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双栖蝶双飞，枝头鸟儿成双对”，一夫一妻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单一配偶的婚姻形态并不是天经地义之举。相反，多偶婚姻才是人类历史上最流行的婚姻制度。甚至在现代化普及之前，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族群都只是小众。
在高等灵长类社会中，一夫一妻制同样比较少见。例如类人猿中，仅有长臂猿在过着单一配偶的生活。与人类血缘最近的黑猩猩生活在多夫多妻社会中，而大猩猩的生活方式则是一夫多妻的。
那为什么现在一夫一妻？科学家们也不知道。他们有的是问题：人们为何要选择一夫一妻制？而一夫一妻制又是如何起源的？此类问题已经困惑了社会科学界许久。但是确切的答案，还没有。女性选择配偶的机制、男性权力的变化等因素都曾被认为是关键所在，但解释能力却都比较有限。
不过，来自滑铁卢大学的克利斯·巴赫（Chris T. Bauch）与马普会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理查德·麦克尔里斯（Richard McElreath）最近提出了新的猜想。他们认为：性传播感染与社会惩罚措施是促成一夫一妻制的重要因素。相关论文发表在了最新一期的《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每天有超过100万人获得性传播感染。这些疾病对人类的婚姻制度可能产生过什么影响？图片来源：lancet.co.za
性传播感染：不是不报，规模未到。为验证这一猜想，研究者需要大量历时性的社会调查与流行病学数据。然而，他们期望中现成的数据却几乎不存在。为此，研究者选择以数学建模的方式来重构社会变迁情况，进而模拟人口规模、性传播感染（诸如梅毒与淋病等）感染率、配偶制度，以及社会惩罚措施之间的互动关系。
研究者首先构建了人口容量小于30人的小型社会模型，用以推导狩猎采集社会的变迁史。
模型结果显示，性传播感染在此类小型社会中很难长久留存。受限于人口规模，以及疾病带来的较高致死率与不孕不育率，此类疾病传入后很快就会连同其感染者一起被清除。对这些社会来说，性传播感染的存在与否几乎是“无所谓”的。于是乎，一夫多妻的群体不会受到性传播感染的严重危害，并且可以比一夫一妻制产生更多后代，扩大其人口规模与竞争力。是故，一夫一妻制在此类社会中不是主流所在，乃至处于劣势。
但是当社会人口多起来之后，情况可就不一样咯。图片来源：gkstill.com
而在人口规模达到300人的大型农业社会中，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一夫多妻的大型社会中更容易流行起性传播感染，并且其中拥有多个配偶的个体感染率更高（显然，即使在一夫多妻社会中，也并非所有男性都能拥有多个配偶）。这无疑造成了一夫多妻群体人口规模的锐减，以及竞争力的下降。
相比之下，他们身边那些单一配偶者就幸运得多，其感染此类疾病的几率较小，并借此优势逐渐成为人口中的主流。最终，一夫多妻社会转型为一夫一妻制社会，或直接在族群竞争之中被其他一夫一妻制群体取代。
社会惩罚也有作用。此外，在一夫一妻制取得优势的过程中，社会惩罚措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该模型的部分案例中，实行单一配偶制的社会群体会惩罚那些配偶数量超额的个体。这致使受惩罚者生育率下降，进而保住了单一配偶者在数量上的统治地位，以及一夫一妻的社会规范。
综合而言，上述研究成果提示了性传播感染与社会惩罚措施可能对一夫一妻制起源起到推动作用。当部分人群由狩猎采集社会转变为大型农业社会后，居高的性传播感染感染率与惩罚措施可能使得一夫多妻行为沦落成人们的负担与劣势。而一夫一妻制则借此蓬勃发展，成为了多数大型社会中的规范与准则。
巴赫和麦克尔里斯的结果是不是正解？不一定。但在缺乏流行病学资料的大背景下，这些有趣的结果无疑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