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位演员的显摆，“点翠”火了。所谓“点翠”是一种首饰工艺，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翠鸟的羽毛。一般的说法是，为了保证颜色的鲜艳，必须在翠鸟活着的时候拔取羽毛。可想而知，这样很痛苦。虽然这也可以算是一种传统文化，但以今天京剧如此面貌、众多老曲目失传的情况下，不去说传承和创新，不讨论京剧艺术的表演本源，反而在纠结大剧场完全看不清的头饰，妄图以此攀附真正的大师，未免也过于悲哀了。
更重要的是，根据这位演员的微博来看，她显然最关注的不是它的审美和文化，而是它会升值。这不是一个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行为，而是一个消费行为。奢侈品的作用是体现独特地位，最怕的就是模仿；而点翠作为一种前工业时代的手工奢侈品，拥有者其实是希望它越罕见越好，连物种带工艺一起灭绝，再来一把火把剩下的点翠全烧掉才是最理想的状态。与此同时，翠鸟又是一种无法养殖的野生动物。
翠鸟科所有的成员都非常容易“应激”——在被人接触的时候会高度紧张并做出狂乱的举动，往往会乱飞而撞死。就算侥幸活下来，也无法再圈养条件下繁殖。名义上的“翠鸟养殖场”，其实只是批量捕捉野外翠鸟然后等人“提货”的屠宰场而已。不过整体来看，翠鸟并不太能算是濒危物种。我国翠鸟7属11种，其中有2种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3种属于国家“三有”动物，1种在红名册里归为“近危”，其余10种是“无危”。
而在法律层面，猎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需要省级颁发的特批许可证，销售者基本都拿不出来。猎捕“三有”动物相对限制不那么严，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诸多省份都处于禁猎期，期间三有动物的监管也很严格，去年河南省有因在禁猎期大量捕捉中华大蟾蜍而拘役三个月的案例。为规避法律，销售者往往不管实际物种，一律号称自己销售的都是不在“三有”之列的白胸翡翠。从文化角度而言，点翠完全可以被其他工艺取代。
从动物福利而言，拔毛是相当残忍的行为。从审美角度而言，在它们自己身上的羽毛才是最为美丽的。就算是从动物保护而言，局部种群面临的危险、捕猎中其他物种受到的波及、以及哪怕是无危物种的走私，这些因素也足以确立对点翠的立场了——但是，总会有人说，“毕竟它不濒危啊”。如果退后一步，不去看翠鸟而是放眼整个生物界，我们要怎么看待对一种非濒危野生动物的利用呢？保护不保护，并非零和一。
大熊猫和东北虎应该保护，这一点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德国小蠊和疟蚊不应该保护，这一点绝大多数人也同意。但是，地球上一百九十万物种，绝大多数都处在中间的灰色地带。对待它们，要怎么办呢？生物多样性作为整体的价值，在《为什么要保护野生动物》一文里，已经讨论过了。简单来说，我们需要维持人类所在环境的稳定性。
只有在环境不变或者变化缓慢而可预测的时候，才能安心进行其他人类活动；如果因为人类的影响而造成了环境动荡，地球倒是无所谓，我们自己受不了。当然我们不能把每一个物种都拔得如此之高。一种浪漫的观点认为每个物种都是大自然生态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少一个就是一起完蛋，但这只能说是中世纪“存在巨链”思想的孑遗而已。
以生态系统而言，多数物种消失后会有别的物种来填补，少数物种会引发大动荡，能引发全局崩盘的物种就算有，也是个别的。但我们面临的场景，其实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之前的状态。我们看到了堤坝上的许多洞，有的小，有的大，更多的不知道有多大；有的位置很关键，有的不那么关键，更多的没人知道是否关键。坝不能垮，但我们也没那么多精力和资源和人手去补上每一个洞。怎么办？
法规只能为每个物种画出明确的线：国家级保护动物分为一级和二级，外挂一个“三有”，华盛顿公约物种分为附录一、附录二和附录三。人们的观念中往往进一步简化成非黑即白的“该保护”和“不该保护”。但现实是个连续谱。人类不可能完全停止对野生动物的所有利用，肆无忌惮剥夺直到灭绝显然也不是出路，但“合理利用”又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怎样叫合理啊？我们是不是只能对每一个物种进行完全就事论事的分析？
有没有可能提出一个稍微普适一点的标准？无悔原则：留下向后转的余地。生物多样性里有一个和市场经济不同的现象。资本可以在自由市场经济不同领域里相对自由地流动，一个产业也许在某个时期濒危甚至灭绝了，但只要相关知识还在，它就可以随时复兴。可是物种就没有这么自由，一旦它消失那就是永远消失。你甚至不需要直接把它推到灭绝，只要数量下降到一定程度或者栖息地破坏到一定程度，那就是想刹车也刹不住。
大部分“自然”的产品其实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假如我们废除国家公园体系，让黄石公园成为私人财产，那么只要在全部市场史上有一个瞬间，它的所有者认为在黄石搞房地产比留作公园更划算，那黄石就没了。哪怕未来人们对黄石公园的需求再高，愿意付的钱再多，也无法恢复它的“产量”了。因此，正如气候变化和污染等其他环境领域一样，生物多样性也存在一个“无悔”原则。利用一个物种，需要让它可以恢复。
在红名册濒危级别的评估中，研究者特别在乎的一点是种群趋势——如果趋势在下降，就算现在数量很多也不能掉以轻心，旅鸽的灭绝就是前车之鉴。而在缺乏严格评估、也没有明显趋势的时候，“保持现状”就可以成为我们的默认目标。当然，现实在变，利用状况也在变，不可能在保持现状一棵树上吊死。保护生物学家最害怕的三个字莫过于“商业化”，因为资本的快速进出很容易带来巨大的伤害。
但研究者既没有权力也不应该去禁止别人产权内的合法利用，只能敦促当事方和公众考虑这一利用的所有可能后果，从而尽量减少甚至避免伤害——而这就需要一个辩论的空间。利弊之辩，需要公众平台。除了法律的限制和资本的指引，还有一种力量在影响着我们的行为——那就是社会舆论和公序良俗。而整个环境运动所做的，就是一边推动立法一边影响舆论，从而与其他的力量达成良性的博弈和平衡。
在非濒危野生动物的例子里，环境主义者所做的就是提请公众考虑野生动物利用的另一面。这些野生动物制品是否是独一无二的？有没有可替代品？替代的成本怎样？目前利用的趋势如何？未来有怎样的不确定因素？有没有对环境或者其他物种产生连带伤害？对动物福利有怎样的影响？动物利用是否构成了文化多样性（特别是少数族裔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是怎样的一部分？今天他们自己又怎样看待这个文化呢？
诚然，没有环境工作者希望自己工作过的地方被改变，但也没有手工艺者希望自己的产业消亡，没有牧民希望自己的牲畜被野生动物吃掉，没有能源企业希望河流的巨大能量白白浪费，没有工人希望污染治理带来成本增加和裁员。我们并不是要求环境压倒一切，而是希望实现多种力量的平衡对话，让社会的每一个侧面在进步的同时都付出尽可能小的代价。
在共同的既定前提下（比如对法条的充分尊重），各方彼此触碰边界，通过博弈，来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这应该是公民社会里成员的目标，无论他/她代表的是哪一个立场。以我个人的角度，当然乐见点翠的消亡；在这一事件上，舆论的趋势也让我安心。但是，翠鸟毕竟只是更加宏大的环境问题的一角。充分而全方位地讨论一个物种的利用，考察它的利弊，平衡多方的声音，构建讨论的平台，这些可能是比点翠更加重要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