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机构除了打击罪犯外，更重要的职能是保护无辜的民众，包括尊重ta们选择将伤口轻轻掩盖的权力。性侵犯，往往是一个使受害者一辈子都会为之颤栗的噩梦。他们在事件过后独自饮泣，甚至数十年的时间也无法抚平他们的伤痛。出生在1593年的罗马女性画家阿特米西亚·简提列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就是一位性侵犯的受害者。
她在17岁那年遭到了另外一位画家塔西的强暴，其父奥拉齐奥·简提列斯基（Orazio Gentileschi）也是当时罗马有名的画家。为了挽回女儿的名声将塔西上诉至法庭，但在那样一个女性地位极低，几乎没有话语权的年代，阿特米西亚无疑遭到了耻笑和质疑。雪上加霜的是，塔西为了从这场诉讼中脱身，反诬阿特米西亚卖淫。
法庭为了逼迫阿特米西亚撤诉，对她进行了严酷的审讯，并施加了不少暴行，然而她坚持称自己是被强奸的，直至最后，塔西获得仅8个月的监禁，理由也只是盗窃阿特米西亚父亲的画作。这种事件的发生并不完全因为女性地位的低下，试想倘若真的能够公平审判，以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又怎么在事发一年以后找到有效的证据、可以证明阿特米西亚是被塔西强奸的呢？
有关性侵犯的取证问题，一直是这类案件中的一个难题，并且不仅仅是关于技术的难题。在距离阿特米西亚所在的年代四个世纪以后，也就是1906年，人们已经可以对衣物上的精斑进行检测，但这只能说明衣物曾沾染精液，有关其他问题，仍然只能通过审判官人为的判断。跨入近现代，我们可以利用许多技术，通过更多地细节来还原事件的真相，但对于受害者权利的保护，却并没有随着人权保护的不断完善而得到更加妥善的解决。
受害者由于受限于取证时效问题，如果决定报案以寻求司法保护，可能将会被强制取证，然而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可能将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社会舆论压力之大甚至会超过案件本身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难道司法保护只能与二次伤害并行？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给受害者一定的自由空间按照自己的决议对待罪犯，并且不用担心时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