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是前几天“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的一篇文章的截图，作者是“知识分子”的创办人和主编之一、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我对饶毅的人品学识均十分仰慕，但是我并不是完全赞同饶毅教授在文中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观点。恰好前几天在同济大学开会，我又知道了同济大学的法学博士点被教育部取消在同济引起了一场地震（见下图的新浪新闻手机截屏）。
这两件事让我想起了前不久我在参加一个关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时的发言（由于论坛是闭门性质的，我就不说论坛的其它任何情况了）。在发言中，我简要地讲了一个多年前我经历的一个故事。我就在这里把这个故事讲得稍微详细一点（但是所涉及的哪所大学以及当时参加的有哪些领导一律不用真名）。
当时在教育部的领导下有些高校开始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规划，我应邀作为咨询专家参加了一个咨询会，会议的内容是某高校（XX大学）领导向教育部某要员汇报该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规划和措施。该领导汇报之后，咨询专家们纷纷发言，有的表示该规划过于保守，不需要那么多年就可以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的表示过于乐观，需要的时间要长一些，当然不少专家表示规划合理可行，目标将按时实现。
但是我一言不发。因为该要员认识我，也知道我不发言并不是无话可说，于是就点名要我发表意见，并且鼓励我不要有顾虑，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我于是一狠心一跺脚，长吸了一口气，就说了一句差点没有把该领导和某要员气得背过气的话：“XX大学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仅XX大学做不到，XX大学的主要竞争对手YY大学也做不到！”
该要员缓了一口气问：“也许规划过于乐观，但是为什么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难道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做不到吗？”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也就没有什么可保留的了，我说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原因是教育部在管着这些高校！我接着分析了我说这句话的理由：除了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之外，世界一流大学基本上都在美国。
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大部分又是私立大学，即使余下少数的州立的一流大学也不归美国联邦政府管，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对应于中国教育部的管全国高等教育的部门。
英国的确有这样的教育部，也的确管全国的高等教育，但是基本上不太管牛津和剑桥，这两所高校虽然也从政府拿大笔的经费，但是基本上自主办学而且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风格和传统，也成了全世界很多高校效仿的对象。那么为什么教育部管着就不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我当时以中国为例说了两个原因。
一是教育部官员对高等教育的理解肯定不如XX和YY大学的教授们，尤其是这些大学不少教授都是海归（我当时就是作为海归代表应邀参会的），对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有亲身的体会。水平低的管着水平高的，而且要求水平高的按照水平低的要求去做，只能导致水平高的水平变低，这样怎么能够办出世界一流大学？某要员听得频频点头，说我们以后要吸取你们这些教授的意见改进办学水平。我说，这也没用！
因为教育部正在轰轰烈烈地搞的高校评估，只能使得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更加不可能。因为你们用同一套评价标准评估中国几乎所有的高校，这些高校（包括XX和YY大学）为了通过评估拿到（本来就该拿到的）经费，只能按照你们的同一套评估标准办学（主要是合并和造假），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高校趋同化，高校的各自特色逐渐就看不到了。
而世界一流大学每一个提起来人们就会想到该大学的特色，没有人会把哈佛、MIT和加州理工混起来。难道中国会同时有上千所高校变成世界一流大学？当然不可能。
某要员脸色不太好看了，但是还是问了一句，张教授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我说有，那就是该给XX和YY大学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但是就别管他们了，既不评估他们也不考核他们，包括课程设置（尤其是那些只会把学生搞坏搞傻的一堆课应该统统变成选修课）、学位点和学科都随他们去折腾，这样过一些年XX和YY大学说不定还真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某要员最后表态：张教授的观点很新颖（估计以前没人敢说），意见很好，我们回去认真研究研究，做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更加切实可行的规划。
我又插了一句话：其实中国也不一定要有世界一流大学，也许中国现在就不该有世界一流大学！德国（至少二战后）和日本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人家的工业和高科技也没有比英国差到哪里，所以是否有世界一流大学并不一定是强国梦的一部分（那时候还没有中国梦的说法）。我觉得中国想变成美国不太现实，但是向德国和日本学习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中国的人均生产率接近甚至达到了德国和日本的水平，美国想不怕中国大概都不可能！
这就是我参加那个中国高等教育论坛时发言的部分内容。那这事和同济大学的法学博士点被教育部取消有什么关系？根据网上看到的议论，同济大学的法学博士点被教育部取消是由于：虽然该博士点在某方面很突出具有特色，但是不符合教育部规定的一级学科设博士点必须所有二级学科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博士点还是被取消了。换句话说，按照教育部的标准，“全面”是硬条件，而“特色”并不被鼓励，甚至被惩罚。
下面摘录一段上图新浪网上张生教授的评论：“以同济法学院现有的15个教授及17名副教授的师资力量来说，培养相关专业的学生应无问题。但若要以教育部颁布的法学一级学科下所有的十个二级学科的标准来衡量，显然，同济法学院现有的规模以及办学特色是无法满足的。但问题不在这里，教育部近年来这种要求学科博士点以一级学科为标准设置的政策已经走向了误区。
因为这使得全国的大学在办学上，不得不弱化自己的传统和特色，追求学科上大而全，不仅造成有限资源的浪费，还导致各个学校的学科千人一面，人才的培养也均质化，最终则沦为平庸化的结果。”
很显然，这恰好是我多年前所批评的教育部的统一管理和评估使得中国高校趋同化愈演愈烈的一个例子！难怪他们对我的意见研究之后就再也不愿意见到我了！
这两件事讲完了，就可以回到和饶毅教授的分歧了。
饶毅教授重点质疑耶鲁大学校长的是高等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像耶鲁或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也应该以毕业生在社会上‘成功’为教育的目标吗？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你们美国应该是很成功，正如马云在我们中国很成功，至少目前看来他们两人在权力和金钱方面非常成功。... ... 我们所有的大学都应该为培养这样的人而自豪吗？所有的大学应该将培养这样成功人士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吗？”
首先从读者对该文的部分评论开始，见下面的截屏。凑巧这三条都不太支持饶毅教授的观点。我比较赞同的是中间“云淡风轻”的评论：“无论是世界还是国家，领导者都该是其中的精英，大学的目的就是培育出各领域所需求的精英。”第三条我也大致同意。
我认为，特朗普和马云的母校可以而且应该为培养出了这样的成功人士而感到自豪（尽管我本人既不羡慕也不嫉妒特朗普和马云的成就，而且也从来没有往这些方向努力过，但是我还是非常尊敬特朗普和马云）。
我认为，尽管大学的普世使命都是创造知识、传承知识和培养人才，但是办大学不能搞“四个统一”（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评估），不同层次的大学应该有不同的具体使命，同一层次的大学应该有不同的具体特色。
贯彻大学的普世使命就是没缺陷，具有特色就是不常见，没缺陷不常见的大学才是美的大学！（如果讲重要的事情不扯到我的“没缺陷不常见”的美学理论那就说明讲的事情不重要或者没有抓住重点！）美的大学才有生命力，才能够健康发展，才有可能变成一流大学！
大学的普世使命里面的“创造知识”就是学术研究，这不是本文的重点，略去不讲。
“传承知识”简单地讲就是教授们给学生们上课，我特意没有归到“培养人才”里面，因为不管办学者采用什么样的办学理念以及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某个教授讲授的某一门课的内容是不会有大的变化的。但是“培养人才”的关键是开什么课、想给学生传承什么样的知识、训练学生什么样的能力、带给学生什么样的价值观，以及塑造学生什么样的人格等等方面，不同高校的使命和特色就应该主要反映在上面这几个方面。
我认为，一流高校的使命是培养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或者“成功人士”），包括学术大师、艺术大师、文学大师、工程和技术大师、政治领袖、商业领袖、音乐家等等。
耶鲁以培养国家领袖为荣，加州理工以盛出诺贝尔奖得主为荣，斯坦福又以创业者的摇篮为荣，MIT以领先的前瞻性技术闻名，哈佛的公共管理有口皆碑，宾大的商学院让人趋之若鹜（特别说宾大是因为我在那里做了三年的博士后，当然宾大的商学院在美国也经常进前三），普林斯顿的自然科学傲居群雄。这些毫无疑问都是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却有不同的使命，当然也就有不同的办学特色。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大学虽然使命有所不同，有各自独领风骚的领域学科，但是名校门下无偏科也是普遍规律。记得费曼当年没有被芝加哥大学从加州理工重金聘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太喜欢加州理工的大师云集了，他说几乎想谈什么方面的问题总能够在校园找到国际顶尖的学者！
又比如，就我熟悉的天文、物理和数学这几个极为基础和重要的学科来讲，上面几所大学也都是国际一流的（宾大的天文起起伏伏不太好说，不过我在宾大做的是粒子物理），而MIT的诺奖获得者和加州理工也不相上下（当然如果考虑到MIT的规模比加州理工大好几倍，加州理工在获得诺奖方面的确独领风骚）！
因此，在一个领域学科从站住脚到能够做到极致，就掌握了办一流大学的规律，就有了社会声望，就有了好的学术氛围，就会进一步吸引其它领域的一流学者和最优秀的学生，就有可能乘胜追击全面开花，上述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很好的例子。和一流大学不同，二流大学的主要使命应该是培养各行各业的骨干人才，他们未必是领袖或者大师，但是他们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工程实践、和管理部门的主力军。
对他们来讲，大学应该主要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人文精神、组织管理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三流大学的主要使命则应该是培养现代社会的技术和文秘等工作大军，比如包括高级技术员、普通的工程师、办公室文秘、政府事业单位办公室职员等等“白领阶层”，他们也是社会的中产阶级的主要成员，对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对他们来讲，大学应该主要传授他们就业和工作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训练他们的工作技能。当然这不是说他们不需要科学素养、人文精神、组织管理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等教育，只是需要的程度不同而已。
就我的理解，如果清华坚持以工科见长、北大以文理共进为优势、而科大在自然科学方面做到极致，这些大学从中国的某个第一做到世界知名甚至领先，比如，如果哪一天把清华办得超过MIT，把北大办得超过哈佛，把科大办得超过加州理工，那中国的高等教育就真的牛了。当然在教育部的“四个统一”办学方针和强势管理下，我认为这个目标实现不了，永远也实现不了。但是即使实现不了又怎么样呢？中国难道真的需要世界一流大学吗？
我觉得几十年内中国不需要，也不会有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那么中国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前一段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中国如何再次领先世界？”，在里面就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应该采取的发展路线图，其中第一步就是向日本学习产品创新。如果了解一下诺贝尔科学奖的授奖情况就会发现，大部分原理性的科学突破来自于科学的发源地欧洲，而大部分具有应用价值的科学发现来自于美国。
因此普遍地讲，欧洲人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科学，但是美国人更加理解科学的应用价值。但是大部分好的高科技产品则来自于日本，因此很显然日本人最理解如何制造好的产品。
因此若能结合欧、美、日的共同优势，中国必然能够再次领先世界。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没有争议，有争议的部分、也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是发展的路线和方向。
目前中国科学界普遍宣扬，中国应该加大科学研究的投入，从而实现“科学落后→科学强大→技术强大→国力强大”的三步跳，也就是通过先进的科学带动先进的技术，而技术强大就会带领和支撑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大。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因为科学是技术的源头，似乎科学先进一定立刻会带来技术先进。
但是日本的成功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
日本的科学的确是比中国先进，尽管最近几十年和欧美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是还是比欧美落后，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妨碍日本的高科技产品整体上比欧美先进。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能够具有日本研发和生产高科技产品的能力，那么中国会是什么样？
中国社会的现实就是普遍缺乏科学精神和“泛”科学化共存，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是社会的主流，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高速增加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不是最佳的选择，不但不会使中国的科学水平迅速赶超欧美，而且有可能在科学的大量投入没有产生期望的产出的情况下，使中国的“泛”科学化变成“反”科学化，这样将会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反”科学化声音似乎有越来越强的趋势，需要我们十分警惕。
因此我认为大力和优先发展科学不是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而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中国三阶段创新之路、也就是中国的三阶段创新路线图应该如下图所示：中国的三阶段创新路线图。简单地说就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科技实力→科学实力”。其基本战略就是尽快摆脱“山寨”经济，循序渐进地向日、美、欧学习，这样必然会使得中国再次并且长期领先世界。
不可否认，中国最近10-20年“山寨”经济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样的经济模式是不能持续发展的。但有了这个阶段的原始积累，中国已经具备了向日本学习“产品创新”的经济实力，这可以使得中国的经济进入“持续发展”的阶段，中国也就具备了类似日本今天的技术实力，中国那时整体实力将能够和日、欧、美平起平坐。我认为中国需要至少20-3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阶段的转变。
下一个阶段，就是在强大的技术实力的支撑下向美国学习“技术创新”，从源头上掌握和控制产品创新，这又可以回过来促进和提高产品创新的能力，整个经济将进入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阶段”。完成这个阶段的转变将是十分艰难的，如果能够在本世纪后叶实现将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中国将在经济、技术和军事等方面是世界第一，开始中国在世界独领风骚的新时代。
最后一个阶段则是向欧洲学习什么是科学和如何开展科学研究，这个时候中国已经达到了国富民强的程度，具备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应该不再是社会的主流，也就是说中国这个时候具备了全面发展科学的经济条件。
如果科学精神能够深入到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追求科学规律的理想主义有可能会普遍地得到认可和实践，那么中国完全可以在科学方面也成为世界第一，从源头上控制技术创新，进入整个社会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阶段”。这样就可以保证中国不但能够在世界独领风骚，而且可以长期持续地保持领先地位。
当然上面的三个阶段的划分在时间上不是绝对前后的关系，而应该是三个阶段同时进行，但是国家应该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在不同的时期发展的重点有所不同而侧重于某一个阶段，以保证资源的最佳使用和社会的逐渐进步。尽管我们希望中国最终成为世界上科学研究领先的国家，但是如上所述，这需要极长的过程。
大跃进的模式不但不能搞生产和建设，实际上更加不能发展科学，因为科学的发展不仅仅需要物质的条件，更需要适合科学发展的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的形成则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的条件下需要长时期的沉淀。
在一定程度上，把科学说成是象牙塔里面的智力游戏是有一定道理的，穷人一般情况下玩不起，暴发户也不会毫无功利性地玩这个。只有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不再是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的时候，才会有科学大发展的文化基础。
当前科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就是建设耗资巨大的“大科学工程”。但是我非常担心在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科学精神、但是急功近利和极端实用主义为主流情况下，对大科学工程的巨额投入如果不能同时带来技术的进步（也就是产生有用的回报）的情况下，会引起社会和政府对大规模科学投入的负面看法，这样就会长期阻碍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作为科学家，我们不仅仅要为我们现在的领域、单位、甚至课题组的发展负责，也要有社会责任，更要从战略上考虑科学在中国的长远发展。
因此在中国的社会现实情况下，我认为目前对科学的投入应该重视对我国技术的带动作用（尽管产生的科学成果不一定有直接的应用价值，或者现在还不能看到应用价值），能够对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达到短期内就回报纳税人的目的，同时获得的科学成果可以弘扬科学精神达到长期回报纳税人的目的，最终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杰出科学家可以起到榜样的力量达到长期支撑科学的发展的目的。这样做就能够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
同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始终开展并逐步加强科学教育将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