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月，由中国旅美学生撰稿、编辑的《科学》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启了中国科学传播的新纪元。从传统书生启蒙科学理念，到屠呦呦喜获诺贝尔大奖，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探索过无数可能性，但科学孕育的环境，最终还将指向自由、独立、人性和包容等基本元素的整合。
2016年1月8日，再度揭晓的2015国家最高科技奖空缺。有好事者追问，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为何榜上无名？主管部门权威答复，“我们是严格按照评选程序办事”。这届国家最高科技奖由2014年11月初开始推荐，12月15日截止。经公示、网络初评和会议初评，初评结果于2015年6月公布，期间没有个人或单位推荐屠呦呦。4个月后，屠呦呦喜获诺奖。
乐观地预测，受诺贝尔奖触动，2016年6月，屠呦呦先生可能被国内同行或者单位，提名2015年度国家科技奖。笔者整理分析2000年以来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获奖项目后发现，国际同行正在努力纠正以往唯基因、蛋白、免疫为标杆的评奖标准，重归生命关怀、重拾医学人文等经典理念，将其作为当今转化医学发展的重中之重。
我们期待国内方方面面调整思路，跟上人类科学的进步节奏；期待学术同行重新认识屠呦呦先生的学术贡献，不再纠结于“三无学者”或代表不公等非学术因素。表彰一项每年拯救数千万患者的青蒿素抗疟成就，从来不会太晚！
华夏文化圈引进科学概念、落实科学启蒙，已逾百年。但是，重读上海科技出版社限量珍藏版《科学》创刊号，发刊词中前辈早有所思、后人思而不解的人为羁绊和话语障碍，至今仍形影不离。“科学之直接影响于物质者，即间接影响于道德……自科学大昌，明习自然之律令，审查人我之关系，则是非之见真，而好恶之情得”。以此高标准衡量，期望当下科学从业人员跟上科学进步的节奏，其实不容乐观。
2015年，恰逢这册中国最早的科学期刊面世100周年，科学史与科学文化学者有学术义务，重审与科学伴生的关键命题，即自由理性与民主环境对科学进程的协同机制。
少年时，我经常光临上海茂名南路上的卢湾图书馆，即中国科学社原址。这栋建筑及其主事者与《科学》缠绵了半个世纪的恩爱情仇，但图书馆里却没留下任何痕迹。
时值举国呼唤“科学的春天”，“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等标语四处张贴，崇拜科学技术已无须遮遮掩掩。但是，回顾、弘扬和反思近代科学先驱们的历史功绩，还是禁区，至少尚未顾及。胡适、任鸿隽、赵元任、丁文江等科学民主先驱的大名，年轻人闻所未闻。即使偶遇片言只语，基本来自大批判文章的字里行间。
到了稍后的1986年，我开始进出距离科学社原址不远的上海科技出版社，为在此浴火重生的《科学》杂志撰稿。
《科学》创刊号盒装版外封有一次，我的综述离经叛道，洋洋洒洒数千字陈列杀虫剂“六六粉”的生态危害，试图从学术深层讨论生态平衡。重要的是，此文首次公开引进、介绍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宣传西方环保主义作品和行动理念。此文1987年2月刊出时，全市各级政府的“振兴、赶超、不惜”等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正在层层推动。
DDT或者汉译商品“六六粉”，被当作主要功臣，百般推荐，大量依赖，我的不适时宜的文章显然背离上峰心意。当时，有幸成为《科学》复刊后最初一批写作者的我，仅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毒理学硕士研究生。但编辑部义无反顾刊登了全文。只看文稿质量，不计额外干扰的童真年代编辑风格，尚在80年代延续。而且作者事后并未承受任何压力。如果有压力的话，肯定是编辑部承担忍受了下来。
准确地说，此文出于无名小卒，社会反应为零。查阅八十年代类似文献，几乎所有提出环境保护观点的专家学者，明里暗里均受与吾等初出茅庐者同等待遇，即雷声大，雨点小。也就是说，持生态平衡观点的理论文章和振臂呼吁，从来没有获得主政者的任何实质性回应。明事理者知道，官方不予回应也是一种权力姿态。或者，偶尔将生态环保当作公关话语点缀数语，聊作安抚。
过去30年的社会进程证实了，牺牲中国社会整体环境、资源和人力，总体上是当局者权衡之中的有意抉择，而非因为无知、疏忽造成的意外失误。近年来，我潜心研究基因、细胞、克隆等生命科学技术与地缘政治、产业垄断间的纠葛，绕不过政经、人伦和科学等基本“国策”，其艰巨性、无助感和边缘化，个体压力惟有我知，从而悟出历史的厚重和书生的感叹，没有思想的自由与体制的民主，科学探索无处落脚！
从科学政治视角看，科学技术的进步，最终还得仰仗权力的青睐。或者说，此刻换位感受，方才真切理解100年前《科学》发起者的深层忧虑。
1951年，长期主持《科学》以及中国科学社综合事务的任鸿隽先生，在被其呵护了35年的《科学》临终之际，终于奋力出版了32卷增刊号，斗胆吐露心声。“《科学》的问世，不过出于一班书呆子想就个人能力所及对于国家社会奉呈一点贡献”。
“三十余年前一般人还不明了科学究竟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惮烦言地指陈科学的性质是怎样，科学智识和其他智识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当《科学通报》、《自然科学》挤压了民营的《科学》出版空间，特别是1949年12月，任鸿隽出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后，各界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原有各种自然科学综合性学会纷纷宣告解散。
他试图保留中国科学社的所有努力，明摆着势单力孤，与时势潮流所背，只有扼腕断臂一途。曾经作为科学与民主标记性事件的中国科学社，未来走进死胡同的结局，已经无法挽回。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事之将终，其道亦清。现在看来，任鸿隽在50年代开启之际，精心制作《科学》三十五年回顾，自拟墓碑以述其志，确有先见之明。因为半个世纪之后，我们还在毫无休止迹象地谈论老先生早已思考过的焦点疑虑。
“我们须知，如讨论科学研究问题、科学教育问题、科学名词问题，甚至如科学方法问题，哪一样不是目前所切实需要的？科学的范围愈来愈广，实际的需要也随时而不同。主持科学界言论的权威者，应该放大眼光，顾虑周到，方能真正做到切合实际的工作。从前的《科学》如其对于此层未能做得尽善，尚望后来者共勉之”。实事求是地评论，目前的科学部门主政者，未必比任鸿隽在科学方向把握上，做得更精准、更透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1915年《科学》的发刊词，如今继续有其生存价值。后来者并未回答清楚，科学是什么，科学同道如何协作发展。按照作者与同仁所持观点，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经是脱缰的野马，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早已不是担心它发展得太慢，而是担心它发展得太快，担心它会失控。科学主义的理念，对于科学技术只有仰视，是“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所以天然排斥一切对科学的质疑。
位居现代科学的后牧歌时代，我们提倡对科学技术本身，以及对科学技术的滥用，保持恰如其分的戒心。科学新理念应当重视科学争议中的利益纠葛，对科学技术与商业的结合保持高度的警惕。
据任鸿隽回忆，在康奈尔大学校园，催生《科学》的这帮书生，当初仅仅只做了科学启蒙和文学革命两件事。中国科学社第一届董事会，摄于民国四年即1915年10月25日，后排左起分别为：秉志、任鸿隽、赵明复，前排左起分别为：赵元任、周仁。
将汉语革命选在美东校园进行，听来逻辑混乱不可思议，但历史自有其发生发展轨迹，本文在此不予讨论。但除了文学，对实用技术毫无兴趣的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恐怕没啥正经事可干。另一方面，赵元任、任鸿隽、杨杏佛等写作化学公式、物理定律，推理演算，操“之乎者也”类国文，也明显不敷实用。结果，尽管胡适坚持白话应推广到经典文学领域，而科学推崇者主张白话文应实用为主，辩论双方还是达成了理性平衡。
作为证据，胡适1915年6月在《科学》上撰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概括传统汉文没有文字符号的三大弊端，“一为意义不能确定，容易误解；二为无以表示文法上的关系；三为教育不能普及”。提倡使用标点符号，无疑为科学知识传播，开启了阅读思维解放模式。在与《科学》及其科学社的良性互动中，对科学技术一窍不通的胡适，倒是愈发对科学的神秘模样万般崇拜，所谓无知者无畏且更勇。
五四运动前后，科学、民主两大口号并举传播，深入人心，与胡适等人虽置身“实业救国”这个初级层面的中国式科学认知之外，却占据了“青年导师”的有利光环，为崇尚科学主义奔走高呼，不无关系。
与掀起纸上风云的任鸿隽、赵元任等早期庚款留学精英不同，同样担任《科学》编辑的留英地质学家丁文江，对科学技术的中国式传播，分别探索过学者、企业家和行政官员等不同媒介条件和外部支撑下的全部过程。
有关丁文江的科学探索研究和史料收集，大陆方面起步极低，其活生生的科学尝试路径被政治标签化后，有段时间被逐出视线，或视而不见。丁文江侄女丁子霖回忆，“丁氏家属成员之间，即使见面也很少提到伯父了，不仅如此，原来各家珍藏的照片、地图等珍品，竟也全部被毁于一旦。更为可悲的是，有些是怕被抄去当作罪证而自动焚毁处理的。这大概也是一种软弱与愚昧的表现吧”。
愚昧言行深入血亲家族，丁子霖教授劫后反思，对此“感到自责、负疚、愧悔”。
1902年，15岁的丁文江赴日，两年后赴英国留学。人生观形成中的热血少年，被海外沸腾的反清救国气氛感染，生命中的反叛与冒险特质，自然不加抑制地就此呈现并影响一生。大学时代的丁文江，摄于1910年于苏格兰野外考察途中。
图片来自刘强博士赠与南京地质博物馆的史料1911年回国后，地质学家的问题探索精神、野外生存能力和英国式学究气，在丁文江身上共存。他被公认为最西化的中国学者，讲话直截了当，做事直奔主题。由于首批庚款生当时尚未学成归国，此后10年里，科学人才断层。所以，丁文江借助早期地质学涵盖地层调查、地图绘制，甚至古生物、古人类发掘、中国西部探险等广泛的学术涉及领域，均有所获，首次为中国赢得国际学术声誉。
丁文江与西方学者合作融洽了，与中式环境未必能和谐相处。1921年，丁文江以持家压力繁重为由，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不再以科学研究为生活主要内容，转身北票煤矿总经理的企业家角色。事实上，“实业救国”在丁文江的工程实践中，也搞得有声有色，煤矿从年产8000吨，上升为日产2000吨。企业发展依托西方科学技术移植故国，建小铁路、办发电厂，用机械工艺，并实施劳工福利。
仅以煤矿工人5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为例，可见其先进文明程度，不亚于当今的内地小煤矿。此时，成功实业家内心蕴藏的热血本质，终于发酵。运作企业事务，增加了丁文江对时任政府的了解、不满与冲突。有纠纷自然更想改变制度，纠结之处是书生意气和政治能力能否适应时代与社会。1926年，丁文江接受东南五省盟主，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委任，出任相当于上海市长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前后不过六个月，便随军阀统治的短命而出局。
算上1922年丁文江曾参与推动曹锟旗下“好人政府”的3个月经历，为军阀政府效力的实实在在帽子，二十几年后扣在努力实践西式科学民主的书生丁文江头上。
其实，1933年，丁文江在考察了同样属于西方理想与管理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后，真诚地认为新模式优于以往认同的资本主义模式。人生后期的丁文江积极为苏联体制摇旗呐喊，但为时已晚，他1936年就不幸逝世了。
以丁文江为代表的实业动手派科学家，在民国初期下水摸石，以期“实业救国”推动中国过河，其路径与半个世纪后的改革开放，并无本质区别。但是这种最初的科学认知努力，被传播过程中的外部环境以及政争导致的话语垄断所湮没。
按丁文江研究者费侠莉的原话，“在丁文江心目中，当时的极权政府是会成功的，只要领导人学会尊重由科学研究所规定的那些现代的行动原则……他一贯相信理性主义的、技术的解决办法最有效，知识分子的脾性也使他非常容易信服这些解决办法……在革命时代像丁文江这样一位理性主义者，被解除武装就毫不奇怪了”。
从传统书生启蒙科学理念，到屠呦呦喜获诺贝尔大奖，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探索过无数可能性，但科学孕育的环境，最终还将指向自由、独立、人性和包容等基本元素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