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慕明，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主任、《国家科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认为中国旨在激励创新的改革举措能否取得成功，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是否能够在科学机构中建立团队合作文化氛围的新机制。在与项目、升职和奖励的评估制度直接相关的改革中，不应只重视研究人员的个人成就，还应该充分肯定科学家对团队工作所做的贡献。
说起科学创新，人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一名科学家独自坐在实验桌前，取得了突破性发现的画面。不过，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中的许多突破其实都有赖于有效的团队合作。高能粒子物理学领域的一些重大发现便是最好的例证，因为有数以百计的科学家对研究工作中各紧密联系的部分做出了突破性贡献。
另一方面，大多数科学家都是在个人追求和职业目标的驱动下进行工作的，参与团队工作却不担当领导角色，则似乎不如独自取得成就那么有吸引力——尽管个人的成就或许没有那么意义重大。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许多科学领域之所以广泛存在科研工作碎片化和重复化的现象，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最近，政府领导人呼吁加强中国科学的创新能力，也是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科学体制需要进行重大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则似乎是加强创新能力的先决条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3月5日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众多改革领域，其中“……改革项目、升职和奖励的评估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尤为突出。实际上过去也出现过类似改革工作，所以这些内容并不新鲜。那么，这次又会有何不同？
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科学家的个人创新潜能，以及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一系列激励措施，我们明显需要创建相关的基础架构。然而，在我看来，目前的改革究竟能否取得成功，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是否能够在科学机构中建立团队合作文化氛围的新机制。这也的确与项目、升职和奖励的评估制度改革直接相关。我们不应只重视研究人员的个人成就，还应该充分肯定科学家对团队工作所做的贡献。
对青年科学家研究成果的终身制评估——一些重要的研究型大学正开始采用这种做法——应该既重视个人成就，也重视团队贡献。类似地，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应该考虑所有参与者，而不仅是首席研究员。科研机构和新闻媒体应避免过分赞颂首席科学家的成就，也应该肯定科研成果背后其他工作人员的贡献。
在中国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半个世纪以前，上海的一群生物化学家在生物科学领域取得了两项重大突破——首次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两项都足以获得诺贝尔奖。这是许多科学家共同工作的结果，要把它归功于其中某三名科学家几乎不可能。正是在中国当时团队合作文化的激励下，这些科学家才能取得这些成就，而目前许多中国研究机构都需要重新营造这种文化氛围。
个人主义是接受西方教育的科学家的核心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个人的科学兴趣和个人成就所带来的荣誉就成了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主要动力。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追求的是“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而这些个人追求的最终目的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北京大学师生发表讲话时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继承这种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价值应该融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这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也是我们的科研机构努力的目标。
为何西方世界的科技进步没能解决西方社会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更不用说去解决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科学家在从事个人创造性研究的同时致力于团队合作。或许，中国科学界能对世界所做的最有价值的贡献，不仅是在西方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而且是把中国传统的团队合作文化引入国际科学界，将共同目标置于个人成就之上，来解决世界上的急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