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主播阳燕接着为你讲述你不知道的达尔文和孟德尔。假设我们在当时看到孟德尔和达尔文的理论及其证据，一般并不能简单地断定谁对谁错。孟德尔的理论比较严谨，但他的高度选择可能是优点，也恐怕导致其理论不具有普遍意义。而达尔文的遗传理论，解释现象较多，但怕是眉毛胡子一把抓。
在现在和未来做研究时，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只是一般来说，当局者迷，到以后才会恍然大悟。如果在研究的早期，正确的选择范围和对象，可能是科学洞察力的关键之一。
达尔文当时认为体细胞的性状可以影响生殖细胞的遗传组成。后来德国生物学家魏思曼提出种质学说，种质只存在于生殖细胞中由亲代传给后代，生殖细胞可以产生体细胞，而体细胞不能产生生殖细胞，种质不受体细胞和环境影响而改变，完全摒弃了拉马克主义的基础。
魏斯曼的实验很简单：他把小鼠的尾巴切掉，然后让他们生子鼠，他观察了5代，901只老鼠，没有一个后代的尾巴短了。反对魏斯曼的人会说5代不够，要更多代（而且可以无限代）的重复才能证明。但是实际上一般民间传说都是外界对一代动物影响（比如剪断猫尾巴）就遗传到下一代，所以，虽然5代实验不能代替几十代、几百代，这个结果还是完全否定了此前民间和学界不负责任的各种传说，也摧毁了获得性遗传的基础。
魏斯曼还用了人群的社会习俗作为例子：中国妇女裹脚多代并没有导致中国人小脚，而当时得代代继续裹才行；犹太儿童切割包皮没有导致犹太人天生无包皮，而得每代都环切才行。如果从一般遗传性状上看来，以后的经验也都证明种质隔离的正确性。
但是，魏斯曼的实验很简单，而做结论时，不仅普遍化而且层次上升了。也就是说，其结论超出了其实验结果。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重新设计实验，研究体细胞对于生殖细胞能否发生能够遗传的改变？目前热门的表观遗传学，对此有何意义？还是有其他更值得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