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中国百废待兴。但当时的中国遭到西方国家的禁运和封锁，十年后又和苏联闹翻。其国际处境还不如今日的北朝鲜。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新中国的建设如何起步？这篇文章是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一名老职工对往事的零星回忆。它反映了新中国早年工程技术人员艰苦创业的片断经历。很多曲折故事，现在看来几乎不可思议。但这些普通人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希望，心中满满的正能量。
1985年，我从西安调到上海，结束了两地分居。离开西重所三十多年，心头一直萦绕着难以割舍的怀念。当初我们在这里奉献自己的青春，也蒙受了西重所的哺育之恩。这里有我的根，更有世间最可贵的情，西重所给我留下了太多无法忘怀的人生记忆。
当年一个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十几个研究所加上几家设计院和技术公司的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西重所六十华诞正向我们走来，大家回眸往事感慨万端，我的思绪也飞向那刻骨铭心的创业之年。
1958年8月，我们22个同学一起来所里报到。那时重型所由北京迁到沈阳不过两个月，西塔街的老楼房，一间大办公室里挤着好几个部门的人。
宋工见我拿出大连外国语专科学校的介绍信，不禁惊呼起来：“现在全所总共才二十几个人人，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翻译呀！”也难怪，他并不知道我们其实是技术人员。初创时期的重型所办事简捷，王伦副所长和人事科长陈东升接过介绍信和我们随带的档案，让我们稍等一会儿，大约过了半小时便出来宣布分配结果，随即把我们交给各自的组长——苗万和、牛运德、宋激、郭振杰，由他们分别领回矿山、冶炼、轧钢和锻压四个不同的专业组。
尽管日子艰苦，初创时期的重型所始终朝气蓬勃。年轻的单位年轻的人，大家怀着理想和热情投入科研。后来西重所的许多“拳头专业”，例如箔带冷轧机、多辊冷轧管机、烧结、连铸、真空处理、除尘等等，都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播下了日后丰收的种子。
全所职工一面艰苦创业，一面还忍受着饥寒担负起支援农业战胜饥荒的社会责任。
我们参加修建沈（阳）抚（顺）灌渠，天寒地冻，镐头刨下去像碰到铁砧子一样弹起来，冻土表面只留下一个白点，每挖一小块土要刨好几下。挨饿太久身体亏虚，刨不上三五下就气喘吁吁。
大家咬牙坚持，直到后来挖通灌渠，把浑河水引至抚顺一线，造就了大片水稻良田；大家还帮助农村积肥，每天刚蒙蒙亮，冰天雪地刺骨寒风里扛着锹镐在野地、路旁、茅厕、田边到处搜寻，把冻硬的人畜粪便一块块刨起放进筐篓背回来，不久便积成八九米长、半人多高的两个大堆，大家又一车车把粪肥推去农村。
沈阳三年，也是我走进专业大门的启蒙阶段。我原来学金属切削加工，所里让搞轧钢设备，需要从头学起。
我参加的第一项工作，是“鞍钢四套苏制轧机使用情况调查”。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援建了鞍钢1150初轧、800轨梁、140无缝管和1200热轧薄板四套轧机。按照“中苏技术合作协定”，中方应将它们投产后的运转情况反馈给苏方。一机部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重型所。我在鞍钢待了半年多。工人师傅领着我爬天车、钻地沟，进进出出主电室、油库、机修车间、均热炉坑和各处设备的操作台，几乎转遍了轧钢厂的每个角落。
在沈阳还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全国“大办钢铁”，各地都在制造轧钢机。部里要重型所搞个小型轧机实样拿去展示，任务最后落到我头上。这可是十足的“三无”项目：没有经费、没有原材料、没有制造手段。我试着向鞍钢求助，开好介绍信去找大型轧钢厂的李厂长。他倒挺热情，听我说明了来意，立马写下批条说：“去成品库看看，有合适的材料，你可以拿走。
”我选中两根直径160毫米的圆钢，正好可以做Ф150毫米的轧辊；又从废料堆里扒拉出几块报废的胶木瓦，准备拿回去做轧辊轴承。然后跑到厂外雇来架子车，一起推着去火车站托运。六米长的大圆钢每根有900多公斤重，一路提心吊胆直怕架子车爆胎。后来所里联系好请沈阳重机厂帮助制造，我又在厂里四处搜寻厚板边角料，请工人师傅按图切割，焊接制作小轧机的牌坊、机架盖和轴承座。
其他如压下螺丝、螺母等各种零件，也都在厂里寻找废料来加工。两张短程火车票加一点运费，总共花了四十几块钱，七拼八凑，居然把一台小轧机做得挺有模样。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热情很高，干起活来不顾一切，有几次险些闯祸。小轧机图纸画好，正巧所里从工厂弄来一台旧车床，装在西塔街办公楼的地下室里。我一看高兴极了，在鞍钢大型厂要到了圆钢又去机修总厂“化缘”，讨来十几把车刀，装在书包里背回所，忙不迭上车床加工小零件。
心里只想快点干，一不小心被旋转的卡盘爪挂住了棉袄，情急中我左臂抱紧卡盘死死夹在腋下，居然使皮带打滑、车床主轴停止了转动。幸亏这是平皮带传动的老爷车床，当时转速也不高，而且棉袄挺厚实，否则后果就难说了。我把这事悄悄咽下肚，一直没敢对人讲；又譬如，在沈重厂里用钢板拼焊小轧机的轴承座，没有专用胎具不能保持小块钢板对位，我一急就扔开防护面罩，戴上手套扶着钢板让工人先点焊定位，然后再全面施焊。
尽管我竭力扭头躲避，可是时间长了，双眼还是被电焊弧光严重灼伤。
还有一次更为惊心。当时国内中小轧钢厂普遍采用横列式轧机，钢坯轧过五、六道次之后经常产生头部劈裂不能继续轧制。现场都靠人盯在轧线旁边，轧件一出头立即用夹钳夹住，塞进鸭嘴剪切掉端头，再急忙喂入下道孔型继续轧制。这里轧件飞快穿梭，操作工人高度紧张、很不安全。所里和沈阳轧钢厂合作，试图解决轧件自动切头这个难题。
课题组的技术方案是陈永嘉提出的，他是哈工大（东重）科班出身的高材生，而且勤于钻研，专业造诣令人佩服。这个方案采用三槽式圆盘飞剪，既能在线自动切头，又可满足现场多路轧制的要求，设备也很简单轻巧。
后来试验获得成功，可是我在现场却遭遇了一次险情：当时我正在轧线上调试圆盘飞剪，近旁的轧机突然“跑钢”了——一根高速轧件没能咬入轧辊，飞窜而出，犹似一条火龙斜刺里疾速射向天空，噼里啪啦瞬间缠绕搭挂在厂房顶部的梁架上。当时只觉得眼前红光一闪，呼喇喇的热浪猛然扫过脸庞，火龙飞窜的“弹道”离我只有两、三米，真有点悬！
1961年初，传来了武钢800/650大型轧机试车失败的消息。
这套设备是“大跃进”产品，缺陷很多也很严重。一机部责成沈重、大重和太矿三家制造厂加上重型所，组成联合工作组去现场解决问题。沈重设计科的王祈副科长和我分任正、副组长。我们在武钢干了将近四个月，对大量设备缺陷做了整改修复，使轧机成功投产，后来轧出了重轨和大型工槽钢。现场工作临近结束，武钢副总经理带着一帮处长厂长来蒋家墩招待所和我们商讨收尾事宜。
连日高温41摄氏度，没有空调，大家热得顾不上礼貌，光膀子坐了满满一屋人。正开着会，室里突然打来长途：“全所马上就要搬家去西安，你完事以后别回沈阳啦，直接去西安吧！你的东西，我们帮你收拾、托运到西安。”那时生活苦，单身职工衣物少，搬家很简单。
我请了几天假，先登船顺江而下回家看望母亲，尔后从南京乘火车去西安。那天没买到卧铺票，硬座车厢里特别拥挤，过道也塞满行李挤满了人。我脚下仅有巴掌大一点儿空，只好手扶椅背，两脚轮流倒换着站了一夜，“金鸡独立”十六小时熬到洛阳，才侥幸有身旁旅客下车腾出一个座位。
1961年7月20日，我生平第一次西出潼关，走进八百里秦川。初到西安，大家住在向省技校临时借用的房子里。木板大通铺，臭虫多得出奇，半夜被咬醒一开灯，成群的臭虫四散乱爬来不及抓，伸手一撸便是血糊糊一片。要“方便”吗？请到几十米开外院墙根的茅房去蹲坑——不管是大雨滂沱还是飞雪泞滑，你没有别的选择。
就这样大伙儿还是特别开心，因为这儿应验了刘鲁夫所长在全所搬迁动员会上那句话：“到了西安，大南瓜、大茄子管饱吃！”到西安第一步便是挖土方、盖房子，后来搞“战备”还挖过防空洞。现在福利区的托儿所、子校和一些宿舍楼的地基，篮球场底下那个防空洞，还有所里老办公楼的基础沟，都是自己动手挖出来的。那时大家年轻有冲劲，干活不惜力不怕累。福利区西北角，土墙外面有一片瓜地。
挖土方干累了，撂下锹镐翻墙出去，找农民买上一個大西瓜，就地砸开，又甜又解渴。
当时的辛家庙还是城郊农村地带，西重所周边被大片农田所包围。辛家庙到火车站方向，唯一的公交16路只靠一辆老爷车来回倒腾。很多人没耐心久等，出差往返宁愿扛着行李沿着田间小路走上一个钟头。所里的“独苗”北京吉普偶尔可以顺路捎脚，往往人满为患。曾经一车拉过九个人，事后谁也说不周详，212吉普那么小，九个大人外加几件行李是怎么挤进去的。
每当回首从沈阳到西安这段艰苦创业的岁月，我总会想起重型所的第一任所长刘鲁夫。他带领全所挺过三年饥荒、打下科研根底；又审时度势决策举所西迁扎根辛家庙，让西重所重新出发、走向辉煌。我敬佩他的人品和作为。1958年重型所由北京迁至沈阳，一机部随即把刘鲁夫从第一重机厂调来担任所长。
刘所长为人正直、待人厚道、处事很有魄力，记忆中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他关切职工疾苦，二是他勤奋钻研业务——他有极强的责任感与事业心。
在沈阳看到全所职工饥饿严重，他四处求援从黑龙江拉来小半车皮大白菜。那时候全国都在挨饿，刘所长能从他原先工作过的一重厂求得帮助，要来这批当时极其稀缺的、甚至可以说是救命的大白菜，实在太不容易！
他又反复叮嘱食堂：白菜一定要先洗后切，不能切成丝再洗，以免营养过多流失；他还组织大家千方百计寻找代用食品；锅炉坏了职工挨冻，他每天清早不到六点就饿着肚子顶风冒雪摸黑蹬自行车从家里赶来，一头扎进锅炉房，组织工人加紧抢修。他和大家一道挨饿，却比大家多担着一份责任，一面竭尽全力为职工减轻饥饿，一面鼓励大家坚定信心走出困境，带领全所职工满腔热情地投入重型机械科研事业的创建。
西塔街办公楼那间刘所长的办公室，常常到了深夜还亮着灯——那是他在漏夜苦读。1938年投身革命、解放后从事基建，没有学过机械专业的他，为了能够领导好全所的科研，到重型所一上任就开始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制订十年科技发展规划，重型所负责冶金压延设备的规划起草。1961年10月在北京开会审议规划初稿，与会的吴学蔺、孙德和、徐宝陞，一个个不是学部委员便是国内顶尖的专家。
主持会议的刘所长自始至终和他们直接对话，讨论交流应答自如，话也都能说到点子上，谁看得出仅仅三年前他还完全是个外行呢！同事们惊喜、振奋：刘所长进入角色真快呀！
饮水不忘掘井人。刘鲁夫所长正是开辟西重所这一片科研沃土的拓荒者，是为西重所引来清泉浇灌出今日硕果的“掘井人”。
1958—1961年间，我国制造了一大批轧钢机，包括650中型和500/300小型型钢轧机、2300劳特式中板轧机、1200薄板叠轧机、Ф76毫米无缝管轧机，等等。这些轧机适应了当时中小钢厂遍地开花的需要，但它们都是仿照外国二、三十年代老式设备进行设计、在“大跃进”中一哄而上匆忙赶制出来，一做几十套，投产后暴露出很多问题。一机部责成重型所对这批轧机的使用情况进行调研，结合现场经验提出改造方案。
我参加了这项工作，承担其中以500/300轧机为主的小型型钢轧机调研。
大家干劲十足：买不到卧铺票就坐硬板凳昼夜兼程，下了火车拎着包先到钢厂，把行李往人家办公室一放就进车间，干完活出来再找住处。不像现在宾馆多，那时住宿实在“一铺难求”，北京等地的招待所排上号好几天也难等到一个床位。于是，我们在天津市内睡澡堂、到北京郊县住大车店、还曾在齐齐哈尔的通宵电影院里坐着打盹熬了一夜。
丰台大车店里，六个人横着睡一铺土炕，脑袋伸出炕沿外，横放两条长板凳垫上砖，上面再搁枕头；在上海住进浦江饭店，一个大厅摆满了五十六张床；还有哈尔滨、四平，挺高兴地住进招待所，没想到半夜里几个人“彼伏此起”、轮番爬起来起捉虱子。
就这样五个月跑遍全国111家轧钢厂，写出了三十多万字图文并茂的调研报告。生产现场这所大学堂，教给了我许多有益的知识。
后来去重机厂参加400/250型钢-线材轧机设计，让我负责设计250精轧机列，我就是得益于现场所见，改变主机结构，消除了传统设计的一个重大缺陷：当时的中小型钢轧机，牌坊与机架盖普遍采用圆销连接。贯穿机架盖和牌坊的销轴承受着全部轧制力和反复冲击，容易弯曲变形，彆住抽不出来，以致拆不开机架盖，没法换轧辊。型钢轧机频频变换生产品种，轧辊孔型也不断磨损，所以经常要换辊。
我们在现场多次看见，工人抡起16磅大锤使劲砸，变形弯曲的销轴挤死不动，换一次轧辊往往要干一个班，有时还不得不动火切割实施破坏性作业。我想起在鞍钢800轨梁轧机上见到的斜楔连接方式，换辊简便、容易制造、刚性更好，试着把它移植到250小型轧机上。后来用户每次换辊，五个机架最多只用四十分钟。
糊涂“押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还处在困难时期。
出差北京、上海这些“首善之地”，人们总要设法往回捎点东西：猪肉、板油、挂面、油条、糖果、糕点、布料、日用品、缝纫机，五花八门，林林总总，其间也出了不少趣闻轶事。1962年3月，我刚从上海回到西安，所办突然找我，说有位列车员打电话来问所里是不是有个马重光，叫我到她家去取回丢失的行李。列车员怎么会找到所里来？又怎么会知道有个马重光？我啥也没丢呀，叫我去取什么行李？
满脑袋纳闷找到列车员的家，门一开，人倒是认得，可是递给我的一个旅行袋却好像从来没见过。看我迟疑不解，列车员向我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头天列车到站，众人陆续出站当口，站台上有旅客突然交来一个旅行袋，说是别人错放在他的行李堆上了。等到旅客散尽也不见有人来认领，列车员于是开包查看，见到包里一封信，用的是西重所信封，信上写着“托马重光带回××××......”，这才顺藤摸瓜试着往所里打电话找到了我。
我亲手把这个旅行袋从上海一路带回西安，怎么就好像没有见过它，而且把它弄丢了也毫无觉察，这背后又是一段故事：当时，西重所有几十人常年出差在上海进行“九大设备”中的6150（700毫米二十辊轧机）设计。我出差经上海回西安，上车那天，十多个人各显神通把大包小包送入车站，七手八脚从窗口塞进车厢，以最快速度往行李架上堆放（动作稍慢便没了地方）。
我根本来不及细看究竟有些啥东西，只能用一根绳子把它们串在一起防止散失。穿绳子时顺便数了数，好家伙，整整五十四件！到了西安，下车更是一片混乱。十几个人从不同途径进站，接过车窗口递出的东西，拎着扛着赶紧往外跑。行李超重太离谱，一旦被捉住罚款吃不消，大家只求快快出站为安。当时人多手杂，忙乱中来不及清点五十四件行李是不是都拿齐了。
不知是谁忙中出错，接过车窗里递出的旅行袋随手一撂，搁在了旁边别人的一堆行李上。
事情有点好笑，却令人感动。那时候尽管物质匮乏生活艰苦，人的思想境界和社会风气却值得称道。站台上旅客发现多出来的行李，马上交给当值列车员；列车员又努力联系失主尽快“完璧归赵”。“天上掉馅饼”没人白捡，拾金不昧的风尚令人怀念。
西重所福利区那幢单身宿舍楼，给我留下了许多快乐的记忆。
先后和我同住一室年头较长的室友，有刘祥麟、金作铎、胡德信和杨斌夫等几位。大家关系挺好，日子虽然清苦，心里却很快乐。“文革”期间，学校停课、厂矿停工，全国陷入混乱。可贵的是，西重所的职工一直坚持不停科研和生产。直到一天下班时，隔壁工厂两派武斗的一发炮弹落到西重所大门口，正打算出门回家的女职工王玉文不幸遇炸身亡，大家这才被迫停止上班。
当时，西重所的南北两家近邻，煤矿机械厂和陕西重机厂都发生了武斗：厂区和福利区，两派各踞一方，时不时地枪炮对射。西重所夹在当中，上下班要在枪口下来回几百米，实在太危险！
窝在福利区，哪儿都不能去，大家穷极无聊，成天甩扑克、下军棋，游戏规则屡玩屡改，花样层出不穷。马威住在别的寝室，常来我们房间下军棋。我们几个同室哥们儿串通捉弄他，起初不过是挤眉弄眼做做手势，后来被马威识破，作弊手段于是升级：坐在床沿的马威脑后，一面小镜子被悄悄夹在蚊帐上。他手里的棋子，跟明摆在桌面一样。马威越输越不服，不服还是输，众人乐得东倒西歪。
快乐的单身汉吃起西瓜来也够“疯”的。记得有天晚上，从周至拉来一卡车大西瓜。我们五人合伙，买瓜11个，共计191斤。已经是夜间九点半了，有人放了一炮：“这些瓜不吃完，咱们谁也别睡！”于是，五个人肚皮撑得滚圆，直到半夜一点多，才把191斤西瓜“干光”。这下可好，整个后半夜，哥儿几个走马灯似地跑厕所，宿舍走廊里不断见面，笑得直不起腰。
时间推移，不少单身职工陆续结婚搬进了家属楼。
我们有了更多的去处，几乎每天都往朋友家里跑。大家海阔天空，总有谈不完的话题。周末打桥牌，一打一通宵。我打牌不动脑筋，常出臭牌，对手笑纳“红包”乐不可支，对家却胸闷恼火哭笑不得。刘健在家里做春饼、拔丝红苕招待我们，刘政业请大伙儿到家吃饺子。我们这些单身汉和他们一起分享了家的温暖。有一次在家属楼，几个孩子听说我刚看过小说《基度山伯爵》，缠着我给他们讲了好几个钟头，非讲完不让我走。
其实名字我自己也一样：头天傍晚拿到《基督山伯爵》，第二天一早就得还——后面等着的人排了一长串。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之后，西安接连发布地震警报，全市紧急防震。西重所福利区的篮球场上搭起了防震棚，家家户户扶老携幼住进棚子里避震，单身职工也进了棚。拥挤在简陋的塑料大棚里，大家担心地震，更担忧国家的命运：四人帮倒行逆施已经搞得天怒人怨，老百姓日子越过越苦，国家越来越乱，没完没了再折腾下去可怎么办？！
在揪心的忧虑中过了一天又一天，10月上旬，一个爆炸性的“小道消息”在防震棚内外不胫而走：北京把那四个人抓起来了！喜讯很快得到证实，大家涌上街头，纵情欢笑，恶贯满盈的“四人帮”垮台啦！走在人群中欣喜欲狂的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也因此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1976年，中国动荡多事，小小西重所里也不平静。
一月初周恩来逝世，亿万百姓心头压抑多年的对“四人帮”的不满再也抑制不住：4月5日清明前后，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悼念总理的大量花圈和人海，张贴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无数诗词、大字报。西安的新城广场同样成了关中百姓宣泄不满、声讨国贼的战场。西重所里也是群情激愤，大家用了各种方式悼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
素来急公好义、敢做敢当的刘健，带着一帮人在车间用角钢焊成支架，做了个7米高的大花圈，抬出所门摆在辛家庙的马路当央；所里贴出了不少抄录天安门诗词的大字报；我也跑到新城广场抄回许多诗词，复写几份在所内传阅、寄给外地亲人。
当时“四人帮”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里很多人公开表示不满，我也在批邓会上发过牢骚：“再这么批下去，恐怕连窝头咸菜也吃不上了！”百姓的不满遭到了“四人帮”的疯狂镇压。
天安门“四·五”被定为“反革命事件”，一阵清查“现行反革命”的恶浪随即席卷全国。“上面”的指令也传到了西重所，一大批无辜群众被枪口暗地里瞄准，我也不幸忝列其中。文革中被贬来西重所担任党委书记的李宁，这时站了出来，她对“抓反革命”的指令拖着不办，说：先不要忙，再看一看。之后不久发生唐山地震，西安防震陷入忙乱，接着“四人帮”自身覆灭，西重所抓“反革命”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若不是李宁当初那句“先不要忙”，我们这批人不知要沦入何等悲惨的境地，西重所又不知要上演多少人间悲剧。那不是简单戴个“帽子”批斗批斗就能完事儿的，那可是要蹲大狱、闹不好甚至会掉脑袋的生死劫难啊！后来李宁复职离所，道别时听她说过一句心里话：“和大家相处了几年，我感到知识分子还是很可爱的。”
身历巨变。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重型机械工业闭门摸索，被世界水平拉下差距二、三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宝钢二期工程需要大量世界一流装备，我们没本事，拿不出来。国家决定引进技术、合作制造，解决宝钢设备，加快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机械部从各工厂、研究所抽调人员参加合作制造的对外谈判，大家从未接触过国际贸易，连“合作制造”也是初次听说。领导让我负责板坯连铸项目，主谈对外合同，我和大家一道边干边学。
听说之前有个项目，签合同时没注意供货分工表有一处在中方名下多画了一个圈，后来损失560万马克；还有个项目的整套设备图纸，中文版的合同文本写着外商须向中方“提供”，外文版却写成“提示”，结果外商对谈判桌上的口头承诺不认账，拒绝提供图纸，引起一场纠纷。我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合同文本字斟句酌、反复细抠，唯恐留下隐患造成损失。
我们搞合作制造，核心目标是完整地掌握外商技术。外商把技术秘密、尤其是核心技术看作命根子，岂肯轻易送人！为了加快实现重大装备国产化，我们要求通过第一个项目的合作制造就拿到外商全部技术，这在国际技术贸易中没有先例。谈判异常艰难，但我们手里也有王牌——中国的广阔市场。利用外商急欲打进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经过艰苦的智斗和说理，终于使外商做出空前让步，同意一次性全盘转让技术、尤其是完整提供核心技术。
按照合作制造的国际惯例，引进方对技术软件是“做啥得啥”：第一个项目的合作，引进方制造少量简单设备，只得到这部分制造图，拿不到整套图纸，更无从接触设计软件和关键技术。通常要合作制造五、六套设备，经过十几年才能逐步获得整套设备的设计制造技术。而且转让方只培训引进方很少几名技术人员，做法是让你自己看图研学，再给你答疑指点。
宝钢连铸合同则明确规定：首套设备合作制造一开始，外商就向中方提交全套设备图纸，还要提供包括核心设计软件在内的全套技术软件；并规定外商要接纳中方一百多名设计人员，与外商的设计师混合编组、同室工作，从而使我国能够派出专业配套齐全的多名设计骨干，全过程参与外商整套设备设计的实际工作；外商还须就关键技术向中方人员讲课、安排实习编程和上机计算，尤其必须帮助中方掌握成套装备总体设计和关键设备的设计方法；外商还要在本方工厂培训近百名中方制造工艺人员、管理人员和关键工序的操作工人。
这个合同无论是技术转让的范围、深度和做法都可谓前无古人。日方设计部长守屋感慨地说：“当初我们到德国只去了三个人，顾此失彼，晕头转向，花了十五年才一点一点学会德国的技术。你们现在这样做，掌握技术肯定比我们快得多。你们有国家支持，我们比不了！”
宝钢二期板坯连铸机包括几万吨机电设备和复杂的控制系统，一套合作制造合同有近千页，机械部先后投入十多个专业的上百名技术人员，耗时一年半，才完成对外谈判。
外商带着先进的办公手段来谈判，我们只有赤手空拳。上千页的合同文本，一稿又一稿草拟出来全靠手工复写提交外商。上海冬季阴冷，缩在被窝里整夜睡不暖，大家戏称自己当了“团长”。晚上看资料，都用棉被裹着全身，不少人手脚生了冻疮。招待所周围满是野地农田，天热了蚊子又多又大又凶狠，大家边拍打边咒骂这些“B52”。谈判后期添置了复印机，房间挤不下只好摆在走廊尽头阳台上。
不少人白天忙谈判，晚上赶复印，谈判中的图纸资料很多，一印几千页，整夜喂蚊子，两条腿成了“赤豆粽子”。谈判最紧张的几个月，偶尔哪一天能睡上四五个钟头就感到已经很奢侈很满足了。
1985年3月，连铸项目完成技术谈判，与来自日本、德国和奥地利的四家外商分别草签合同文本，确定了对各家引进技术、合作制造的格局与做法，随后将通过商务谈判最终确定中标厂商。
草签时有过这样一段小插曲：几百页合同附件里，每一栏都涉及中方参与单位的利害得失，所以每一页附件都要求相关单位副签。大家早已极尽挑剔把所有附件反反复复抠过N遍，临到落笔签字还是战战兢兢掂量再三。和一家日本公司草签花了将近四小时，午夜一点半回到住处，还没合眼就响起了电话铃声。听筒那头是日方主谈中村焦急的声音：“马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犯了错误。附件里有五十三页应该更换，你是知道的，可是我忘了换。
请多多关照，允许我们换换页，双方重新草签一次。”这五十三页确实有些地方会让日方遭受损失，中方也同意换页，可是草签时我们只盯着合同不让留下对中方有害的漏洞，对日方是否换了页根本没在意。应中村之求，我们凌晨三点再次走进日方的客房，双方换页、重签。中村的愁容换成了笑脸，不断地“九十度”，不停地“阿里阿多”，说着“你们要是不肯换（页），我只好——”同时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送我出门时他又感叹：“唉——太累了！脑子简直像块木头，不管用了！”他们只是一对一就累到如此，我们以一对四，要和四家外商轮番谈判，不难想像累成了啥样。
连铸合同生效后，来自全国29个单位的256名出国人员分作35个专业小组，从1985年8月开始陆续奔赴日本，参加联合设计、技术培训。在日本482天，大家怀着使命感和责任感，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活，废寝忘食地刻苦钻研，提前完成设计图纸，全面掌握了外商的技术。
大家那股劲头啊，憋得真是足！白天在办公室工作，晚上在寝室继续赶图纸，放下图纸又接着消化当天学到的技术，每天都要忙到后半夜，十几个月里天天如此。当时我担任团长，最担心的是大家别累垮了身体。每到周日总要设法把大家“轰出去”，不准闷在屋里干活，布置40多名翻译主动陪大家逛街，叫组长们带着全组去景点散心。
我们的驻日使馆和大阪总领事馆也特别关心这批肩负着民族重托的中华儿女，工作上给了我们许多支持和帮助，逢年过节又请大家去总领事馆联欢、聚餐，还每周派人到我们驻地放电影。几百名中国人在日本奋斗不息，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
《朝日新闻》载文报道中国连铸团队在日本的情况，称赞我们组织管理严格、工作学习努力、生活很有节奏，连全团昼夜加班和每天清晨准时出操的细节都写到了，并且评论说：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正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尽管合同有明确规定，实际拿到外商的核心技术仍然费尽了周折。我们锲而不舍反复“挤牙膏”，终于从外商手里抠出了总体设计的核心软件，可又无法按合同上机消化验证。
那时计算机很少，市面上还没见PC机，外商设计部门只有一台小型机确实忙不过来。总体设计软件是打开成套设备自主设计制造大门的锁钥，一旦拖到回国还没消化掌握这套核心软件，我们就很可能始终迈不过这道坎。这时，来自西重所的杨拉道不声不响多次出入大阪著名的日本桥（电器街），反复打听咨询，用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出国生活费买回一台具备编程功能的计算器。
尽管经过持续数月昼夜加班已经非常疲惫，他还是每晚在宿舍彻夜苦钻，用这台计算器编程试算，做了大量的数模推导和对程序的消化、理解及可靠性分析。艰辛的付出终于得到回报——总体设计的核心软件搞通了！他又把钻研成果写成条理清晰、完整细致的笔记，供给大家传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家里没有彩电冰箱。出国人员好不容易攒点钱，都想买些家用电器的“大件”。
杨拉道买的那台计算器在当时属于高端新品，价格不菲。他舍弃“大件”，又付出艰辛努力，为中国连铸装备追赶世界水平打开发了突破口，为板坯连铸机国产化开通了道路。我国几大工厂、院所由此掌握了总体设计的核心软件，在宝钢项目之后短短十几年里设计制造出138套/179流高水平的大型板坯连铸机（可以年产优质板坯1.6亿吨），创造了世界连铸史上空前的“井喷”奇迹，并且在实践中搞出了自己的新型设计软件。
中国的板坯连铸装备水平开始走在世界前列，并且出口到了美国和欧、亚其他国家。
1975年到部里参加过一项专题研究。时值邓小平复出、全国整顿“文革”乱局，谷牧副总理要求冶金部和机械部同时回答：钢铁工业如何走出十年徘徊？机械部安排“文革”中背着“叛徒”黑锅的副部长汪道涵带领我们几个小兵做文章。纵有满腹经纶，他也无奈极左路线和闭关锁国的政策。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却不让看，有些问题想到了又不能说，一份言不及义的答卷交出去，我的心头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惆怅：前程漫漫，路在何方？五年后参加宝钢项目对外谈判，看到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多次讲话并且明确批示“走引进技术、合作制造之路”，“振兴民族机械工业”，“实现重大装备国产化”，心头为之一振：有希望了！可那时总觉得这个目标很遥远，恐怕要下一代人才能见到它的实现。
世纪之初，已是退休老人的我重访了几家重机厂。走进厂门，眼前一亮：整洁漂亮的厂容，宽敞明净的车间，世界一流的装备，井然有序的生产……这还是二十年前那陈旧破败、遍地脏乱的重机厂吗？！
我们的工厂在引进技术、合作制造中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整顿和改造，不仅硬件装备比肩国际同行，思想观念、经营管理、技术水平等软件也与国际接了轨，连铸、轧钢、锻压设备等多种产品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二十年前谁能想到，这么快就有了今天！二十年，历史长河中短暂一瞬，中国的重机行业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迁！
我在西重所待了二十五年，加上沈阳三载，一共在所里度过了二十八个春秋。
寒来暑往多少事，其中有一桩，最是令我终生难忘。1970年，我与如今的妻子相识相恋。第二年，我俩准备结婚，不料竟横遭“棒打鸳鸯”：我的父亲——一个清清白白、并且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舍生忘死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勋的大学教授，在解放初期被颠倒历史谬划成“官僚”，一家人从此背上黑锅，我也成了保卫部门备案的“敌高子弟”。当时刚刚入党的她向组织报告要与我结婚，立即遭到强硬阻拦。
支部书记领着全体支委找她集体谈话：“马重光的家庭出身是大官僚，问题不是一般的严重，你怎么能和这样的人结婚！你是个新党员，要站稳阶级立场，不要犯政治错误！”之后又屡屡追逼她：“和马重光断掉关系没有？”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境里，我们实在没办法，最后不得不忍痛分了手。
经历了两年多的情感煎熬，我和她在1973年又重新走到一起。这下子，那位支部书记更是不依不饶，我们再次面临巨大压力。
当时我参加科研体制改革调研，跟时任所办主任柴成凯一道出差，老柴在上海知道了我的苦衷，回所便向周惠林所长做了汇报。周所长说了句：“他们怎么管的这么宽哟！”随即安排正要去江浙一带外调的张爱华拿上党委介绍信，特地前往我爱人所在工厂，找到那位支部书记做了不少工作，这才促使对方放软了态度（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坏心，本意是想保护我的爱人，怕她因为和我结婚而一辈子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在当时那样的大环境里，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四十多年过去了。看着可爱的小外孙女，想到自己有着现在这个温馨的家庭，我格外怀念恩人周惠林。八年抗战，他是率领一方民众英勇抗日、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县委书记；西重所里，他是廉洁正派、德高望重的一所之长，也是很有人情味的忠厚长者。我可亲可敬的老所长啊！
在那个极左思潮黑云压顶、“黑五类子女”备受歧视的年月里，你对我这个“反动官僚的狗崽子”没有丝毫嫌弃，以博大的胸怀与充满人情味的关爱向我这个弱者伸出了援手。没有你周所长，很难说我能不能有今天这个温暖的家，我的人生不知会遭遇怎样的扭曲和变故。我还要感谢帮助我迈过这道坎的柴成凯和张爱华二位好人：人生路上，多亏你们拉了我一把！老来回首青春年岁，备感故人恩深情重。
西重所里许多人曾经帮助过我，给了我情谊和温暖。青葱岁月里，大家在西重所汇聚，一起奋斗、一道成长、一路携手同行，困难时有人相帮、跌倒了有人搀扶、风雨中有人守望相助。每忆昔日往事，心头百感交集：眷恋和感恩、欣慰和自豪、成长的喜悦和曾经犯错的愧疚……每当此时，心底总会涌起阵阵暖流，怀恋着，感动着，感激着，久久无法平静。大恩无以为报，唯有感恩一生。西重所岁月里那些情深谊重的人和事，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