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闲时，斯文•劳莫（Sven Laumer）是德国巴伐利亚州业余足球最高级别联赛的一名裁判。几年前，他发现几个球员已经停止使用脸书，使得在社交平台上组织活动变得困难了。作为一个研究信息系统的大学教师，这样的不便令劳莫感到烦恼，但更激起了他的好奇。为什么年轻男性们想要脱离脸书？社会科学家们一直都说社交网络是个好东西啊。
“在当时，社交网络研究的主要范式认为脸书是积极的。
它是个快乐的地方，一个可以找乐子，提供消遣，一个和朋友聊天，让你感到愉快，受人认同的地方。” 汉娜•克拉斯诺娃（Hanna Krasnova），瑞士伯尔尼大学的一位信息系统研究者说。颇具影响力的研究已经显示，通过社交媒体获得的社交资本可以成为人们成功的关键，无论大小。我们明白，这些虚拟的连接能帮助我们获得工作机会、信息、情感支持，还有各种日常的小帮助。劳莫说：“那时，每个人对社交媒体都很有热情。”
然而，脸书对人们的影响可能并不全是积极正面的。德国班贝格大学的助理教授劳莫则怀疑，人们脱离脸书是一种典型的应对压力的反应。他知道，其他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一种名叫“科技压力”现象，它出现在工作场合中，由难以使用的交互界面或复杂的使用流程引发。但这个问题并不适用于脸书的情况，因为脸书很容易使用。看起来，压力来源于其他什么东西。劳莫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只限于社交媒体的新现象。”
通过深度采访、调查、追踪研究和实验室实验，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改变曾经的范式，他们发现，脸书，推特，instagram和snapchat之流不仅意味着快乐和成功，也属于更为黑暗和对抗性的原始人类情感：与其说是迪士尼乐园里的神奇王国，它们更像是游乐场里的恐怖屋。研究人员称，从很多角度讲，这些平台都是针对我们物种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社会性——所进行的一场大型实验。
所以，我们不应该为意料之外但却发生了的结果大惊小怪。
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伊桑•克劳斯（Ethan Kross）说：“没有人故意制造一些让人感觉糟糕或是感觉良好的东西，但我们研究的是社交网络如何发挥了这些作用、并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上脸书可能让你更加难过，这可能就是其中一个结果，这个现象通常以“脸书抑郁”之名为人所知。
在一项开展于2013年的针对脸书的研究中，克劳斯和他的同事们每天给82个人——大多数是在密歇根安娜堡当地招募的本科生——发五次短信，询问他们用了多久脸书和他们的感受。克劳斯说：“我们发现，人们汇报自己在某一时刻上脸书越多，从这一时段开始到结束，他们的情绪（由被试者自己报告）就恶化得越多。”
“便捷”意味着随时随地，它都能烦你。为什么会这样？
劳莫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对于一些参与者来说，刷脸书并不令人感到愉悦；它像一长串命令一样阴魂不散：激励我，安慰我，祝我生日快乐，给我的众筹项目投钱，来给我的新头像点赞，来读我在果壳上发表的新文章……社交网络网站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用各种请求轰炸用户。这些请求不是以一对一的形式发出的；它们就像是散弹，是一对多的。难怪人们对此感到压力。
压力就是人们在感到自己没有足够资源或能力，去应对一些已感知到的威胁时产生的，在社交网络的案例中，这个威胁就是劳莫所说的“社交过载”。讽刺的是，社交过载的另一面恰恰就是其他研究人员所发现的社交媒体众多的积极功能之一：社交共享。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医学社会学家谢丽亚•柯登（Shelia Cotten）称，在网络上与他人分享自己的难题可以减少各种问题带来的压力，不论是日常压力，人生变故，还是自然灾害。
她曾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使用互联网可以减少美国老年人的孤独感。“在网络上交换的大量社交支持对人的健康和福祉非常有益，也可以帮助人们减轻压力。”但问题是，在减轻自己压力的同时，你把这些压力转移给了别人。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社会学家凯斯•汉普顿（Keith Hampton）在皮尤研究中心进行过有关社交媒体的调查，他将这种二手压力称为“关心成本”。
他说，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女性都承担着更多关心家人和朋友的压力，因此，在看到女性付出“关心成本”更多时，我们不应感到意外。他说：“当你得知你认识的人正处境艰难时，这不仅为你的生活带来压力，同时也使你能够为他们提供社交支持和同情。”
但是网络上的朋友们并不是生来平等的。在社交媒体中，我们可以无上限地一直添加好友，包括那些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甚至从未见过的人。
汉普顿说：“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时刻存在着，这在现代历史中是第一次。” 劳莫和他的同事们发现，社交过载更容易影响的，是那些有更多只在脸书上是好友的朋友的人。这个结论是有道理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了人类只有同时维持100到200个朋友的时间精力这一论断。
最近，在一项涉及170万用户的研究中，邓巴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推特用户平均与差不多这个数量（100-200）的人维持“稳定社交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150个经常会想到和联系的脸书或推特好友，而且他们都会定期发出提供社交支持的请求，那么，我们就已经因为处理比我们的祖先多得多的请求而手忙脚乱了。这样一来，我们还怎样容下现实中的朋友们呢？于是，许多应接不暇的用户考虑干脆退出社交网络。
劳莫说：“社交过载造成疲惫感的效果是巨大的。”
每个人看上去好像都过得比你好。除此之外，研究还已证实了一个对所有人都显而易见的结论：人们倾向于在社交网站上发布让自己有面子的东西。在喜剧 《波特兰迪亚》的一个桥段中，弗雷德•阿米森（Fred Armisen）的角色带着新欢去意大利度周末。他们在酒店睡过了整个周末，这令他们感觉很糟糕。但在早些时候，他们已经发布了许多两人秀恩爱的照片。
当他回到家，看到他的朋友（卡莉•布朗斯坦因(Carrie Brownstein)扮演）翻看他的照片，并恭喜他旅行成功时，他告诉她：“网上的所有人，他们过得并没有你觉得的那么爽。” 她回答道：“我想人们只不过是把悲伤都裁剪掉了。”不过说实话，即使人们不把悲伤都裁减掉，反而把生活中无聊或无关紧要的事情发出来，我们也不太会注意到。
人们的注意力会自动在地位高的人身上流连不去，特别是那些看起来漂亮或是富有的人（卡戴珊家族出场啦！）。研究抑郁症的认知神经科学家夏洛特•布利斯（Charlotte Blease）将社会地位视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不爽的根源。2015年，在一篇名为《太多“好友”太少“赞”？进化心理学与“脸书抑郁”》的论文中，来自利兹大学和哈佛医学院的她从我们祖先的生存环境中寻找答案。
布利斯告诉我们，对于抑郁，有一个从演化出发的解释叫作“社会竞争理论”。它认为抑郁是一整套适应性行为：退缩，萎靡的姿态，缺乏自尊心；这些行为可以使我们的祖先从对抗性的社会接触中脱身，“在不受到身体伤害的前提下，向具统治力的一方表明不参与竞争。”换句话说：用抑郁换活命。布利斯说：“这就是一种降级冲突的策略，一种几乎等同于举起双手投降的不自觉的反应。
这种接受服从和低社会地位的适应性行为依然存在于我们身上。在现代环境中，它会在我们感到被高社会地位或声望的人比下去时被触发。布利斯说：“我们被这些人物吸引，继而产生了‘和这些人比，我就是个失败者’的感觉。”
别人的社交网站动态可能会让我们陷入嫉妒之中。嫉妒和攀比：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当然，社会比较也可能让我们变成酸葡萄。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和轻度抑郁一样，嫉妒也有可能是适应性的：它促使我们向别人学习，并定下更高的目标。但是嫉妒也一样令人痛苦，克拉斯诺娃说，这使得它不易被研究。她说：“这是一种很难拿捏的感受，所以我们通常不愿意承认嫉妒：不向我们嫉妒的人承认，甚至不向自己承认。有时，这种感情可以被压抑到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感受，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感到如此愤怒沮丧、或烦躁压抑的地步。”
当克拉斯诺娃和她的同事们向357名研究对象——他们大多数来自德国，她的工作地点——询问他们最近使用脸书的感受时，他们中只有1.2%的人提到嫉妒。所以她重新组织了提问的语言：“很多用户反映他们使用脸书后感到失落和疲惫。你们觉得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感受？”最普遍的回答（29.6%）是嫉妒。克拉斯诺娃表示，在使用脸书的人们中，嫉妒不仅仅普遍，而且“猖獗”。这样的例子无所不在。我们想要被邀请参加的聚会。
我们同事得的奖。在宝拉•霍金斯（Paula Hawkin）的心理悬疑小说《火车上的女孩》（The Girl on the Train）中，当主人公蕾切尔•沃森（Rachel Watson）在脸书上看到自己的前夫当了爸爸时，她仍然在因为最近的离婚而痛苦，她感到伤心欲绝。
克拉斯诺娃指出，人们找到了一种可以暂时排遣嫉妒之痛的方法：增强自己的自我展示。她警告这会引发社交网络上的“嫉妒循环”。“用户暴露在积极的内容下，他们就会发布更加积极的东西，然后他们的接收者又会发布更加积极的东西，然后一直下去。脸书的世界变得与现实越来越脱节。”
打字交流 vs. 真实对话：真的不一样！这个脱节于现实的世界不仅不能拉近我们和朋友之间的距离，反而会增加距离。
《拯救对话》（Reclaiming Conversation）一书的作者，麻省理工大学的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在书中谈到了“我们表达真实自我的欲望，与在线上展示最好的自己的压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但研究表明，在书面表达中，我们其实并不会展示最好最有爱心的自己，即使我们自己会。
芝加哥大学的行为科学家尼古拉斯•艾普利（Nicholas Epley）让商学院的学生们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进行“电梯推销”。尽管学生们觉得他们在书面表达中更好地展示了自己，评分者们却更青睐口头表达。这个现象同样适用于脸书：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我们的朋友们认为现实中的我们比个人资料中展现的自己更好，这呼应了艾普利的结论。
艾普利说：“在最极端的情况上，我们的数据显示打字交流是有些去人性化的：也就是说打字不能传达人声所能传达的一些人类独有的特质，一些有关思想和感受的特质。”
打字可能无法传达一些人声交流独有的特质。图片来源：Getty Images。嫉妒循环的脸书甚至会让我们彼此对立。克拉斯诺娃说：“我们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在很多情况下，自我宣传的信息被负面看待，并被主观武断地解读。
”一些研究人员警告，那些消耗在管理线上形象的时间使我们更加自恋，相应地，这也消减了我们的同情心。艾普利说：“几乎没有数据表明自恋是件好事。自恋在短期里可能不错，但对人际关系来说，在长期中并不是很有益。”
然而，在近期文献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发现可能是这个：不发东西对自己的伤害最大。好烦，我只想看看——不说话会更不开心。
在今年公布的一项研究中，克劳斯和他的同事们，包括第一作者菲利佩•魏尔都因（Philippe Verduyn），一位来自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心理学家，将84名密歇根大学本科生邀请到实验室中，要求一半人积极地使用脸书，另一半消极使用脸书。魏尔都因解释道：积极使用包括“发布状态更新，聊天，回复评论”；消极使用包括“阅读动态消息，看图片，看状态更新”。
使用脸书的任务完成几小时之后，积极使用的用户们心情没有改变，但是消极使用的用户们情绪有所下降。克劳斯说：“当你消极使用脸书时，你会生产更多的嫉妒感，时间越久，就越会让人感到糟糕。”
一方面，这个发现是件好事。它表明有一种方法，可以使人们在不失去社交媒体好处的前提下让人脱离脸书抑郁：变得更加积极。另一方面，很少会有人能占到这个漏洞的便宜。
魏尔都因和他的同事们发现，研究对象们消极使用脸书的可能性比积极使用大50%左右。而且这并不只限于80后90后。市场研究公司GlobalWebIndex的报告称，2014年，只有52%的脸书用户是积极用户，相比2012年的70%有所下降。人们如此消极的原因尚不清楚。
这可能只是因为浏览比发帖轻松得多，但其他关于脸书阴暗面的研究指出，人们担心会在不经意间冒犯到他人，将他们的人际关系或工作置于风险中，或者担心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在网上浪费时间的失败者。当众出丑的幽灵游荡在每一次发布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克劳斯表示：“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们的使用方式都是有潜在危害的。”——也就是说消极使用。
幸运的是，社交网络研究是一种研究成果能光速转化为实际操作的学科——任何想法，都可以马上试试看。正在进行的各种研究很可能会揭示出各种有益和有害的行为，而不仅限于积极-消极这一维度，并且还能阐明针对不同用户群的结果：不同文化、不同年龄、不同性格天性的人们。
科学家们依然缺少对社交网络如何作用于人性的全景认识，但克劳斯说：“我们的希望是，通过认识那些使人感觉糟糕的机制，我们可以开始总结出一种能让我们以最佳方式与科技互动的方式。”
脸书上的一些功能已经在将研究结果应用于实际了。2011年，脸书推出了“好友列表”功能（friend lists），我们可以用它把我们对社交支持的需求限制在那些最可能在乎我们的人中，让剩下的联系们人不至于社交过载。
2013年，我们有了“删除好友”功能（unfollow），这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过载和嫉妒。2014年，“附近的朋友们”（nearby friends）和“视频通话”（video calling）功能能够增加面对面交流的频率，克劳斯的研究显示，面对面交流总是可以提升心情。
很快，即将推出的“反应”按键——“点赞”键之外的其他选择，包括“爱你”（Love）、“耶”（Yay）和“哭哭”（Sad）——可以为积极使用行为提供更多选择。
除了简单的点赞，脸书还为积极使用行为提供了六种其他选择。图片来源：nyoobserver.files.wordpress.com。然而，我们所能实现的最重要的功能，可能是一项社交媒体的用户们天生具备，而非来自科技的功能：共情。
人类文明一项不可思议的成就是，每一天，人们都压抑住自己与其他人竞争的天性，来铸造有意义有价值的关系。可是在网上，我们通过看似无害的＃nofilter（没加滤镜哦）旅行照片，完美无瑕的＃iwokeupthisway（起床脸）自拍，还有正能量到无情的＃humblebrags（谦虚地吹个牛），无意中让我们的朋友们觉得他们是失败者，并助长了嫉妒的漩涡，也使我们自己身处淹没其中的风险。
克拉斯诺娃说，越来越多的关于社交媒体阴暗面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个建立新的社交媒体礼节的机会，它会将脸书的世界与现实重新对接，让真正的友谊得到应有的回报，充满了付出关心的代价和收益。我们应该把握这个机遇，不是因为这会让我们的压力消失，而是因为有些压力是我们值得去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