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朝（1038～1227）是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契丹等多民族的国家政权。然而，西夏政权延续近190年之后，最终在连年的战争中为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所消灭。其毁灭之惘然、彻底，加之蒙古人在灭西夏后未曾为它撰修一部分量足够的正史（至今二十四史中，唯独没有《西夏史》），使得后人难觅其踪，难寻其实。西夏王朝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神秘王国”。
党项原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原居青海东南部，后来逐步向东扩展，曾归附隋、唐两朝。宋宝元元年（1038），36岁的党项首领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市）筑台受封，即皇帝位，国号“大夏”，因其地处宋朝以西，也被称之为“西夏”。李元昊称帝以后，又大封群臣，并派遣使臣到宋朝上表要求宋朝正式承认他的皇帝称号。这样自然极度激化了宋夏之间的矛盾，由此引发了两国之间的长期战争。
元昊在位期间，是西夏完善各种制度，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元昊与宋朝和好后，恢复了中断的宋、夏贸易，进一步加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李元昊的改革措施对西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至西夏中期的仁宗、仁孝时期，其封建经济达到了鼎盛之时。
事实上，西夏王朝不仅与中原政权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就西夏文化本身来讲，也是大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养料的结晶。
如从建国之始起，西夏就非常重视汉文化的学习和对儒学的推崇，用西夏文译成的重要儒学典籍有《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西夏统治者首先将《孝经》翻译成西夏文，说明他们也懂得“孝”治天下的治国安邦之道。另一方面，西夏政权还在州、县设立了各级学校，在中央设置太学，采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尊孔立庙祭祀等等。尊崇儒学的方略不但有利于皇权的巩固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而且对党项人的观念和民风习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最能体现西夏文化多元性的是西夏的宗教，西夏崇尚佛教，但也不排斥其他宗教。西夏统治者大力弘扬佛教,境内僧人众多，寺庙林立，西夏花费了50多年时间，用西夏文翻译了3600余卷大藏经，堪称稀世珍品。除了佛教外，道教也很流行，诸如20世纪末苏联学者公布了秘藏多年的西夏文书《天盛律令》便为道教在西夏的盛行提供了佐证。还有学者通过《马可波罗行记》中的有关记载，认为景教、伊斯兰教在西夏也很盛行。
此外，西夏文化的多元性在西夏艺术领域亦有明显体现，以音乐为例，西夏音乐即是综合吸收了中原音乐和传统的西音，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
虽然西夏政权仅存在了不到200年，西夏人却创造了异常璀璨的文明。但至12世纪晚期，正当西夏由盛转衰之际，新兴的蒙古开始崛起。1227年，在与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进行了多次的浴血奋战之后，西夏终因粮援断绝而投降。西夏陷落时，成吉思汗降旨“每饮则言，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西夏的城市宫殿、实物典籍基本毁灭殆尽。从此，西夏民族和西夏文明便在历史中神秘而悲壮的消失了。
语言文字是一种文化中最为稳定的组成部分。1036年，元昊就命令大臣野利仁荣仿照汉字创制了一种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即西夏文。它的形体方整、结构复杂、笔画较多，一字一音约有6000多字。在书写方式上，它亦有草、隶、篆、楷4种字体。西夏文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它基本上吸取了汉字“六书”的某些方法，也还有自己独创的构字方法。西夏文字的构成以似汉字的会意、形声字为主体，这两种字占所有西夏字的绝大部分。
正如西夏人所言，西夏文字与汉字相比较，“论末则殊，考本则同”。西夏文曾在西夏全境内广泛应用，并且记录了大量的西夏文献资料。
西夏灭亡之后，西夏文仍在继续使用，使用年限长达460多年之久。元代，元朝政府还大量使用它刊刻佛教经典。近年来在保定发现的西夏文经幢，证明一直到明朝中叶西夏文字还在被使用。大致从明朝中叶以后，西夏文字便逐渐被人遗忘，或者成为一种无人认识的死文字了。
直至1908年，一支沙俄探险队在队长柯兹洛夫的率领下，进入内蒙古西北部茫茫的阿拉善沙漠中进行探险活动，意外地发现了西夏古堡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他们野蛮地盗掘了古城遗址。当他们第二次来到古城时，在一座古塔中发掘到一处珍藏西夏文字书籍的“书库”。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大批的西夏文物，其中包括西夏文献8090余件，仅佛经就达345种，后来柯兹洛夫将其全部偷运到了彼得堡。
实际上，早在黑水城遗址发现之前，我国清代史地学者张澍，就于1804年最先发现并撰文介绍了武威的西夏文碑《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但他当时并不认识西夏文字。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学者开始关注西夏文字，他们或从居庸关六体石刻上；或从西夏文钱币开始考释西夏文字。当他们看到了张澍的发现和介绍的西夏文碑后，对于西夏文字的释读才有了初步的进展。
经历数百年的尘封匿迹之后，神秘的西夏文获得新时代的重生，“西夏学”也应运而生。目前人们已经基本可以解读西夏文字及其文献，它亦成为解开西夏古国之谜的一把“金钥匙”。
西夏灭国之时，各种文化遗迹、经书典籍大多都被付之一炬，荡然无存，而惟独西夏各代皇帝的陵墓却沉睡地下近千年。有关西夏帝陵的记载最早见于《宋史·夏国传》，但仅记载有九个陵墓名称，而不记其方位。其次是明代《嘉靖宁夏新志》，其中卷二记载：“李王墓，贺兰山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丽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尽管史书中不乏西夏王陵的记载，但都没讲清它们的具体位置。
1972年，解放军某支部队在贺兰山泉齐沟一带施工时，偶然发现了部分西夏时期的文物。后来有关专家前往勘查，竟然发现这里就是典籍中记载的西夏皇帝陵园的所在地。
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西夏帝陵由内外神城、网台、碑亭、献殿、角网、角台以及高大的陵台等地面建筑组成，其中陵台犹如一座座圆锥状“金字塔”，它们都是用黄土经特殊加工堆制而成，经历700多年风雨沧桑，依就巍然耸立在大地上，整个陵墓面积达十几万平方米；陪葬墓由神城、碑亭、封土等组成，有的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这些陵墓布列在50平方千米的陵区内，气势宏大，俾壮观瞻。
从陵区出土的大批质地精美、造型别致的各类建筑构件判断，陵墓建筑多采用传统的大屋顶结构，规格都是很高的。西夏王陵的规模与河南巩县宋陵、北京明十三陵相当。发掘资料表明西夏王陵不仅深受中原唐、宋文化的影响，同时还保留了党项民族的传统习俗，从而形成了自身一套较为完整的陵寝制度，在中古时期的丧葬文化史上独树一帜。
我国考古工作者已从西夏王陵中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如高达1.52米，造型奇特的绿玻璃鸱吻，各种姿式的男女人像石雕碑座，重达188千克的模铸鎏金铜牛，形象生动细腻的人物竹雕等，都反映了西夏时期冶铸技术和建筑雕塑艺术的高超水平。如此“包罗万象”的大型王陵群，在国内外实属罕见，难怪外国人把西夏王陵誉为“神秘的奇迹”、“东方的金字塔”。
西夏白景帝李元昊称帝至末帝李睍亡国，共传位10帝。如果加上李元昊追尊的其祖父太祖李继迁和父亲太宗李德明，共十二帝。而现存九陵，缺了三座。这三座陵墓是根本就不存在，还是被毁，所缺究竟是哪三位之陵？
更令人感到神奇的是，没有一条山洪沟从帝王陵园和陪葬墓园中穿过，西夏建陵近千年，贺兰山暴发山洪不计其数，但是“沿贺兰山一线”仅有西夏陵区这片土地没有遭受山洪袭击。原因何在？至今也是个“谜”。
蒙古军队进人兴庆府后，采取了极为残酷的灭绝政策，事实上西夏人在国亡后并没有被杀绝。那么，这些西夏后裔最终走到了哪里？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元代的西夏遗民主要居住在西夏故地，从元初起，政府开始大量迁入汉人、蒙古人及回鹘人，这时又有从中亚迁来的穆斯林教徒，他们与西夏遗民和睦相处，繁衍生息，随着岁月的流失，西夏故地的西夏遗民，逐渐融合到汉族、回族及其他民族中去了。
西夏灭亡前曾有一部分人迁居中亚；西夏灭亡之后，蒙古统治者曾多次把西夏遗民迁往内地。钩稽史籍文献，可以看出元代迁入内地的西夏遗民，分布范围甚广，现已查到可靠线索的，除一部分在今蒙古国境内之外，中国已遍及内蒙古、辽宁、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四川、西藏等地，其中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最多。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专家多次撰文介绍一支西夏灭亡后进入河南西夏遗民。
这支自称曾是蒙古族的杨姓汉族，居住在豫北濮阳城东约50里的柳屯乡。当时村民们发现家藏的《杨氏家谱》，及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所立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后，认为其先世本蒙古族人。这一民族成分问题引起当地政府重视，吸引不少学者前来调查。专家们证之以史籍和族人杨崇善所撰《述善集》后，很快弄清当地杨姓居民，本是西夏党项人，夏亡后其始祖唐兀台降元，随蒙古军攻金。
大约6年后解甲归田，卜居濮阳。杨氏从第三世起同汉族通婚，如今传至二十八世，已完全汉化。
古老的西夏留给后人的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随着发现的增多、研究的深入，会引起更多的重视，一个神秘王国的千年谜团，最终将逐渐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