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年前开始，人类学家们就发现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狩猎采集社会的居民都喜欢和自家近亲扎堆住一起，然而实际上，每个营地内的亲属比例反而很低。这一矛盾的现象长期以来无人能加以解释，直到最近，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者们发现两性的平等关系才是其中奥秘。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当夫妻双方都有权力影响新家住址的选择时，营地内亲属关系程度就会下降。
世界上现存的狩猎采集民族大多以游群的形式存在，没有成文法，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制度，甚至也没有管事儿的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亲属关系基本扮演了类似胶水的角色——维护社会内部的稳定，给予居民保障。可以说，一个生活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的人，无论是想改善伙食、找人干架还是谈恋爱娶媳妇，都得靠亲戚帮忙。因此，狩猎采集居民大多喜欢和自己近亲住在一起。
按照这个思路，每一个营地内的大部分居民之间应该有较近的亲戚关系，可以构成一张稠密的亲属关系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居住营地内的人们相互之间大多没有亲戚关系，或仅仅是远房姻亲关系。这一结果实在是出乎意料。对此，伦敦大学学院生物人类学系的马克·戴博表示：“我们认为，人们一定是在选择居址时，在自己的亲人和没有亲戚关系的人之间做出了权衡。”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戴博等人前往刚果森林深处的姆班吉拉人社会，以及菲律宾帕拉南的阿格塔人社会进行了田野调查。这两处社会中的居民都以狩猎采集为生，逐水草而居，生活在核心家庭，并且除了少部分人可以三妻四妾以外，多数男性一生只爱一个人。他们在调查中对居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统计，而结果不出所料：无论是姆班吉拉人还是阿格塔人，在所有人际关系的总和中，紧密的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都只占25%左右，而非亲关系比例较高。
与此相比，住在阿格塔人隔壁的帕瑞南农民的统计结果就显得十分不同——在他们的每个居住地内，非亲关系只占人际关系总量的极小一部分，紧密的血亲与姻亲关系比例也更高。除了种地与打猎的差异，这两类社会的不同之处还在于男女两性关系。狩猎采集社会中男女地位相对平等，在选择新居时夫妻双方都有话语权。相反而在农业社会中，男性地位普遍更高，并且结婚以后往往是女方从夫居，男人在哪家就在哪。
这一差别似乎在暗示着，男女之间的平等关系正是我们解答这一难题的关键因素。
随后，戴博等人建立了数字模型来验证这一猜想，他们模拟了两种情况：一是两性平等社会，夫妻双方都可以选择新居址；其次是两性不平等社会，只有男性或女性可以选择居址。在这两个模型中，除两性关系外的其他要素都是相同的。模拟的结果与现实情况惊人地相似，在平等社会中紧密的亲属关系占关系总量不到50%，而在不平等社会中却将近75%。同样的，平等社会中非亲关系超过了15%，而在不平等社会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结果提示，男女两性在选择居址时的平等地位，可能是导致狩猎采集社会营地内亲属关系程度低的关键因素。“假若只有男性可以选择住址，那么在这一地区内会逐渐形成一个稠密的亲属关系网，人们之间大多是亲戚。然而当夫妻双方都可以这么做时，亲属关系网就不再那么稠密，反而会加入很多没有亲戚关系的人。”戴博对科学人说。阿格塔人和姆班吉拉人的真实社会关系很好地契合了戴博的模型。
想象一下，假设你就生活在一个狩猎采集营地中，你的亲属本来也和你生活在一起，并且你二大爷、三舅、大表哥、小表妹等等一帮人都已经结了婚。随后，在他们考虑搬新家时，由于夫妻双方都有权并且都想和自己的近亲住在一起，于是二大爷听了老婆的话去了东边丈母娘家，小表妹跟着老公去了西边婆婆家，你大表哥之类的亲戚也都是如此。
这样一来，你的不少亲属都疏散到了别的营地，而你所在营地里的人也就大多与你并无亲属关系或者只是远房关系。与之相反，若是你生活在男权的农业社会中，你的男性亲属可能一辈子都和你住在一起，而嫁来的女性也算得上你的姻亲，因而一个村子里的人大多是沾亲带故的，非亲关系只会占极小一部分。
“较低的亲属关系程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戴博对科学人说。在这样的社会中，正如上文所述，每个人在各个不同的营地中都有自己的亲属，使得个人更有机会扩展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增加承担风险的能力，加快信息交换速度。此外，非亲属个体之间的合作——正如今天的我们那样的合作——更有可能促进私有财产的积累，进而促进复杂文明社会的产生。
虽然现存的狩猎采集者并不是所谓的“落后原始人”，但他们与人类的祖先最为相似，正如戴博所说：“我们对古人类的认知很模糊，但我们知道古人类也是狩猎采集者。”狩猎采集民族中这样特殊的社会结构与两性关系或许对我们探知人类遥远的过去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