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4分，在乌克兰（当时仍属苏联），一场爆炸掀开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四号反应堆，里面的放射性物质随之喷入大气之中。反应堆核心燃起了熊熊大火，在它的推动下，放射性物质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不断喷向四面八方。最终，总面积达3 110平方千米的区域遭到了铯137的污染，并且达到了需要疏散当地居民的程度。
表面上看，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所引发的恐惧情绪，将公众推向了核能发电的对立面。这种恐惧如此强烈，乃至于在30年后的今天，依然有人怀疑核能能否成为化石燃料的主要替代品，后者因对气候造成了威胁而亟待替换。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前的15年里，每年平均约有20座核电反应堆投入运行。事故发生后的5年后，这个数字猛跌到了一年4座。但是核电发展受挫的真实原因却要复杂得多。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为普通民众带来的影响固然深远，却还不致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官方预计，在疏散区以外，辐射将会在接下来的80多年时间里，在欧洲各地引发数万例癌症。听上去这似乎是个巨大的数字，但相对于当地的背景患癌率，这个增幅却基本小到难以觉察。不过有一个例外，就是甲状腺癌，其成因是人体摄入了放射性碘。
在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受辐射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均已出现了明显的甲状腺癌流行——幸好，这种癌症的死亡率只有1%~2%。
尽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还有2011年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会导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增多，但是就单位发电量平均死亡人数而言，核电仍然要比燃煤发电安全。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于2010年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美国的100座核电站全部在2005年时改建为燃煤发电厂，由此造成的空气污染每年可额外导致数千人过早死亡。
不过，与空气污染相比，人们往往更担心辐射带来的长期性影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20年后，针对乌克兰民众的一项幸福感调查发现，曾额外遭受辐射（剂量相当于一年份的自然背景辐射）与生活满意度下降、确诊的心理障碍病例增多、主观预期寿命降低都存在相关性。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新建核电站数量大幅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受这种担忧情绪影响，但也存在其他原因。
一是恰好此时发达国家的电价不再继续下跌，导致这些国家的耗电量增长速度大幅放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U.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曾在1974年预测，到2016年时，美国需要3 000座大型核反应堆所能发出的电量。然而时至今日，只需要500座类似规模的核电站，就能满足美国人的平均电力消耗——虽然在用电高峰期间，这点发电量的确不够。
另一个原因在于，上世纪50年代，核电拥护者纷纷鼓吹未来的核电将会“便宜到随便用”，而如今的现实恰恰相反，核能发电的成本一直居高不下——燃料成本固然很低，建造成本却所耗不菲，尤其是在西欧和北美地区——平均每座反应堆需要60亿~120亿美元。这笔巨额开销一方面是如今的安全标准更为严格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建电站大幅减少，符合资质的建筑工人也随之减少，工程不得不为了修正错误一再延期，导致成本高企。
核能发电的未来，目前主要掌握在中国的手中。从2008年开始新建的核反应堆，有半数都在该国。而且，中国的核电行业已开始向其他国家推销核电工程了。不过，中国目前的核电站建造速度，仍远远低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西欧，而如今全球的用电量，却相当于那个时候的4倍。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预测，到2040年，核电在中国总发电量中所占比例只会增长到10%而已。
从人类摆脱化石燃料，改变能源结构的层面上看，核电已经成了一位能做出一定贡献，但地位已相对边缘化的选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确破坏了核能发电的美好前景，但这并非这项技术失势的唯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