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著名的中长跑团队“马家军”的禁药传闻，最近再度发酵。据BBC报道，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已经要求中国田径协会配合调查此事。如果马俊仁团队的禁药传闻得到证实，王军霞在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上创下并保持至今的女子3000米和10000米跑的世界纪录可能会作废，连她在1996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的万米金牌也可能被收回。
当年的“传奇教练”马俊仁在他一手炒热的中华鳖和藏獒相继冷到冰点之后，再次成为热点人物。一切皆因那人们谈之色变，又几乎习以为常的“兴奋剂”。
所谓兴奋剂，其实是人们对那些能够增强或者辅助增强体能或控制能力，以达到提高比赛成绩的药物或者生理制剂的统称。通过输血等来提高运动成绩的做法也被归为使用兴奋剂的范畴。
如今，兴奋剂和反兴奋剂的斗争已经成为体育界的一项“日常节目”，如同动画片中的猫和老鼠，是一对天生的冤家。然而我们如果追溯这猫鼠之争的起源，就会发现事情远非如此。
人类使用特别的食物提高运动员和战士的体能，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北欧传说中的神勇战士（Berserkers，这一角色在很多电脑游戏中都有登场）在战斗前要服用一种名为Butotens（音译为“不头疼”）的饮料，可以提高战斗力12倍之多，但是会让人变得疯狂，后来人们考证这里面很可能含有某些毒蘑菇的成分。传说服用某些蘑菇也是参加古代奥林匹克的运动员普遍使用的方法。
最早登上现代体育舞台的兴奋剂是鸦片。英国传统的耐力赛跑是现代体育使用兴奋剂的源头，早在1807年，参赛者亚伯拉罕·伍德（Abraham Wood）声称自己使用了鸦片酊才保持了24小时的清醒状态，打败了其他选手。这一做法很快得到普及，到1877年，这项耐力赛的夺冠成绩达到了500英里（约804千米）。一年之后，最好成绩被提高到520英里（约837千米），夺冠选手一共奔跑了138小时，期间很少休息。
这种做法很快在另一项运动中被发扬光大，那就是自行车。因为在当时，自行车是速度最快的运动。在美国，著名的六天自行车耐力赛的参赛选手大规模使用可卡因是个公开的秘密。1899年世界一英里场地自行车赛冠军马绍尔·泰勒（Marshall Walter Taylor）在一次参加比赛过程中突然退出比赛，他声称有一个持刀歹徒一直在追他——他因为服药产生了幻觉。
那个时候，自行车运动员还广泛使用当时还很新奇的硝酸甘油来提高心脏的能力，而硝酸甘油至今仍是治疗心脏疾病的常用药物。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在雅典启程。随着奥运会规模的不断膨胀，其影响力也日益提高，随之而来的是给予奥运冠军的荣誉和利益成倍增长。这同样吸引了兴奋剂的参与。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第三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马拉松比赛中第一个冲过终点的是美国人劳茨（Fred Lorz），他在比赛过程中坐了大半程的汽车，因而被取消成绩。在他之后的是美籍英国人希克斯（Thomas J. Hicks），他也并非没有借助外力——他的教练卢卡斯（Charles Lucas）一直拿着注射器在跟随着他。
途中，当希克斯精疲力竭之时，卢卡斯给他注射了一针士的宁（Strychnine），并给他喝下一大杯威士忌，在终点前四英里，再次几乎崩溃的希克斯又被打了一针士的宁。
不过，在那个时代，使用药物并不是不光彩的事情，因为在希克斯夺冠之后，官方报道称：“马拉松比赛充分从医学角度证明了药物对于长跑选手是多么的重要！”当然，对于希克斯，之后他再也没有参加过正式比赛。
士的宁也叫马钱子碱，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它也是早期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兴奋剂。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我国女排运动员巫丹的尿检显示马钱子碱呈阳性，因此被逐出奥运会。巫丹也成为我国第一位在奥运会上栽进药瓶的运动员。事后证明，这的确是一例误服事件——罪魁祸首是含有马钱子成分的中成药。
2012年，美国自行车运动员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被查出使用违禁药物，更令车迷瞠目的是其后他在奥普拉秀上公开承认曾使用禁药。曾经以战胜病魔顽强奋斗（他曾身患睾丸癌）的道德楷模形象著称的阿姆斯特朗似乎并没有反省悔过，而是把这件丑闻当成了自己闪耀在镁光灯下的最后资本。
阿姆斯特朗重创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形象，他曾经是7届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是这一世界最著名自行车赛事的代言人。其实环法的“光荣”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4年，一篇对环法选手的采访中，一位自行车运动员这样向记者炫耀他的装备：“这是可卡因，对眼睛有好处。这是氯仿，对我们的牙有好处。这个，是搽剂，能让我们的膝盖回暖。你想看药片么？说实话，我们是靠着炸药骑车的（意指硝酸甘油）。”
我们也同样不能责备这些选手，因为在1930年，环法比赛改为由组织者提供经费时，参赛手册上明确指出，组织方不负责各支车队的“药物”费用。军方在推动兴奋剂发展方面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国传统医学有使用麻黄的悠久历史，后来人们在麻黄中发现了麻黄素，1934年麻黄素的类似物——安非他命（苯异丙胺）——被商业合成，商品名为苯齐巨林（Benzedrine），这种中枢神经兴奋药成了军方的宝贝，因为它可以让人忘记疲劳持续兴奋。事实上，对安非他命类药物的研究一直是由军方主导的。二战期间，仅英国就向士兵们提供了7200万片苯齐巨林。不过这种药有明显的副作用，那就是判断力下降和意识模糊。
不过这并不影响它在体育场上的使用。有关资料显示就是在这种药物面世仅两年后，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中就随处可见它的身影。人们给苯齐巨林这种拗口的药物一个新名字——“速度”。
需要指出的是，苯齐巨林的一种类似物目前仍十分流行，那就是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冷战催生兴奋剂大跃进。当体育不仅与个人荣誉，更和国家利益乃至意识形态挂钩，兴奋剂便不再是个人的小打小闹了。
1954年，越南，一项举重比赛期间，一位前苏联生理学家醉酒后向美国运动医学专家约翰·齐格勒（John Ziegler）透露了一个秘密：他们给运动员使用睾酮。回国后，齐格勒开始给自己和其他两名举重运动员服用小剂量睾酮，结果十分让人鼓舞，所有人的肌肉都更发达，力量也更大了。由于睾酮有比较大的副作用，齐格勒后来找到了一种他认为副作用较小的药物——合成类固醇，美雄酮。
这种药有个响亮的商品名——“大力补”（Dianabol）。以大力补为代表的蛋白同化制剂多是雄激素类似物，能够显著增加身体中肌肉的比重。直到近几年，还经常有运动员栽到这种“古老”的兴奋剂上，比如孙英杰。
现在网络上还有很多公开贩售大力补的网站，甚至有指导使用和亲身示范的文章。由于恰逢冷战时期，东西双方在各个领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竞争，体育更是其中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之一。
于是，以大力补为代表的各类兴奋剂在双方间大规模得到推广。最大规模的兴奋剂事件莫过于近年曝光的前东德运动员大规模使用禁药事件，据报道，20世纪70-80年代，有上万名运动员参与了一项名为Komplex 08的计划，他们都服用了据称是维生素的一种蓝色药片，其实那是合成类固醇。而前美国加州州长的动作片巨星施瓦辛格，也曾服用过这类药物。
老鼠毕竟是老鼠，早晚要搞出乱子来。1960年，罗马奥运会，丹麦自行车选手简森（Knud Enemark Jensen）突然在比赛中昏厥，随后死于医院。尸检证明，他服用了安非他命、酒精和另一种扩张血管的药物。1967年，前奥运铜牌选手，英国自行车运动员辛普森（Tommy Simpson）死于环法比赛途中，死时衣袋中还有未吃完的安非他命。
1968年，国际奥委会开始在第十九届夏季奥运会中开展兴奋剂检测。当然，当时那只“猫”还不够强大，对当时惯用的合成类固醇毫无办法。整个东京奥运会期间，仅检出一例违禁药物事件，瑞典现代五项选手利延沃尔（Hans-Gunnar Liljenwall）成为奥运史上兴奋剂检测第一人——他服用的违禁药物只是过量的酒精。而曾经风光一时的大力补们，也逐渐显露出了危害。
这些类固醇导致脂肪代谢紊乱、肝功能异常、头痛、高血压、秃发、前列腺肥大、精液过少或无精、性欲改变、过度的攻击行为等。而对女性的有害作用几乎都是不可逆转的，其中包括：引起月经不调和闭经、乳房扁平、阴蒂肥大、痤疮、多毛症、嗓音低沉等。更可怕的还是那些尚未查明、潜伏期较长的副作用，例如导致癌症和胎儿先天畸形等。前东德的运动员们很多正遭受这些苦难，这也是Komplex 08计划得以被公之与众的根本原因。
更多服用兴奋剂造成的副作用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显露其狰狞面目。1998年9月21日，“花蝴蝶”格里菲斯-乔伊纳（Florence Griffith-Joyner）死于心脏病，年仅39岁。她创造的女子百米和二百米世界纪录至今无人能够接近，即便是公开自己服用了禁药的玛丽恩·琼斯（Marion Jones）。人们普遍怀疑这位传奇女飞人也是禁药的受害者。
猫鼠大战。真正让人们认识到兴奋剂的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男子飞人大战中加拿大人本·约翰逊（Ben Johnson）一举击败卡尔·刘易斯（Carl Lewis），并大幅提高了世界纪录。不过，他的金牌仅仅在脖子上挂了数小时，随后被宣布查出禁药司坦唑醇（Stanozolol），这也是一种合成类固醇。而那位当年的受害者卡尔·刘易斯也不清白，2003年，他承认在汉城奥运会之前服用过违禁药物。
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兴奋剂检测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2004年雅典奥运会，有创纪录的27名运动员栽进了药瓶子。2008年北京奥运会，21人。2012年伦敦奥运会，官方一共采集了6000多份样品，抓住了39只“老鼠”。
然而，正如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吴侔天所说：“猫一定是在老鼠后面跑的，不可能猫跑在老鼠的前面，老鼠追猫。”随着体育商业化的不断深入，体育里的利益诱惑不断提高，这也让很多运动员乃至生物医学科技人员参与进了这场猫鼠游戏——当然，是作为老鼠一方。
促红细胞生成素EPO（Erythropoietin）是最近得宠的新型违禁药物，其实它最早被作为一种治疗贫血等血液疾病的药物，由于能促进红细胞生成，提高身体的耐力，被很多耐力项目选手用作兴奋剂。早在上世纪90年代，EPO就被列入禁药名单，但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人们都无法检测这种兴奋剂，于是在那时，甚至一些省市的体育运动队就普遍给运动员注射EPO。
迄今被抓住的最狡猾的一只老鼠莫过于美国巴尔科（BALCO）实验室，这家运动医学研究机构早在1984年就向市场推出了一种名为ZMA的营养品，声称其中含有微量元素和维生素，能帮助运动员补充矿物质。许多运动员成为ZMA的“受益者”，当年的世界百米飞人科林斯（Michelle Collins）曾经在夺冠后对着摄像机镜头说：“谢谢你，ZMA！”
在很多网站上，ZMA被作为保健品贩售！
面对那些充满诱惑的广告词，有志于从事体育事业的小朋友们，记住，除了科学的训练，这里毫无捷径，那些所谓的捷径必定是绝路。
谎言被一支用过的注射器戳穿，一位田径教练把一支残留着ZMA的注射器寄给美国反兴奋剂局。人们从中检测出了一种新型合成类固醇THG，它的全名是四氢孕三烯酮（Tetrahydrogestrinone），这种精心设计的兴奋剂可以逃过此前所有的检测。一支注射器牵出一大串星光闪耀的名字：琼斯、钱伯斯、加特林、科林斯、蒙哥马利…
下一只老鼠是什么？也许是基因兴奋剂，或许是别的什么神奇的玩意儿。
只要体育仍旧与荣耀、金钱相连，这场猫鼠斗的游戏，就一天不会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