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位传奇的科学家，不仅知识渊博横跨多个学科领域，而且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上丰富的个人感情生活，成为20世纪最负盛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因对科学的敏锐嗅觉和狂热的爱，且颇具领袖气质，常被小伙伴们称为“科学圣徒”。
这位“科学圣徒”有着浓烈的中国情结，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谈及中国的科学，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时两次到访中国，他参观故宫、天坛时对中国古代科技和建筑赞叹不已，还曾与建筑学家梁思成热烈讨论中国古代建筑的保护和规划，他的儿子也成为了一位现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专家。但在波涛汹涌的革命号角中，他的离去却没有激起一点涟漪。
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著名X射线晶体学家、分子生物学家、科学学创始人，1901年5月10日出生于爱尔兰内纳（Nenagh），1971年9月15日卒于英国伦敦。1919年，贝尔纳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Emmanuel College）学习。
1922年毕业后，应老布拉格（William Henry Bragg, 1862~1942）邀请，他来到英国皇家研究所（Royal Institute）的法拉第实验室开始从事X射线晶体学研究工作，直至1927年重回剑桥大学担任结构晶体学讲师，后任卡文迪许实验室副主任。1934年，他首次获得蛋白质晶体结构的X射线照片，并最先研究出烟草花叶病病毒的结构。
1937年，贝尔纳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开始担任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物理学、晶体学教授，直至去世。
贝尔纳是科学应用于社会的实践者。1939~1942年，他为二战时期的英国政府研究过轰炸的破环问题，为空军作战部提供咨询意见；1942~1945年，担任蒙巴顿将军的科学顾问，为诺曼底登陆战做出了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还被任命为建筑工程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致力于民用工程建设。他同情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战后成为一位世界和平主义者。1947~1949年，他担任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主席。
1949年，他与约里奥·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1900~1958）等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和平者大会（World Congress of Partisans of Peace，后更名为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 Peace Council），并担任执委会副主席。
1945~1956年，他成为苏联、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还任莫斯科大学荣誉教授、柏林洪堡大学荣誉博士。1953年，他获斯大林和平奖章。1959~1965年，担任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与世界和平理事会执委会主席。
贝尔纳所著《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是举世公认的科学学奠基性著作。
书的副标题“科学是什么？科学能干什么？”概括了全书的主题，其重要意义很快被全世界所认同，此书被译为多种文字。贝尔纳对科学史的研究集中体现于两本著作：《19世纪的科学和工业》(Science and Indust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和《历史上的科学》(Science in History）。后者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先出版了俄文译本，后出版了中文译本。
“科学圣徒”相信科学的光芒必将照耀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坚信科学将造福于全人类。他对中国热爱的缘由，既有其早期所受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也有马克思主义者对大多数弱者的同情，更有其朴素科学主义的信仰，即以科学来统一大千世界的伟大情怀。二战后，特殊身份的他成为极少数能游走于唐宁街、克里姆林宫和中南海的科学家。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之际，“科学圣徒”作为唯一的西方科学家代表赴北京参加了一系列国庆活动。在随后两个多月的密集旅行中，贝尔纳一方面感受到了新中国建设的新气象，也与中国政府、科学界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他流连于中国秀丽山水之间，欣赏京剧及其他地方戏，也陶醉于传统中华美食之中。他关注科学家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建设中起到的作用，也注意观察普通百姓的生活。
当他在北京西山游玩路过一个小村庄时，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这是他到中国以来第一次听到孩子哭——是一位小女孩，摔倒了，划到了脸。这件小事让他思考了新中国最显著的变化——人们的内在人性与道德上的变化。
显然，此次访华给贝尔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到之处都充满了生机，一个崭新共和国正在自己的道路上快速前进，他也丝毫没有吝惜他的溢美之词。
贝尔纳在中国科学院举办的欢迎会上说：“三十年来，我一直关怀着中国人民的斗争，并为中国人民的获得解放而感到兴奋。我一直认为科学应为人类福利服务，在中国，我看到了这样做的可能和现实。……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就能够阻止把科学用来作为毁灭人类的工具。
”在离开北京之前，贝尔纳通过广播发表了讲话：“我从来都不敢想，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中国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如此成就；中国的科学历史比欧洲更古老，但是可以说中国的新科学，几乎全部从1949年开始；这是伟大的成就，相比任何其他地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苏联和当代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相提并论，中国的科研工作取得的成就实在是比较惊人。
……中国政府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具体行业机构模式，并且试图在仅仅五年内，让一切都走上正轨。”
在印度马德拉斯接受《印度快报》采访时，贝尔纳被要求比较一下印度与中国的科学进步，他回答说“印度的科学进步，尽管很好，但是速度还不足以与中国相提并论”。可惜的是，他原计划撰写的一部关于伟大新中国的书半途而废，搜集的素材至今仍保留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贝尔纳档案中。
此行中，贝尔纳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热爱也不时流露出来，他只是遗憾他的朋友李约瑟没有和他一起来体验。在紫禁城内，他第一次见识到伟大的中式机械“弩锁”，它是所有军用锁定装置的祖宗，并且是诸如普通打字机之类的日用物品的前身。
在参观北京天坛时，贝尔纳思索着中国人对占星术的膜拜：“全神贯注于仔细观察历法的人们，比如他们，应该曾努力去探索天文学的基本原理，并且只有当这些星象被完全遗忘，天文学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在杭州的一个博物馆，他会惊讶于摩擦盛满水的青铜碗能喷出大约超出两英尺高的水流。
在参观过程中，贝尔纳经常感受到古老东方文明在建筑园林方面的宏伟与瑰丽。
在参观故宫时，贝尔纳漫步走过午门后的五座石桥，依次来到越来越庄严的庭院，惊叹不已，他为建筑的重复性和对称性而触动；楼阁和大厅都是用木材建造的，这让“圣徒”非常惊讶；朱漆的雕龙装饰，以及连绵的金瓦屋顶，在北京沉闷灰色的建筑楼顶衬托下显得金碧辉煌。当然，贝尔纳对中国历史建筑的保护与规划是有着保留意见的。在颐和园，他认为那里的修缮品位低得令人寒心，修复工程竟然是由官员，而不是艺术家或考古学家组织进行的。
在与建筑学家梁思成的一次讨论中，贝尔纳认为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定是这个古老世界中最美妙和最激动人心的景观，但他非常担忧正在进行的将它们夷为平地的规划；梁思成则向他保证在古老的城市边界内将不再有新建设。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古城墙和城门在几年后很快就被拆除，而梁思成也由于反对这项计划而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长达数年。
1959年秋季，作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及世界和平理事会执委会主席的贝尔纳，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典活动，他发现自己再一次与北京的共产主义领袖们站到了一起。10月1日晚上，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表演时，他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询问了他的新书《历史上的科学》的一些事情，那时这本初版于1954年的书刚刚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伍况甫等译的《历史上的科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至1983年5月已有第三次印刷。全书80余万字，分七大篇、十四章。第一篇和第七篇为综述，分别讨论了科学的起源和科学的特性以及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问题。第二篇至第六篇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分别论述了古代世界中的科学、信仰时代的科学、现代科学的诞生、科学与工业以及现代科学。
在该书中，贝尔纳强调研究科学史要注重强调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问题。
他指出科学对历史的影响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科学对各种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变更；其二是科学的各项重大发明和观念对当时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还认为，对科学的认识应该是广义的，因为科学在人类历史中已经改变了性质，无法下一个合适的定义。科学的进步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不同的，在几个迅速发展的时期之间，间隔有更长的停顿时期，在历史的进程中，科学活动的中心也随着商业和工业活动中心的迁移而迁移。
得知他的《历史上的科学》中译本即将问世的时候，贝尔纳在伦敦为即将出版的中译本写的序中说到：我特别高兴知道我所著《历史上的科学》将以中文出版，这不但是由于我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怀着钦佩和热爱的心情，而且因为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
我深知，对于中国在较古时期的贡献，我的评述没有能达到真正公允的地步，但是我曾试图依据我的老友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的渊博学识，对中国的技术、科学和哲学思想，比西方的科学史领域中任何其他作者作出较充实的叙述。他确实这么做了，在书中多次指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令人称羡的发达。如何评价《历史上的科学》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是件颇令人头疼的事情。
这样一部煌煌巨作，出自没有多少历史学训练人之手，自有高人一筹的眼光和驾驭能力。虽然他具有了与一般科学史家不一样的东方视角，但是毕竟缺少更多扎实的史料，让其重要价值打了些折扣。
由于贝尔纳几近痴迷的对计划科学的崇拜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这部书中许多观点还值得商榷。而几乎与他同时出版的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显然更受学界的重视，当然有其更明显的东方立场在其中，也因为有丰富的史料和实物证据作为支撑。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庆幸，有这两位著名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着中国的科学技术史。问题是，为什么是并非历史学科班出生的科学家来写中国的历史呢？
“科学圣徒”的儿子，马丁·贝尔纳（Martin Gardiner Bernal, 1937～2013），此时刚20出头，正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国庆那天晚上，父子终于相聚了。马丁带他的父亲参加了一个聚会，父亲很快就退出了，因为老被年轻人称为“大叔”颇为不爽。不过，马丁听说了很多农村地区发生饥荒的事情，亲眼见到了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困境，此时对毛泽东和大跃进大失所望。
他认为乐观的官方统计都是骗人的，他向父亲提出了这些疑点，父亲也认为政府的数字既没有根据，又不准确。马丁的母亲玛格丽特·加迪纳（Margaret Gardiner, 1904～2005），是英国著名艺术家、左翼政治活动家，是“科学圣徒”的情妇之一，很长时间以“贝尔纳夫人”自居，但是她们从未正式结婚。贝尔纳回到伦敦后，她很担心儿子的处境，问如果马丁在中国被捕，他会怎么做。
他沉思了片刻，回答说：“我会直接去找毛泽东要求放人。”
由于对中国的热爱，贝尔纳送他亲爱的儿子到中国求学，但是残酷的现实让他无比痛心。当一位一生追求科学真理并相信科学能够造福于人类的科学家看到缺乏科学依据的浮夸带来的灾难时，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悲愤心情。马丁·贝尔纳后来成为一位现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专家，最终以美国康乃尔大学政府与近东研究教授的身份退休。
他的著作《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重新思考了古希腊文化语言的起源，那种放荡不羁的挑衅思想或许有其父亲的些许遗传。
整个20世纪60年代，“科学圣徒”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及冷战升级等因素，再也不受中国政府的待见，但他热爱中国的拳拳之心依然。
1965年8月，在第十一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贝尔纳和他的门徒马凯（Alan Mackay，1926~）联名发表题为《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的演讲，被誉为西方的标志科学学这门学科正式成立的经典之作。在文章开头即引用《道德经》中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已经与中国官方关系恶化的贝尔纳仍然对中国文化充满了热爱。
1967年12月，显然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贝尔纳写了一篇文章比较了毛泽东和苏联政府。在他看来，毛泽东的目标，无非是人类彻底的道德、经济和政治转变。毛泽东主义者致力于完成文化大革命，这要求每个公民都具有积极的忠诚心。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审讯旨在找出并且谴责那些依然坚持旧文化习俗和思想的人，如果有机会，将改变对毛泽东语录的解释，继续进行新一轮的公开抨击。
贝尔纳认为，令人吃惊的是，这根本没有一点章法可循，也并不是完全无政府状态，怀疑有一个秘密的小组在组织各种活动。他认为，很难衡量这次革命的经济效果，因为好几年都没有公布统计数据，总而言之，变好还是变坏都不是非常明显。他和毛泽东都对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极大的兴趣和信心，只不过南辕北辙，结果令人唏嘘罢了。
复杂的国际关系形势和系列政治运动让贝尔纳与中国科学界的交往进入了寒冷的冬天，所有可能开始的一切也进入了长长的休止期。他甚至被视为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的代表。夹身于东西方冷战中的他，斡旋于中苏两国之间，为了世界和平讨价还价，让这位“科学圣徒”精疲力竭。
贝尔纳于1971年9月15日与世长辞。世界上失去了一个为和平而奋斗的“科学圣徒”。在1971年中科院的档案目录中，可以看到“致中科院郭沫若关于贝尔纳教授去世的电报”以及“中科院领导对关于贝尔纳教授去世之事不予理睬的批示”。这两份文件暂时无法看到具体内容，但从题目上我们也已经可以了解到，“科学圣徒”的离去，在正处于波涛汹涌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没有激起一点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