就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有决定影响。希波克拉底是“体液学说”的倡导者。他认为人体内有四种体液（血液、黑胆汁、黄胆汁、黏液），如果四液平衡则健康，四液失调则患病。
地理环境，特别是空气、水和纬度海拔，会通过体液多寡，对人体的健康和性格都产生重要影响，整个人群的性格也会影响当地的文化。
这些思想家的影响可谓深远，也因为这样，不同人群所在的地理环境，演变成了最早的“地图炮”，例如罗马人严肃，希腊人无忧无虑，非洲人狡猾阴险……等等。
一直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地理、气候影响人的性格，继而塑造特定社会的文化，这种和希波克拉底一脉相承的思路出现在了许多学者的著述里。英国人约翰·弥尔顿就对英国的天气非常不满，“没有阳光的恩惠，果实无法成熟，我们的思想也无法成熟。我们从温暖的地方进口酒和油，也必须进口他们的成熟思想和文明美德。”他写道。
当然，最著名的还是法学家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在名作《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对气候的影响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剖析。从生理、心理、气质，到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一切都来源于所处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的冷热。“在寒冷的国家，人们比较勤劳；在炎热的国家，人们比较懒惰。在寒冷的国家，人们的品性纯朴，性情率真，邪恶少，美德多；在炎热的国家，人们的行为往往越出道德的边界。”看着是不是很眼熟？
这一时期相当多的学者都开始深入考察地理环境的诸多层面，包括地形、气候、海陆关系等等。这些地理特征和人类社会各种特征的联系，受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生物学理论“启发”之后，更被拓展成了人类适应自然的因果论，甚至进一步为各国的殖民运动和种族主义进行合理化解释。当然，随着地理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学科各自在实证支持下发展，将两者粗浅而过于普遍地联系起来的早期地理决定论，逐渐失去了地位。
在沉寂了大半个世纪之后，地理和社会的联系又重新被捡起来，而方法和从前“地理—人性”的分析明显不同了。其中之一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他出身就是研究地理的，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员，然而他的“野路子”长期不被其他地理学家看重；是在地缘政治领域里，他才找到了自己真正擅长的领域。简单来说，他把马汉的《海权论》和自己对于地理全局的理解结合起来，认为地理情势会决定政治走向。
他的分析因素，就是世界地图上大陆和海洋的轮廓。
无独有偶，在上世纪90年代，另外一个学者横空出世，那就是贾尔德·戴蒙德和他的新地理决定论。这个生物学、生态学出身的理科生，却在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将环境和历史发展结合了起来，并回答了著名的“亚力之问”：为什么西方文明船坚炮利，最后得以统治世界？而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地方就没有这个机会？
和麦金德一样，戴蒙德也搬出了地图，不过他的论述是，亚欧大陆的地理环境，特别是大陆形状和地形走向，成为了先进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
戴蒙德是如此重视地理和环境因素对社会的影响，他之后的两本书，《崩溃》详细叙述了环境因素对一个社会存续的关键作用，以及人类对于环境的过度剥削会最终导致社会的崩溃。另外一本书《昨日世界》则将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歧，在前言中，他提到最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将一个社会的特征，放在客观的物质条件、地理和社会环境、人口的规模和密度中进行考量。在他看来，不同的社会命运，都在同样的规律下有迹可循。
人们总喜欢把锅甩给所谓“客观因素”，地理就是其中之一。这就跟我们爱怪罪天气一样，“连日连月的降雨创了记录，老鼠的肆虐，离婚率的上升，政治的阴谋，肥胖的妇女，死去的蜜蜂，都怪这鬼天气——法国人一定是这么想的。”《泰晤士报》是这样埋汰法国人的。同样，即使戴蒙德把枪炮病菌钢铁卖到了全世界，还获了普利策奖，质疑声音就一直没断过。
不得不说的是，戴蒙德的涉猎之广，所跨的学科领域之多，都是让人惊讶的。
从老本行生物学、生理学，到后来发Nature的生态学，然后地理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等等，都在他的论述范围。他在新几内亚做的其实是鸟类生态，但是在对当地部落的观察中，对文明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可能一般的读者会被戴蒙德宏大又精妙的论述所折服（也包括本人），但各界学者对此是多多少少抱有疑惑，在这个专精为王的年代，一口气跨这么多学科，亦需要驾驭海量的材料和文献，若想要一个统一的理论，其在每一个小领域中的解释力确实难以评估。
比较有代表性的批评来自安德鲁·斯鲁伊特和詹姆斯·布劳特。
斯鲁伊特在指出了戴蒙德的一些事实性错误（比如早期非洲的农业和社会形态）之后，更是对戴蒙德农业发展决定一切的论调表达了怀疑态度。凭什么一万三千年以前带有运气成分的农业发展，就能解释现代文明的兴衰？一个科技树没点对、全社会就崩溃，这可能吗？戴蒙德对传统社会的发展和崩溃有强烈的兴趣，而把公元1500年之后的事情一笔带过了。
而近500年，才是历史指数极发展、现代社会彻底成型的时期，当年的“老本”，还能解释多少今日的种种，大美利坚的航母，有多少该感谢第一匹被驯化的野马呢？
而布劳特则挑战了戴蒙德的“东西轴向”地理要素。文明东西走向的传播，就一定比南北走向的传播更重要吗？热带地区的农业发展，就一定会受到限制？其中的因果链是否够牢靠、有没有足够多的证据能解释？
还有对戴蒙德“政治不正确”的指控：将欧洲（或者欧亚）中心主义作为结果，寻找证据、反推其成功。换句话说，“我们强大、我们殖民，不是我们的错，是我们先天优势太大了，喔还不小心带上了病菌。”但批评者又认为戴蒙德在《崩溃》一书中对人类破坏环境的谴责又很打脸，“玛雅、复活节岛什么的，他们文明完蛋是自讨苦吃”，有一些双标了。
当然，最主要的批评还是来自社会本身的复杂性。
历史进程是多个因素推动的，自然因素并不能解释一切，人类也不是一直被动地适应自然、被自然选择。社会的结构和文化是独立的，且一直不断地被人类的创造力所型塑。
这一点，其实后来戴蒙德自己也承认了，比如在接受果壳网专访中，他说道：“把地理的影响简单归结为地理决定论，这当然是过分简化，就像是把化学品或者人类的影响归结为‘化学决定论’和‘人类决定论’一样可笑……我们还是有希望超越我们所处的环境限制的，因为我们现有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并不是由地理决定的，只是受地理条件影响。新加坡、荷兰、印加帝国、蒂蔻皮亚岛、冰岛和其他很多社会都超越了他们所在环境限制。
”他自己在官网上也指出，比地理本身更重要的，其实是“知识”——穷国因为地理条件不好就只有坐以待毙吗？并不，而是获取知识，知道自己的弱势和长处，从而更好地克服困难、达到成功。
嘛，这也暗合了《文明》系列游戏的真意：地理固然重要，但玩家是文明的创造者，能够改变文明进程的，其实是玩家自己。当然，你要有修改器我也拦不住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