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真的理解公众吗？
2010年3月，约200名环境及气候方面的科学家聚集在加州蒙特里，共商如何应对科学家与公众关于“地质工程”的观念冲突。随着气候问题的日益恶化，一些科研人员坚信可以尝试用地质手段来解决问题，如白化海上低空云层来折射太阳辐射，或者将硫酸盐粒子泵入平流层来达到同样效果。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相信科学家的智慧。有人质疑科学家想扮演上帝，总部位于加拿大的激进环保组织ETC甚至质疑这些科学家有利益嫌疑。
结果，科学家在艾西洛玛会议中心进行地质工程的学术研讨时，会场外爆发各种民众游行抗议。科学家与环保积极分子的战争就此打响，而夹在中间的公众其实毫无头绪。由耶鲁大学Anthony Leiserowitz主导的气候变化调查结果显示，74%的美国民众从未听说过地质工程，26%虽听说过，但被很多不正确信息误导，有的甚至将地质工程等同于地热，只有约1%的美国民众真正理解地质工程及这场争执的缘由。
事实上，不仅是气候变化，在转基因食品、疫苗注射、核废料处置等一系列科学问题上，科学家都与公众面临冲突。未来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并对政策、社会产生更多影响时，类似冲突将更多更深。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群体应该怎么办？
科学家和公众往往各说各话，缺乏有效交流。科学家其实不懂公众。从科学家的角度而言，公众应该且亟需理解科学，提升科学素养，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当科学家发现自己被公众拒绝，甚至被有偏见的积极分子所侮辱时，他们就如被扇了一记大耳光。
恼怒之下，科学家最容易采取“对抗模式”，将普通老百姓说成白痴、文傻。20世纪70年代，诺贝尔获得主James Watson就曾斥责那些限制DNA重组的人为“怪人”、“无能”、“狗屎”。2006年，Randy Olson为拍摄纪录片Flock of Dodos，将一群科学家聚集在扑克牌桌前，并问他们如何应对反进化主义者的“智慧设计论”，其中有人答道：“你得站出来告诉他们：你是白痴！”
而这并非特例。2009年，皮尤调查中心与美国科促会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倾向于积极评价科学界，而科学家们则倾向于指责民众很傲慢、媒体很不负责任。
相信对抗模式的科学家以为只要公众懂得更多的科学知识，科学家与公众之间就能拥有健康的关系。然而这种想法有点过于天真。科学素养的提升并不一定能改变公众对于某一科学话题的态度，因为他们的态度很少纯粹出于科学考虑，更多时候与道德价值、政治立场、生活习惯等因素息息有关。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不同党派及意识形态的人群对于气候变化的看法相差甚远，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共和党人仍然倾向于不接受科学界关于气候变化的共识。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民众对于新能源很支持，但是科学界与公众在这个话题上的冲突仍然有可能爆发，比如反对风电的运动已经开始。
虽然理论上美国民众很支持能源创新、节能减排，但是人类潜在的行为取向是拒绝改变，尤其是当改变来得太快。风能等新能源技术往往要求大型设备，占用大量土地，从而引发民众担心风电设施破坏自然风貌和文化遗产以及危害野生动物。而风力发电的噪音更是遭人诟病。
因此，可能是科学家们自己错怪了公众，并由于自身的怪癖、假想或行为而导致与公众的沟通失败。其实，科学家与公众对于风险的理解天壤之别，在判断信源的可靠性方面差异也很大。科学家不能仅凭自己的想象，强求百姓。
由此可见，科学界需要更积极、更全面地理解公众，与公众互动交流，让公众不仅仅拥有更多科学知识，也更熟悉、更理解、更信任科学家。可喜的是，近年来对抗模式的影响渐进减弱，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识到不是民众需要更多地理解科学，而是科学家需要更多地理解公众。
其实，如果科学界与公众对于某一科学议题有冲突，双方都有责任，也都有义务去缩减其中的鸿沟。对于拥有知识与经费优势的科学界而言，科研人员与技术人员更应该主动承担责任，主动参与科学传播。
针对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认知矛盾，美国科促会于2008年组织四场研讨会，分别邀请来自互联网、核废料、基因信息、新能源四个领域的科学家及公众代表探讨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问题。这四场研讨会达成的共识包括：公众与科学家都具有差异性；科学界必须赢取并维持公众的信任；正如公众需要学习科学知识，科学界也必须了解公众的态度与行为；科学家有必要加强与公众的交流。
目前，为了赢得公众信任、理解公众、解决公众关心的问题，科学界已经在做很多努力，然而科学界还可以有更多作为。基于上述四场研讨会的讨论成果，美国科促会提出如下四条建议：首先，科学家应该在技术研发的早期阶段就尽早让公众参与讨论，重视公众的意见，并持续达成共识。其次，评估新技术的风险与收益时，科学家与工程师们应该尊重公众的诉求与担忧，并清楚传递科学工作的伦理与价值。
上述两点是基于美国在尤卡山(Yucca Mountain)设置核废料储存所受阻的教训。1987年，美国政府通过法案，宣布将内华达州尤卡山指定为核废料永久储藏点。尽管政府科学家声称已经在地质、水文、构造等方面进行细致的考察，该决策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安全决策，然而这并不能打消公众内心的忧虑。其后，政府被迫花费大量资金宣传该项目的安全性，但收效甚微。
与美国政府“决策、宣布、辩护”的做法相反，加拿大政府采取“参与、互动、合作”的策略。2002年，当核废料储藏点尚未确定时，加拿大核废料管理协会就启动了一项为期三年的项目，与公众交流应该如何科学地处置核废料，并充分了解公众的担忧。如此举措甚至吸引批评人士积极参与，科学界与民众的对话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得到加强。而之后的民意投票也显示，加拿大支持核废料储藏的民众远远多于反对者。
再次，科学界应该与社会科学家合作，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更深入地理解公众对于科学与技术的态度。具体而言，科学期刊可以开设介绍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专栏，学术会议也可以开设相关讨论环节。在新能源及环境清洁新技术的话题上，社会科学已经对公众如何反应展开了很多研究，包括公众在个人及家庭层面上如何做能源决策，这些研究将很好地帮助科学家理解并应对公众的情绪。
与社会科学合作也是美国纳米技术成果赢得民众支持的关键。2003年的“纳米科技研究开发法案”被视为美国第一部指导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合作的法案。最后，通过开放论坛、巡演、科学沙龙等时机，科学家与工程师们应该创造更多与公众交流的机会，以此赢取公众的信任。当然，科学家与工程师们也应该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因为传播技巧对于更好地与公众交流至关重要。
科学家要实现与公众更好地交流，也有一些体制性障碍必须解决。首先是激励机制。激励因素一直是制约科学家更多更好地参与科学传播的重要原因。善于科学传播的科学家可能会被善于研究的同行们嘲讽，从而积极性所挫。虽然现在的情况可能在日益好转，但很多年轻科研人员仍被同样的科研文化所束缚。
其次，作为科学家与公众交流中介的科学新闻快速衰落，科学家们更需改善自己的传播能力，因为别人已经无法为他们承担这份传播责任了。通常而言，科学家与公众交流有两种模式：常规传播与危机传播。在日常的常规传播中，科学家应以开放的心态倾听公众的声音，用良好的交流将潜在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当危机事件爆发时，科学家们则应快速回应，避免不可挽回的损失。
总而言之，科学界对于公众知之甚少。可喜的是，对于真正愿意从事科学传播、与公众交流互动的科学家而言，目前已经有充足的公众态度行为研究成果可用，有完善的方法论可遵循，也有很多机会可以实践。未来，希望不仅有更多科学传播方面的跨学科研究，更有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传播专家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共同探讨如何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系统地、预见性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科学传播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