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多年的教授生涯中，我已经培育了上千株植物，研究它们的生物学特征是如何随着外界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很快我就会开始设计和建造我的第四个实验室；我还教课，带新成员，年年如此。和所有教授一样，我也会做许多我从未受过训练的工作，比如在从前的学生掀开人生新篇章后为他们提建议。
去年，我最有天赋的学生之一开始她的下一段旅程后，会时不时给我发短信，告诉我“这里真的很棒”、“我在这学到的东西很多”、“这就是我应该来的地方”。
然后，就在一个月之前，她发了一封邮件，询问我该怎么办。她转发了一封实验室上级同事发给她的邮件，一开篇就是“我可以和你分享一件很私人的事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邮件中引爆了一枚“真相炸弹”。“从我第一次和你说话开始，我就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
他告诉她，她具有“难以置信的吸引力”，还“书呆子得可爱”。他详细地提醒她，自己是如何在专业上帮助她的：“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不得不为你做的一切。”他声称，呆在她身边让他“既雀跃又懊恼”，因此“完全无法自拔”。最后，他向她保证，“事情就是这样的，你必须给我个交代，除非我们俩中有人离开。”
女性已经不再是高等教育中的少数群体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美国女性入学研究生教育的人数每年都高于男性。截至2012年，比例是十位男性对十三位女性。但是，每过一个学年，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科中，女性的数量都在像秋风扫落叶一般不断减少。在我自己的研究领域——物理科学当中，女性减少的结果十分明显。
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每有10个男性获得理学士学位，只有7个女性能够获得这一学位；每有5个男性获得理学硕士学位，只有3个女性能拿到这一学位。每有2个男性拿到博士学位，只有1个女性能拿到这一学位。女性在STEM领域的缺席并不仅仅是逐渐的，而且还挥之不去——尽管有20多年来鼓励女性参与STEM领域的项目，依然没能改变这一点。
对女性为何离开科研领域已经有了很多解释，但原因看起来并不是女性的科研水平。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从1991到1996年，该校留在STEM学科和转系的女生的GPA并没有差异。在同一项研究中，女性将孤立和恐吓列为她们学术生涯中的障碍；虽说23%的大一新生表示没有遭遇过这些阻碍，只有3%的大四学生表示没有遇到。
性骚扰的历程：第一封邮件之后。
在女性科学家成为正式教职员工的罕见案例中，她会发现自己身处的恰恰就是那个排斥女性的系统，并且很快会发现，性骚扰是对她们杀伤力最大的武器之一。我自己的求学、科研和指导经历让我相信性骚扰是很普遍的。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很少，但在一份发表于1995年、调查了191位女性研究生奖学金获得者的研究中，12%的受访者表示她们曾在求学和职业生涯早期期间受到过性骚扰。
我的经历还使我确信，在举报之后，性骚扰很少受到公开的惩罚；哪怕惩罚了，也是在一连串相对更为恶劣的行为后。
学术界的正义缺失更让人气愤的地方在于，性骚扰发展的历程是如此一致。从我开始写作女性与科学的文章开始，我的许多女性同事们对此感同身受，与我分享了她们的种种故事。不经意间，我的收件箱成为了单相思邮件的交换中心。
科学界的性骚扰通常是这样开始的：一位女性（她可能是一名学生、技术员或者教授）收到了一封邮件，然后，她注意到邮件标题有些不寻常，也许是“我必须告诉你”，或者“我的感受”。邮件开头会提到作者生理和心理状态的改变：“已经很晚了，但我无法入睡”是最受欢迎的金句之一，尽管“也许是因为这第三杯白兰地吧”也很流行。
接下来，写邮件的人会告诉她，她在哪些方面是多么的特别，是她唤醒了他心中陌生的情感；但其中最重要的暗示是，这是她自找的，自己把这种感觉带给他的。他会先用“光彩照人的秀发”或者“闪烁的双眼”之类的话来探探口风，然后才提到更为私密的身体部位。令人惊讶的是，他常常会承认他的行为是不恰当的，我曾在结尾段看到“当然，我可能会因此被解雇”这样的句子。写给我之前的学生的那封邮件的标题则是： “工作时间不宜阅读！
后果自负”。
第一封邮件的内容展示得差不多了，现在，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收件人的反应。她很震惊：这是来真的吗？她很困惑：她做了什么让他觉得她想进一步发展的事情吗？她很担心：明天还要和他见面。她的论文还没有完成，而她还需要他的签字审核。如果他拒绝签字怎么办？她很害怕：如果她断然拒绝，他会生气吗？
科学方法也许是公正的，但科学文化却不是这样。
从研究生录取到终身教职认定，每一步晋升过程都可能取决于一封推荐信中关键的表扬段落——由最近的一位学术指导人给出，或者被拒绝提供。考虑到高资历科学家中的性别不平衡，学术指导人往往是男性。也许她会选择忽略第一封邮件——事情往往如此——她知道，如果正面对质，她不仅获得不了什么，还会失去很多东西。
一旦发现她不敢声张，邮件的发送者便会想法设法与她独处：邀请她去咖啡馆，去自己的办公室，或者看上去是集体活动的场合。在上述会面中，他会试探性地进行身体接触，坚持表示如果被人们知道，他们也不会理解的。到了这个地步，她的任何拒绝不仅会危及自己的工作，还会让她显得无情无义——但她并不是一个糟糕的人，不是吗？
然后，就会有会议、田野调查、鸡尾酒会，同事的窃窃私语、翻白眼、摇头叹气。事情继续下去，慢慢地，她意识到他是不会罢休的，因为他没必要罢休。她会想，自己来到这里原本是为了学习，为了工作，为了成为有才能的人。她感到自己很愚蠢，而愚蠢与她心目中科学家应有的品质完全相反。她想回到过去，回到这一切发生之前，不让它发生。但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她想到了此时此刻自己还能做的一件事情——离开科学研究领域。
“不是她有义务这样做，而是除她之外，再没人会做”。杰出的男人总是不错的新闻材料，即使是在他们失职时候也是如此。最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科学院系中的性侵和性骚扰案件出现在了新闻中。学术界将不得不对此做出回应。一片谴责的声浪将会掀起。而我的男性同事们将会感到气恼，为少数败类的行为感到震惊——他们是挺少数的呀，我认识的每一个女性无一例外都遭遇过这样的人呢。
天文学家杰夫•马西（Geoff Marcy）被查明在2001年到2010年之间，对数位女性学生实施了性骚扰。人们还发现他的性骚扰行为可能已经持续了至少20年之久。马西在2015年10月辞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终身教职。像我一样的女科学家将被邀请给出不涉及任何人被炒的建设性解决方案，女性学生将被建议检讨自己的行为如何助推了骚扰，而我将需要比平时更大的耐力才能保持沉默。
人力资源部门将会发表声明，提醒雇员“这样的行为不会被容忍。”这样的声明将会被归档在早已充满了举报并不好笑的玩笑、并非无意之举的咸猪手、不请自来不受欢迎的单恋的文件柜里。最终，科学——一个极度坚信自身高尚性的体系——将会勉强承认自己可能并没有那么高尚。
这并不是我能写在简历上的工作，但我坚信，我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开导这些收到性骚扰邮件的年轻女性，就像我先前的学生那样。
每年，我都需要多次行使这项职责。我会向她们强调，第一封邮件是很重要的，因为大权在握的机关未来会指着这封信质问她们： “你第一次收到这种邮件的时候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我很直接地和每个女性谈话，建议她们立刻回复，告诉他（而不是请求他）必须停止。我会教导她划出清晰的职场边界，决不允许越界的事情发生，这并不是因为她有义务这样做，只是因为除她之外再没人会做。
我会坚持让她记录下一切，因为有朝一日他会把骚扰描述为双向的情感交流。我会没什么底气地建议她坚持科学研究，但这仅仅是因为我没法保证其他领域的情况不会更糟糕。我希望这足以让他停止骚扰。但是骚扰从来、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从前的学生仍然会收到深夜邮件，放在她桌子上的小纸条和礼物，她的同事仍然坚持他们应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见面。她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去人事办公室举报；她听说在她工作的机构，许多女性都有与她相似的遭遇，但没人为此做过任何事。在我们共事的那些年里，她是我最好的学生。我们最后一次交谈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正在考虑放弃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