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4月28日，您走了。人们皆惋惜：中国的“稀土之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徐光宪离开了我们。您的学生却全然忘记那些了不起的头衔，只感慨：先生是一个从来没有说过别人坏话的好人，他心中所爱的、所在意的只有稀土和祖国。
恍然间，您离开已经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关于稀土的消息并不全是好消息。广受关注的行业亏损、出口限制放开都不是让人愉快的消息，这与您生前忧思正好吻合。但稀土行业变革在即，2016年被认为是稀土产业走出寒冬的一年，您若知道必觉得欣慰。
犹记得2009年最后一次见到您的场景，那时，您走路已经需要搀扶，但还坚持不懈地做与稀土相关的研究，关注着国家的稀土政策。记得您当时毫不留情地批评某些地方的稀土管理，“国家必须严格控制稀土开采量，特别是南方宝贵的中重稀土，建立若干中重稀土战略元素储备制度！”您说这话的时候，恳切而又激动，令人动容。
彼时，离您远涉重洋从美国归来已近60年。漫长岁月里，您的名字与中国的稀土工业紧密联系。您创立串级萃取理论，并运用于实际生产，这一全新分离方法，使我国单一稀土产量猛增，给我国带来了数以亿计的收益，中国的世界稀土强国地位，一举确立。
在漫长的岁月里，您的事业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在几十年科研生涯中，您一直把自己的科研工作与国家的学科发展和重大需求紧密结合，因为祖国的需要，您四次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
您的执着与努力赢得了学生们发自内心的尊敬。当您离开时，北大的学生们将常用的BBS首页改成您的照片，表达对您最深切的哀思。您晚年在北大未名BBS化名“老顽童”发表《分子共和国：开国大典》。学生们响应您的号召，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分子共和国”趣味科普文学创作活动，帖文常登全站十大话题榜。这个故事至今仍为北大的年轻学生们津津乐道。
即便您不在了，您的故事仍激励着一代代的年轻学子们投身化学、为国献身科研。
转眼，您已离开一个多月。思念还在心头萦绕。您知道吗，在您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前来吊唁的人排了百米长队。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发来唁电，回顾了您“钟情”一生的事业：研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研制我国第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研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为纪念您在粒子加速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还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谢家麟星”。
而且，今年即将在韩国召开的IPAC（国际粒子加速器大会），首次设立了四个冠名奖项，其中第一项就是“谢家麟奖”。但是我想，相比之下，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设立的一项青年创新基金“谢家麟基金”更应该让您欣慰。
人们怀念您，不仅因为您是中国高能物理奠基人，更因为您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一个时代学者的风范和情怀。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能所原副所长的张闯记得，1986年，在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已走过设计、预研、部件加工，就剩下最后一个安装时，您找到中科院领导，请求辞去工程经理的职务。“他原本可以等到完工，可谢先生说，自己精力不够了，应该退位让贤，交给年轻人去做。”张闯感叹，“谢先生真是一点不计较名利。
”在给您整理申报国家科技最高奖的材料时，高能物理所的同事一点点向您确认当时工程的细节，没想到，您满口都是“这个不是我做的，我只提了些意见”“那个是某某做的，你得问他”。在高能所这么多年，您似乎从来没学会“人情世故”。有时，看到您在指导学生论文时做了大量工作，学术秘书把“谢家麟”的名字也放在作者之列，您会生气：“对学术界‘搭便车’的陋习，我是十分反对的。”您坚决要求把自己名字划去。
生前您总说自己“是个幸福的人”，因为您一生都在未知中求索创新并乐在其中，而求索的结果又为您深爱的祖国发挥了“一砖一瓦”的作用。相信在您的感召下，一定会有更多人能成为“幸福的人”。
初春3月，有那么多人为您悲伤。在夫人陆婉珍院士离世100余天后，93岁的您也安详地闭上了双眼。您的专业领域，在很多人看来晦涩难懂。但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一天离得开那些名字拗口的催化剂和催化反应。没有催化，原油变不成汽油、柴油，生活中也没有化纤、塑料。
您为人熟知的“奠基人、先行者和开拓者”的荣称，源于由侯祥麟、师昌绪、张存浩、李静海四名院士联署的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推荐报告》。在概括您此前的科技成就和贡献时，他们用了这样的言辞：“他被公认为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和绿色化学的开拓者。”这三项中的任意一项，都足以把您推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
上个世纪50年代，您从美国学成归来。之后半个世纪，您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催化事业。1963年，苏联停止了对我国小球硅铝催化剂的供应，使我国航空汽油生产陷入困境。研制催化剂的重担交到您手上。但您从零开始，边学边干，通过研究不多的国外文献资料，反复试验。几年之后，多种催化剂终于成功问世，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能生产各种炼油催化剂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您敏锐地意识到，开发从源头根治环境污染的绿色化学技术，是化学工业在21世纪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1995年，71岁高龄的您率先倡导并组织开展绿色化学研究。“花更多的时间做明天、后天的事情。”您说，“作为一名科学家，就是应该了解世界最前沿的动态，紧跟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需求。”您几乎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3月3日，戴着氧气面罩的您，还在与石家庄炼厂相关同志逐字逐句讨论他们的减亏方案，提改进意见。
此时，大家不知道，您的生命剩下不足100小时。
天上的那颗“闵恩泽星”依然闪亮，就像您一生心系国家，创新不止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知道您不姓旭，但是大家还是称呼您旭院长，叫得那么自然，叫得那么亲切。当我知道“旭日干”三个字在蒙语中是“狂风”的意思时，感到它和您生前的形象统一不起来。慈眉善目，语调和缓，会议发言时条理清晰，解答问题极具耐心，这是我在工程院采访期间对您的印象。
谁都没有想到，去年12月24日，您被死神夺去了生命。蒙古族兄弟为您惋惜，中国科技界特别是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界也为您惋惜。许多人都看到您身上的光环，比如世界“试管山羊之父”。我知道，这荣誉是由您平时勤奋好学、踏实肯干而铸就的。
好学已是您的习惯，种地、锄地、打场、碾米都干过；纳鞋底、拆洗被褥、补棉袄、补袜子也会；做写字台、书柜、立柜也是内行。上世纪70年代，您在内蒙古大学参加老教授组织的家畜胚胎移植研究。您认为自己有个优势，就是作为蒙古族人会骑马，因而承担了实验中在牧区为几十里之外动物打针进药的工作。作为一名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在实验中做这种最一般性的工作，您没有怨言。在牧区工作时，您还经常背着显微镜行走。
您的高度责任感更是令人钦佩。1982年，您到日本留学，看到了中国与日本社会的巨大差异，看到日本科技水平之高。您说您这一代人本能地有强烈的责任感，想让自己的祖国发展。因而，在拿到博士学位后，您马上回国效力；率队培育出了我国首批试管绵羊和试管牛，其卵母细胞的体外成熟率、受精率、发育率、冷冻保存存活率和胚胎移植成功率等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4年的内蒙古大学校长生涯和8年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经历，让您为国家人才的成长和工程科技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2010年，您自己拿出100万元设立了旭日干院士奖，用于奖励内蒙古大学科研工作中的优秀青年教工和研究生。
断弦琴上奏强音——缅怀陆启铿院士。2015年8月31日，您拄着拐杖在黑板前讲课的身影就此定格。这辈子想做的事情，都做完了，老伴儿张木兰说，您走得很平静。
幼时因小儿麻痹双腿致残，家境清贫，您以坚强的意志自学成才，并成为解放后华罗庚亲自指导的第一个学生。对于前者，您坦然接受；对于后者，您从来不吝敬意：“华老改变了我的人生，没有华老，我这个残疾人不可能走到今天。”正是华老和您所做的大量开拓性工作，使多复变函数学科在新中国得以初创。
1966年，您发表《关于常曲率的kahler流形》的论文，文中提出“陆启铿猜想”，这是首个以中国科学家名字命名的猜想。此后，相继被命名的还有“陆启铿不变量”“陆启铿常数”。一个科学家的名字接连出现在数学概念中，您在数学领域的贡献可见一斑。进入20世纪70年代，您紧盯多复变函数论的应用，涉足理论物理领域，在国际上率先明确给出规范场与纤维丛联络之间的对应关系，这至今仍是理论物理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这一生，靠双拐踏平崎岖路。虽然行动不便，上下楼只能依靠拐杖支起双腿一节一节跳台阶，您却喜爱运动，也曾拿下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游泳比赛第一名；普通话不标准，为不影响授课效果，您尽量坐在轮椅上奋力板书。
作为中国数学物理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您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并涌现出多位院士和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邻居眼中，您是藐视困难的科学斗士；在同事看来，您用拐杖撑起了数学人生；同行评价说，您在断弦琴上奏出多复变最强音；学生说，您是喜烟又喜酒、视工作为生命的性情中人。
直至去世前，您仍然开着电动轮椅来往于数学所和家庭，独自拄拐上下楼。只是，在那间办公室再也看不见您伏案的样子。一片丹心勘碧海——缅怀秦蕴珊院士。1956年9月，您第一次在青岛见到了大海，从此一片丹心勘碧海。学术会议上，再也见不到那个飘逸着满头白发的和蔼老人了，2015年11月22日，您走完了不平凡的82年人生。
1958年—1960年，我国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海洋调查。您和同事的足迹踏遍了渤海、黄海、东海和北部湾，为我国海洋地质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业内评价您是海洋沉积学开拓者，这是因为您从事陆架沉积作用研究，创建和发展了我国海洋沉积学研究，在我国最早提出和建立了中国大陆架的沉积模式，并编绘了第一幅较完整的中国海陆架沉积类型分布图。
您开拓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率先从研究渤海悬浮体着手，系统研究了细粒物质在我国陆架海的搬运与扩散，阐明海底黄土沉积是末次冰期时近源风成的产物，同时发现并研究了菲律宾海深海区的“类黄土”陆源沉积，推动了海洋风成沉积作用的研究。生前您常言：“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许多研究都是通过国际间的合作完成的。”您是国际合作的实践者。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中韩两国尚无外交关系的时代，您推动两国积极开展海洋科学合作研究。
您曾被韩国仁荷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这是我国第一位获此荣誉的海洋科学家。
您特别重视海上调查技术的建立，亲自参加海上调查达二十多个航次，几乎跑遍了除台湾海峡以外的全部大陆架海域，为我国建立完整的海洋地质与沉积学海上调查技术作出了重要贡献。“看海是浪漫的，出海是艰苦的。但是每当我站在海边眺望大海，又觉得胸怀开阔。”大海成就了您的事业，更影响了您的胸怀。
您密切关注国家战略需求，为我国大陆架的划界提供战略咨询和科学依据。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您还在呼吁，希望科学有序地进入西太平洋深海研究领域，通过8—10年的探索与研究，实现我国深海科学研究的突破。
您的离去在社会引发巨大波澜，很多您见过和没见过、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自发在网络上表达对您的思念，追忆您一生峥嵘，回顾您不朽贡献。2016年3月22日，这似乎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然而就在这样的日子，您却无法欣赏这明媚春光，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上个世纪60年代，您主持完成了与62式机相关的大量研究工作，为歼八机的研制作出了贡献；70年代，您倡导并组织开展了新型气动布局研究，为新一代歼击机研制做了技术储备；80年代，在您的带领下，中国具备了新一代歼击机的设计研制能力，不仅缩短了与先进国家航空工业水平的差距，而且大批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如雨后春笋涌现……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委员用满含感情的话语评价您，五十载春秋风华，二十年丹心铸剑，您的心血和灵魂全部默默倾注给了共和国的蓝天卫士，熔做了您的体，化作了它的魂。
长期以来，为了共和国航空工业的腾飞，您隐遁幕后，甘做无名英雄，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事业之中。您的名字，已经紧紧与歼-10飞机联系在一起，在我国航空工业的光辉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您的精神，您的造诣，您的爱国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航空人。
您见证了歼-10飞机从“出生”到如雄鹰般展翼的整个历程。如今，歼-10飞机可以尽情在祖国辽阔的领空上展翅飞翔，而您却已驾鹤西去。钢铁雄鹰昭日月，歼十之父耀中华。今日，中国的蓝天上翱翔着可以与发达国家相媲美的钢铁雄鹰。您报效祖国矢志不渝的信念，您默默奉献不惧困难的故事，也将被大家铭记。
2016年2月22日，93岁的您因病离开，让航天人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您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火箭的诞生、成长与走向成熟的曲折历程，经历了型号研制失败后的崛起与成功的辉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院长李洪清晰地记得，一院迎来抓总研制生产第100次运载火箭发射任务时，您亲手把成功的旗帜交到他手中的场景。“这不仅仅是一面旗帜的传递，更多的是志向与信念的传递，是责任与使命的传承。”李洪说。
上世纪50年代末，陈赓大将将您选调到北京，在南苑开始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此后数十年，您专注于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和技术发展。从参与东风二号、两弹结合、长征一号研制，到主持长征三号研制，您涉足多个具有重大意义型号的研制工作，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就。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上，您同样坦荡无私。
“文革”期间，您力主将受到家庭成员政治问题牵连、当时还是普通设计人员的王永志调回岗位，诚邀他参加国家重大工程。多年后，已被任命为中国首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王永志与您重逢，您握着他的手乐呵呵地说：“当年我是你的小领导，现在你是我的大领导喽。”
“宁存千卷书，不置万亩田”，这是您的祖父定下的家训。“我一直牢记，关键时刻，按照家训去做，现在看是正确的。”您这样说。那些远在国外的同学名利双收，您毫不艳羡：“这里才是我的祖国，我不后悔！”李洪表示，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您的一生是对“爱国、创新、科学、奉献”的钱学森精神的最好诠释。英灵不远，风范长存。缅怀所有那些逝去的为国为民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