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笔者开始《邹承鲁传》的研究和写作工作，历四年方成，时邹先生已因癌症而住院。他在病床上读完全书，很满意，要求出版时“一个字都不要改”。但遗憾的是，书交付出版社不久，邹先生即离开了人世，而两年后传记历经曲折终于面世时，专门讨论科技体制改革问题的最后一章，居然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不翼而飞。
最近科技界正在热议“交大教授与科技部之争反映了什么问题”，这令我想起了十年前的旧作。重读一遍，除未考虑2015年屠呦呦之获得诺贝尔奖一事外，其他部分似尚未过时。现将其一字都不改地交给“知识分子”发表，希望能推进对科技体制改革这个一度不可讨论的问题的探讨，并借以纪念邹承鲁先生去世10周年。
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科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科学论文发表总量飞速增长，已位居世界前列，在高水平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近年来也不断增加。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科学家已经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处于世界前列的成果。这一切都令邹承鲁十分高兴。但与此同时，他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我们所取得的世界水平的突破性的成果，多数仍是一些人密集型或财力密集型的成果，而基于创新学术思想的突破性成果，却仍不多见。
导致这种现状的当然有诸多的原因：公众、媒体从业人员、企业家、政府领导官员一般科学素养较低，很多科学工作者自身的学识、努力程度和创造力不足，一些科学家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还有少数科学工作者道德素养低下，等等。但邹承鲁认为，其中最为关键的，不是认识和道德，而是体制问题。现行体制鼓励什么，就会发生什么；适合什么现象出现，就会出现什么现象。
旧有的由行政领导垄断绝大部分资源的计划体制或者说官营体制是导致这种不健康状况的根源。
如果领导科学的官员目光不够远大，中国的基础研究就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如果他们的科学素养不够，中国就会有很多弱智的骗局（譬如“水变油”、“永动机”、“特异功能”、“核酸营养”等）流行并得到支持。
他们希望中国的科学能在自己的任期内立竿见影地取得重大突破，就会有很多学历不低但科学素质不高，也没有实在贡献的人整天围绕着他们转，吹嘘自己如何如何有能耐有成就，以谋求获得他们的青睐和资助。他们好面子，于是得到过他们支持的那些人即使后来未能完成先前夸口的项目，或者丑闻遭到了他人的揭露，也往往能脱离媒体的批评、保住已获得的权力和资源，从而在社会上造成更坏的示范性影响……
这种现象当然不应该再延续下去。那么，该往什么方向改革呢？邹承鲁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1、不再以领导技术的方法领导科学
2、在强调计划的同时还应该鼓励自由探索
3、从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
邹承鲁认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对应，中国的科技体制也该引入市场因素，由计划研究转向自由探索、竞争优胜体制。只有提供一个自由研究、自由竞争、自由评论的环境，才能逐渐造就中国科学的辉煌。
从1950年代起，邹承鲁就开始思考这方面的内容。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刚站起来说出两三句话就差点被打成右派，然后不得不缄默了约20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后，中国的言论环境有了好转，他又开始叙说自己的思想：先是比较零散地敲点边鼓：提倡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区别对待科学与技术，由真正的科学家来管理科学，重视自由探索，在科学管理中引入竞争体制等，随着年龄的提高，他的表述越来越完整，言论越来越直指核心。
终于，2004年11月18日，他应两位美籍华人科学家饶毅、鲁白的邀请，在著名的Nature（《自然》）杂志上联名发表了《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一文，提出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爆出了中国科学界的最强音：科学家才是科学界的主人，一般行政管理人员应该退出科学的决策舞台！
这篇文章是对2003年3月由中国新一届政府确定、当时正在紧张制订之中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一种反应，事实上，它的副标题就叫“中长期规划将留下优秀遗产、还是错失良机”。这个由科技部负责管理和协调的规划一方面将通过大量增加经费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动力，另一方面又以设立每个经费额达数十亿到上百亿人民币的大课题为中心，试图提前确定今后15到20年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
从1956年制订《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并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批成就起，中国就一直有制订科技发展规划的传统。这一次的中长期规划无疑也是这种传统的继续。中国领导人亟盼它能促使中国的科学技术产生跨越式的发展。
但包括邹承鲁在内的众多科学家认为，当前的形势跟1956年时相比已经有了截然的不同。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巨大，不但在很多研究领域还是一片空白，而且很多的现代学科和研究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赶超的方向和目标十分明确，在技术方面也确实能列出一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而当前，经过几十年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努力，在机构、设备、学科和科研人员数量等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缩小。
尤其是在加入WTO和世界知识产权公约之后，我们和国际上的竞争重点已经转到了原创性研究方面。而原创性研究具有不可预见性，对目前还缺乏认识的问题，是不可能被规划或计划出来的。我们很难确定若干年之后，在其他国家也正在探索的领域将会有哪些科学研发热点。
如果现行的规划不是最重要的，甚至还会放大现有的问题，从而带来很高的风险，那么，对政府和国家领导人而言，当前什么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呢？
邹承鲁等人给出的答案是改变上述错位，进行科技体制改革：怀着长远眼光从根本问题着手，建立一个良好的科技体制，使中国国内的优秀科技专业人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创造性，专心致志地在他们的专业上通过自由探索做出成就，这是比规划几十个具体的当前看似重要而不一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科技大课题重要得多的工作。
在他们看来，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从传统人治转向竞争优胜体制，也即真正按照科技项目的专业水平、意义以及相关科研人员的水平——通过他们过去已经取得的成就加以衡量——来进行竞争和选择，使优势课题和优秀人才得到支持的体制。而走向这样的机制，必须首先进行“政科分离”，也即给政治领导、专家和行政人员以新的定位，以明确政治和科技的界限，分开政治决定和科技专业决定。
从这样的原则出发，人们马上可以发现，改变现有的科技部的职能是一个当务之急。当前，科技部大体有两大职能：一是统筹科技政策、科研规划，二是组织科研项目、分配科研资金。而第二个职能，也即由该部的行政人员主导科研经费的发放正是导致科技人士围着行政人员转，造成中国科技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
所以，邹承鲁等人建议：将科技部改为总理科技办公室，把其职能限定在“为总理提供科技咨询”、“为国家利益和科技发展献计献策”，“真心制订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科技政策”以及在总理授权的前提下进行少量跨部门的协调等方面。
至于当前科技部所控制的经费，其科学部分可以分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这样有合理体制的基金管理机构以及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直接进行科学研究的部门；其技术部分则应依据专业分到专门部委如农业部、卫生部、信息产业部等，这些专业部委可以更直接、有效地应用相应的经费和运作课题。
4、科技体制改革是否可以讨论
邹承鲁等人的这些意见甫一发表就受到很大注意，文章马上被多家网站转载。《新快报》、《文汇报》、《科学时报》、《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发明与创造》、《科技信息》等平面媒体也部分转载了这篇文章或对此作了后续报道。后续文章上网之后又受到公众极大的关注。大家奔走相告，对邹承鲁等人的观点好评如潮。科学工作者尤其感到兴奋，绝大部分都评价说该文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虽然邹承鲁等人的言论还有点曲折，但一些明眼的媒体还是立即就看出了其精要之所在，它们评论说：“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影响”，这同时意味着，科学家要成为科学界的主人。在逐步摆脱对行政权力完全依附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持续对科教领域内的传统权力发出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由科学家来管理科学事务”被科学家尖锐地提上了桌面，他们认为，科学家才是科学界的主人，应该由科学家，而不是手握行政权力的官员们，来决定科学研究的目标、路径和资源分配。
那些媒体还把这件事情与稍早一点的北大教师对北大教改方案的集体发难联系了起来，认为它们都是知识分子向传统权力挑战的代表，并且得出结论说，“科学家领导科学”、“教授治校”等现代道路，“总归要走，无非迟早而已”。
但绝大多数人赞同并不意味着事情就能做成。在很多时候，该怎么做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在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上，邹承鲁等人也很快即遭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反击。2004年12月13日，最早转载邹承鲁等人文章的新语丝网站上出现了一篇署名“劳克伟”的文章——《读<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一文有感》。
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种以个人（在此还是化名，很明显，“劳克伟”是“老科委”的谐音）名义出现的文字实际上代表了某些不好意思公开露面的组织的意见，所以值得在此作一番分析。
鉴于卑劣伎俩马上被人们看出，“老科委”们只好又使出了第二个武器：封锁媒体。
2005年初，不但报道过此事的《中国新闻周刊》等遭到了整肃，甚至连打算讨论科技体制改革问题的《科学文化评论》杂志也遭到了新闻出版总署的“温和警告”，被“严肃地建议不要开展关于科技体制问题的讨论”。“老科委”们反对“在境外搞一个论坛”，号称要“开诚布公，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探讨问题，交换意见”，但由于他们着力于关闭国内所有的相关论坛，使得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探讨问题基本没有可能性。
5、中国科学向何处去
媒体对此不敢发声，科技体制改革的呼声当然也就慢慢的平息了下去。但遮掩并不能解决问题。白发苍苍的邹承鲁先生和其他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士依然在私下里追问：中国的科学将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