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有权有势的男性来说，去“花花公子”（Playboy）俱乐部里娱乐一番，无疑是最高洋上的消费方式之一。休•霍夫纳（Hugh Hofner），这个同时拥有几十个女友、“精力”旺盛的男人，在1953年创立了《花花公子》杂志。从来没有一本杂志像展示豪车、名表一样展示漂亮女性的肉体，在战后黄金时代的美国，《花花公子》迅速走红。
1960年，霍夫纳把花花公子从杂志里搬进现实，仿佛迪斯尼搭建主题公园一般，修建起了一个男性的温柔乡。
除了奢华的装饰、昂贵的名酒之外，真正吸引男士们趋之若鹜的，大概就是穿着高叉紧身衣、网袜，头上戴着兔子耳朵、屁股上还顶着一团毛茸茸尾巴的兔女郎们了。她们无一不身材火辣、面貌姣好，经过了严苛的筛选和培训。她们练习最让男人倾倒的微笑，学会谈吐的标准模式，站姿角度要恰到好处（那种姿势叫bunny stance），还得要能认出143种名酒。兔女郎们的站姿、坐姿、倚姿，乃至与客人交谈的内容都有严格的规定。
但如果你认为她们都是供男性娱乐的花瓶，那你就错了。出身法国、随家搬来加州的波莉（Polly）就是兔女郎之一。她有着金色的卷发和白皙的皮肤，笑容甜美。并且比别的兔女郎更特别一些的是，她还会说好几种外语。当时，艺术家庭出身的她，是一个正在犹豫自己该干啥的中二少女，四处晃悠，有一搭没一搭地读书，干过酒吧招待、服务员、训狗师的活计。一段时间她还做着明星梦，企图向爵士歌手发展。
波莉被人介绍到丹佛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大约是受过教育上得了台面，她被派去当台球桌兔女郎，与客人聊天，“空余时间还得磨练球技”，陪客人切磋几局。但在她看来，这种看似光鲜却并不自由的工作，给了开了一扇窗。她热衷于倾听这些在俱乐部出没的、有权有势的美国富豪们，谈论各式各样的话题。
她常驻的另一个酒吧，常常会有附近加州戴维斯分校的老师和学生光顾，偶尔还能听到他们讨论一些高深的学术问题，也勉强算个大学生的波莉，意外地听得颇愉快。
有一次，两个常来光顾的教授，酒过三巡，开始谈蝴蝶通过“拟态”——装成并不好吃或者可怕的东西——来逃避捕猎者的追捕。波莉听着，忍不住插了一嘴：“为什么没有动物拟态臭鼬呢？浣熊如果长得像臭鼬，会不会有演化优势？”两个教授当场有些懵逼地看着这个漂亮的侍酒师。
其中一个教授，名叫史瓦比（Robert Schwabe），建议她回去念书。“你适合做个科学家。”史瓦比教授说。波莉以为他在开玩笑，结果他后来每次来的时候，都给波莉带几本《自然》《科学美国人》等等杂志，抓着波莉一通安利。
九个月之后，波莉被说服了，她去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读生物学。算上从高中毕业起四处晃悠的时光，波莉本科一共念了十一年。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大约有25,000个兔女郎，曾经在全世界33个花花公子俱乐部工作过。和波莉一样，在花花公子俱乐部打工的高颜值、有学问的姑娘还不少。她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兔子这种丰产的动物作为露骨的性隐喻，意味着什么。不过，生计问题很现实。在纸醉金迷的六十年代，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正在酝酿，“巴黎之春”前夜的社会暗潮汹涌，一穷二白的年轻人们要么上街抗议，要么就只能想尽一切办法。
1968年，波莉的工资是40美分一小时，“还能有客人给点小费”。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笔收入了。和波莉一样，佩妮（Penny Gardner）1962年在巴尔的摩的花花公子俱乐部打工。未婚妈妈，被男友抛弃，需要钱。她违反规定，跟男性客人约会，结果再次怀孕，只好去接受非法堕胎，也被迫离开了花花公子俱乐部。
颠沛流离中，她遇到了密歇根州立大学女性学的教授，大受鼓舞，一路读到博士，然后自己也成了教授，主攻写作修辞和美国文学。回忆起那段经历，“至少，花花公子俱乐部给了我钱，和白天的时间照顾小孩。”佩妮后来成了女性主义者，领导了全美范围的女性组织。“但在当时，我根本没意识到，这一切对女性的物化有多严重。”
医学生南希（Nancy Downey Caddick）也是。
她在21岁生日那天加入了芝加哥的花花公子俱乐部，理由依然是挣钱凑学费，以及“思考人生接下来怎么走”。在充斥着爵士乐和男人欢笑声的俱乐部里，南希穿着让她尴尬的紧身衣和兔耳朵，接受男人们红光满面的调情，但同行的女顾客总投来奚落的目光。三年之后，南希决定离开，但把“当过兔女郎”写在了简历的最后。完成了医学博士学位的她被芝加哥一所医院录用，人力经理指着她的简历，说他喜欢《花花公子》。
现在，南希•道尼•卡迪克是西北大学纪念医院的临床社工。
是，这是一份取悦男人的工作，挣的却是让女孩们走入独立世界的钱。这很讽刺，但又十分真实。顺便八卦，在大西洋对岸的伦敦，第一间花花公子俱乐部于1966年开张。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和哈佛法学院攻读法学的金芭•伍德（Kimba Wood）也曾接受过兔女郎的培训。她后来去了美国，成了克林顿时期的联邦大法官。
波莉全名叫波莉•玛卿格（Polly Matzinger）。可能医学生已经猜出来了，她就是那个提出免疫学“危险模型”的人。在这之前，人们对人体免疫系统的理解，基本建立在“自我-非自我”的基础上，这也是免疫学奠基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提出的。如果一个东西不是自己的，比如侵入了一个细菌，或者被安上了别人的肾，那么免疫系统就开始排异，把“入侵者”赶出去。
但这个模型，1980年代遇到了困难，达到了它能解释的极限。为什么母亲不会排异她体内的胎儿？为什么肿瘤在体内看起来如此怪异，免疫系统却不为所动？我们整天都在接受异物，消化道里也都是细菌，为什么还是安然无恙的？
波莉觉得这整个学说需要的不仅仅是修正，而是彻底的重构。她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危险模型”——即人体感到了危险，才会启动免疫系统，而这个危险的信号，来源于受到了“伤害”，比如细胞破裂释出DNA。她还记得最初那场在酒吧里的谈话。“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她说，“不管多有趣的事情，我都很快就厌倦了。兔女郎也是。”但那个问题改变了一切。
科学就是这么一个个问题累积起来，再一个个解决。好奇心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世界。波莉在洗澡的时候想出这个答案。“危险是因为受到了伤害，就这么简单。”她欣喜若狂地跳出浴缸，在屋里狂奔。“或许科学，真的没那么容易让人无聊。”
波莉终身未嫁，也没有小孩，和她的狗狗们一起生活。虽然外表甜美亲近，但她文章犀利、笃定、打脸不留余地，和人争论起来也非常固执坚持。她的学说，对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一个不算知名的、曾经还当过兔女郎的、独来独往的科学家（她的实验室发的paper基本都只有她一个作者），几乎把当时免疫学说推翻。“她不像一只来学习的温顺绵羊，却像一头咄咄逼人的狼。”这种态度，得罪了学术圈不少人。她把自己文章投《实验医学学报》（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的时候，一开始只著了自己的名字，期刊编审并不能相信这些是她一个人弄出来的。
于是，她又署上了一个名字Galadriel Mirkwood，看起来仿佛是她的导师或者合著者。但结果却是她养的狗，一只阿富汗猎犬。这件事让她被这本期刊终身禁投，直到换了主编才作罢。但波莉完全不在意。她习惯了人们异样的目光。
当初，她与任何人谈话，“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走上科学话题的正轨”，所有的焦点都在她前兔女郎的身份上，人们都抱有一种好奇、甚至疑惑，这样的女人怎么能搞科研？BBC找她拍纪录片的时候，重点几乎走偏，不知道究竟是要借她本人谈科学，还是借科学谈她的“黑历史”。波莉淡淡一笑，“那是我经历的一部分。不过，50岁了，还被人认作是前兔女郎——我要多老才不会这样呢？”
“但是，起码现在所有人，都能与我好好聊科学了。
”波莉说。花花公子俱乐部在1980年代逐渐衰败、亏损，走向没落。位于芝加哥、纽约和洛杉矶的三间花花公子俱乐部于1986年集体关闭，1991年俱乐部已经实质上不存在。年事已高的老板霍夫纳，也需要服用蓝色小药丸才能和他的女友们享受愉悦。毕竟，时代变了。人们不再以物化的目光打量女性，兔女郎也正式成为了旧icon。波莉·玛卿格的事业却蒸蒸日上。
博士毕业后的她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瑞士巴塞尔大学做研究，88年发Nature，89年回国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创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危险模型”于1994年提出，论文《耐受、危险及其延伸家族》（Tolerance, Danger, and the Extended Family）发表在《免疫学年刊》上；1996年危险模型的论文发了Science，学界和社会一时轰动。
她的理论，推动了器官移植、甚至是癌症治疗的迅速发展。2012年，波莉•玛卿格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讲课。美丽易逝，智慧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