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哈佛大学科学史专家梅琳达·鲍德温出版了新著《创造“自然”：一本科学期刊的历史》。该书讲述了《自然》杂志的起源以及发展的历史，通过影响这本杂志的历任主编们的故事和一些重大的选题，告诉人们自1869年创刊以来，她是如何界定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促进智识的自由，以及当代科学期刊所面临的挑战。
《园丁纪事》曾是达尔文发表作品的首选之地。1869年12月18日，《自然》杂志第三期刊登了达尔文的评论性文章《冬季灌溉作物施肥》。此后的十年里，达尔文发表的71篇作品中有41篇刊登在了《自然》杂志。
到了今天，《自然》杂志已经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是科学界公认的顶级学术期刊之一。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深受达尔文青睐的《自然》杂志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十九世纪的欧洲见证了人类在科学和数学领域的巨大进步，各类德语、法语以及英语出版物纷纷出现，并记录了人类的智慧结晶。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取得了技术及工业空前的进步。1950年代至1960年代之间，英国的科普类期刊的数量翻了一番。当时，最受追捧的科学类刊物当属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刊物，牛顿、法拉第的众多伟大作品，以及达尔文的早期作品都通过这些刊物传播。
在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和技术备受推崇，拥有教育背景的公众渴望从像《爱丁堡评论》及《威斯敏斯特评论》这样的期刊中汲取信息。1860年四月刊的《威斯敏斯特评论》刊登了赫胥黎的一篇一万四千字《物种起源》评论文章。赫胥黎和亚瑟·华莱士、诺曼·洛克耶等学人为这些期刊撰稿，一来增加了收入，二来也为了提高自己的科学社会地位。
那时，诺曼·洛克耶已是声名鹊起的天文学家，他对太阳光谱的研究足以让他进入英国皇家学会。除了给杂志撰稿，洛克耶还通过麦克米伦公司出书。在1869年，洛克耶说服了麦克米伦创办一份全新的周刊，这份周刊就叫做《自然》，其处女刊发行于1869年11月4日。
《自然》杂志早期的撰稿人囊括了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很快，年轻科学家们也认识到了在一份周刊上刊登自己研究成果的重要性。这样一来，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自然》杂志让非科学家读者觉得晦涩难懂。1872年，查尔斯·金斯莱在给洛克耶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希望我足够聪明，能够读懂（《自然》）。”
十九世纪晚期的英国，公众讨论盛行，唇枪舌战在所难免。洛克耶并没有让《自然》杂志躲开争议。例如，约翰·廷德尔和彼得·泰特围绕着冰川的形成这一话题在《自然》杂志上演了一幕幕的口水战。
即便是在《自然》杂志的早期，人们对她也存在一些批评，这些批评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鲍德温在书中写道，一位牛津大学的数学家抱怨说，洛克耶已经忘记了“《自然》编辑和《自然》作者之间的差异”，暗示编辑具有神一样的权力。
1918年，洛克耶退休，他选定的继任者是他的助手理查德·格里高利。格里高利在科学上鲜有建树，更不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自然》杂志在科学发展的领域遭遇了一定的困难。不过，格里高利接手编辑部以后，成为了《自然》杂志的科学发言人，并因为“对科学事业上的显著贡献”在1933年被吸收进英国皇家学会。
1939年，格里高利退休，继任的问题再一次出现。他的两位编辑助手亚瑟·盖尔和杰克·布林布尔担任《自然》杂志的联合主编。鲍德温认为，二人的工作既珍贵又乏味。例如，社论基本上都是不被人关注的报道，而不是敏锐而富有争议的观点性评论。同时，刊登在《自然》的文章不经同行评审就可以发表。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自然》杂志给人的印象都是可以不加审核，刊发任何从英国实验室出来的结果。
布林布尔1965年过世时（盖尔退休于1961年），他们积压下来的手稿竟可以追到14个月前。接下来负责处理这2000多份未出版手稿的人是约翰·马多克斯。马多克斯曾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放弃了研究生涯，转而做起了《曼彻斯特卫报》的科技记者。1966年，他成为了《自然》杂志主编。他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杂志版面。用他的妻子的话说，“他希望《自然》杂志的新闻版面和《卫报》的科技版面一样出彩”。
但是，马多克斯在任期间，文章的评审流程依然是独裁式的，他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一人就可以决定一篇论文是刊发还是不刊发。
马多克斯最激进的举措就是创办两份新的期刊，一份叫《自然物理科学》，另一份叫《自然新生物学》，无奈均草草收场。马多克斯与麦克米伦高层之间的争执，最终让他在1973年辞去主编职务。这里有一个小插曲，由马多克斯任命的生物学编辑本·列文在麦克米伦停掉对《自然新生物学》的财政支持之后，转身离开《自然》，1974年创办了《细胞》杂志。赶上重组DNA革命的《细胞》迅速在学术期刊的舞台占领了一席之地。
大卫·戴维斯从马多克斯手中接掌了《自然》杂志。戴维斯带来的最明显的改变莫过于对杂志封面的革新，去掉广告，代之以科学图片。戴维斯还给《自然》杂志带来了组织变革和流程的革新。他还延续了杂志刊登富有争议性文章的传统。1979年，戴维斯退休，马多克斯重新掌握《自然》杂志。《自然》在马多克斯的第二任期内并未出现重大的变革，反而是因在几个高曝光度的争议中呈现的立场而“声名远扬”。
1988年，法国免疫学家雅克·本沃内斯特在《自然》杂志发文宣称，即使稀释到10-12，免疫球蛋白抗体依然对细胞发生作用。尽管有人认为这个成果是顺势疗法的科学证据（所谓的顺势疗法，就是利用极端稀释的东西作为药物），但是大部分科学家认为如此低的浓度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效果。这一结果毫无争议地引起了巨大争议。然而，最令人惊骇的是，马多斯克带领了一个小组，到本沃贝斯特实验室调查一周。
在回来的路上，马多斯克就撰文，谴责本沃内斯特是欺诈。当然，《自然》杂志此后也没有重复这一乌龙事件。
鲍德温本书的记述终止于20世纪90年代，马多克斯仍在执掌《自然》。如果本书能够简要记述菲尔·坎贝尔担任主编的历史则会更圆满。本书缺少在更为宏大的科学出版背景下对《自然》杂志的讨论，缺少对其对新竞争对手，诸如《细胞》、《科学》、《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学术期刊》和《基因与发育》等期刊的评述。
鲍德温在书中还记述了《自然》在过去的历史中更为广阔层面的意义——在十九世纪后期定义了科学，在20世纪初期促进了科学国际合作，在李森科时代和冷战中促进了智识的自由。
本书的结尾讨论了当代科学期刊出版面临的挑战：同行评审的作用、在线出版以及开放存取。任何出版方，不论是出版社还是出版公司，都不见得解决了上述问题。鲍德温还总结道，《自然》杂志也未必有能力决定采取何种解决手段。作为期刊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科学家处在较为有利的地位。想科学家之所想，急科学家之所急，将“影响《自然》的未来”和《细胞》等期刊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