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我家五个孩子里最年幼的一个。当我的母亲在1951年怀上我时，她已经35岁了。她对我的到来感到十分苦恼，以至于试图向她姐姐隐瞒自己再次怀孕的事实。我的长兄也觉得很难为情，不愿意把家里又将多出一个小宝宝的消息告诉自己的高中朋友。但是我们生活在小镇里，不久所有人就都知道了。
母亲的年龄和我的姗姗来迟，也同样令我感到十分烦恼——特别是当我在1957年开始上学之后。
我见到了其他同学的母亲，她们居然还在生小孩！她们居然会把孩子一个叠一个塞进车里，然后去河边野餐，或者去镇外野花盛开的高地远足。她们居然还要阻止孩子们扯头发、抢玩具。但当我开始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的兄姊们都已经离家远行。最年长的三个去读大学了，最年轻的一个也去了一间离家有4小时车程的寄宿制学校。原来闹哄哄的家，此时已经变得特别安静。
我的家人给我讲述了许多发生在那之前的往事。比如我的长兄给我起了个“乌班吉”的绰号，因为我长了一头紧贴头皮的小卷发；我的另一个哥哥喜欢拿着玩具鳄鱼从角落里突然跳出来吓唬我，因为他知道这招屡试不爽，每次都能把我吓得尖声大叫。而我的长姊会抱着我跑来跑去，就像袋鼠妈妈带着小袋鼠宝宝一样。但是我自己却总讲不出什么发生在我生命初年的故事。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我小时候跟兄姊们一起生活，总会产生许多摩擦。我记得在天还没黑透的时候我就得上床睡觉。我记得在听到他们的声音从大厅或者透过窗户从后院传来时，我会猛踢被子。有时候我还能闻到爆米花的香味。第二天早晨，我会在客厅的地毯上仔细搜索他们掉落的爆米花，把没爆开的玉米粒塞到嘴里捣鼓。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很可能是因为这事几乎每晚都会发生——我们的父亲太爱爆米花了。
几年之前，当我们又重聚一堂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终于有机会重拾我那早已遗忘的过去了。在我大约3岁之前，我家每年夏天都会在加利福尼亚州东北部寒拉斯山脉中的雄鹿湖畔租一个度假屋，以躲避萨克拉门托山谷的炽热天气。这一年，我的哥哥们又开车去了那个地方，他们发现我们的老房子仍然没变。就连那个由本地锯木厂制作的桌子也仍然安稳地摆在客厅里。他们敲开了门，发生了一件更奇妙的事——我二哥居然认识现在的租客。
他邀请他们进屋参观，还邀请我们一家人回去看一看。
我们和父亲一道，在几个月后终于启程。我们先上了高速公路，然后驶入尘土飞扬的小道，穿过阴暗的松林，又经过明丽的石头山峰。最后我们终于来到那个小木屋跟前。我的兄姊们立马四散开来，宣称某个地方是他们最喜欢的户外据点。只要我呆立在车子旁边，因为极度震惊而一动不动——这个地方跟我印象中的样子实在太不一样。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得在沙滩上走很远的路才能去到湖边；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曾站在宽阔的沙滩上，裙摆在风中飘摇鼓动，一只手在嘴巴围成喇叭形状。但其实那湖滨上碎石散布，而且离我们只有几英尺远。我还记得，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从湖中突起的大坝，如同一道危险而突兀的悬崖，我的兄姊们曾经冒险走到近前。但尽管那只是一个人工湖泊，从我们房子这边还真看不到那条大坝。我跟在父亲身后走进房子。
那个厨房特别小，他似乎也觉得很好玩。他把柜门一个个打开，看它们在狭窄的过道里互相碰撞，不禁笑出声来。“你母亲恨死这厨房了！”他说，“她总会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鸡蛋、香肠和煎饼。等她刚收拾完，你们这帮小家伙就又冲进屋来，嚷嚷要吃午饭了。”
但他说的这些事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我不记得那张桌子，也不记得任何关于这个地方的事。
我的兄姊们拉着我在屋里走来走去，指出每个人当年都睡在哪里——据他们说，我当时睡在走廊边的一个小房间里，但我分明记得自己睡在父母房里，而且我记得自己曾看他们在熹微的晨光中安然熟睡。兄姊们还提到许多与木屋山居生活有关的趣事，迫切想要勾起我的回忆。但是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我甚至尝试双膝跪地，以蹒跚学步的幼儿的高度在客厅里爬来爬去，盯视落满尘埃的窗台，嗅探松木墙上的节孔，用指头在地板上摸索……但是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童年的回忆，都哪里去了？现在我知道了——如果我能记起那时候发生的事，那才叫不同寻常。很少有成年人能做到这一点。这一现象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的术语——“童年失忆”（childhood amnesia）。
这个词是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10年发明，指的是成年人很难回想起自己生命的头三四年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大约7岁以前都缺乏牢靠的记忆。那么我们对于生命初年的记忆是否被隐藏在大脑的某些区域，只需要一点儿线索就能重见天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不断有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休。在我和兄姊们重访我们的老木屋时，我正怀有这样的希望。我试图通过那里的影像、声音、气味和触感，从大脑深处揪出那段顽固的记忆。
但是研究显示，我们在生命初年形成的记忆纯粹只是消失了而已。
弗洛依德认为，我们会因为性创伤（sexual trauma）而压抑自己的早期记忆。不过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另一个假说：我们之所以对于童年早期没有任何记忆，是因为我们那时还创造不出记忆——事件发生了，然后就过去，不会在婴儿的大脑上留下任何持久的印记。
但在1987年，埃默里大学的心理学家罗宾•菲伍什（Robyn Fivush）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消除了人们的误解。他们的研究证明，年仅两岁半的儿童就能记住自己6个月大时发生的事了。但那些记忆到哪里去了？我们大多数人都想当然认为，我们之所以在成年以后就想不起小时候的事，是因为这些记忆属于太过遥远的过去，所以现在很难想起。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那些记忆。
纽芬兰纪念大学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彼得森（Carole Peterson）曾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试图确定童年记忆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她和同事们找来一群年龄在4至13岁之间的儿童，请他们讲述三个最早的记忆。这些孩子的父母会在旁作证，看他们的记忆是否属实。研究发现，就连其中最年幼的孩子，也能回想起大约两岁时发生的事。两年之后，研究者对这些孩子进行了回访，看他们的记忆是否已经发生变化。
在1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孩子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依然保有他们在第一次实验时讲述的记忆。但是较为年幼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在第一次实验时最年幼的4岁儿童——却大多失去了当时的记忆。“就算我们拿他们几年前的描述从旁提示，他们也会说：‘不，那件事从没发生在我身上。’”彼得森这样告诉我，“童年失忆就这样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了。”
无论对于儿童还是成年人，记忆之留存与消退，都有其怪异的选择性。
彼得森在一篇论文中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她儿子身上的故事——他的一段童年记忆也不翼而飞了。在他20个月大的时候，她曾带他去希腊旅行。他在那里迷上了几头驴子。在接下来的至少一年时间里，那些驴子一直是家里长盛不衰的闲聊话题。但当儿子上小学之后，他就完全忘记了这回事。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当别人问他最早的童年记忆是什么，他完全想不起那几头不同寻常的希腊驴子，却想起希腊旅行归来之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有一次，父母带他去探访一栋他们正打算购置的房子，在男主人带他们到处参观的时候，女主人给了他很多饼干。
彼得森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记得那件事——那是一件毫不起眼的小事，家人在闲聊的时候也从未提到过这样的情节。
她想知道为什么某些记忆要比其他记忆更加持久，于是和同事们再次开始研究儿童记忆。他们的结论是，如果记忆带有强烈的情绪，那么孩子在两年之后仍然记得的可能性将是其他记忆的3倍。密集记忆（dense memory）——如果他们清楚事物的人物、经过、时间、地点和原因——比不连贯的记忆碎片更有可能保留下来，而且保存下来的可能性是后者的5倍。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稀奇古怪而无关紧要的回忆顽固地留存下来，比如那慷慨馈赠的饼干。这常会让那些试图探究自己生命初年的人感到十分沮丧。
要形成长期记忆，我们必须协调一系列生理和心理变化，但是大多数儿童都缺乏这样的协调机制。我们从生活经验中获取的感觉信息——影像、声音、气味、味道和触感——都是记忆的原材料。它们抵达并记录于我们的大脑皮层，完成认知的过程。
但这些感觉信息必须在海马体中经过组合加工，才能最终形成记忆。海马体是一个位于大脑皮层之下的大脑结构，得名于它如同海马一样的形状。海马体不仅可以把我们的多个感觉信息捆绑在一起，创造出一个单一的新记忆；它还会把影像、声音、气味、味道和触感，跟已经储存在大脑里的相似信息进行关联。但是要等到我们进入青春期后，海马体的某些部分才能完全发育成熟，所以儿童的大脑很难完成长期记忆储存的整个过程。
“记忆储存牵涉到很多生理变化。”埃默里大学的心理学家帕特里夏•鲍尔（Patricia Bauer）这样告诉我。其过程无异于“一场竞赛，你需要在彻底遗忘之前建立并巩固记忆——就像做果冻一样：你要把原料混合起来倒进模具里，再放进冰箱等它凝固，但是你的模具上破了个小洞。你只能寄希望于你的果冻——也就是你的记忆——在从小洞流光之前先凝固成型。”
另外，年幼的孩子对时间顺序的理解也非常模糊。他们还需要好几年时间才能读懂钟表和日历，因此他们很难确定某一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词汇来描述事件。如果没有足够的词汇，他们就无法进行“因果叙事”——而彼得森发现，这正是形成稳固记忆的基础。而且孩子还未拥有十分明确深刻的自我意识，所以不会在其激励之下积累和反思自己的生活经验，组成日益增长的“人生叙事”。
孩子们的记忆实在太脆弱了，很容易受到所谓“粉碎过程”（shredding）的影响。在我们生命的头几年里，我们在海马体中一个名为齿状回（dentate gyrus）的区域制造了大量新的神经元，它们会在我们的余生里不断生长变化，只是速度大不如前。
多伦多儿童医院的神经科学家保罗•弗兰克兰德（Paul Frankland）和希娜•乔瑟琳（Sheena Josselyn）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这种名为“神经发生”（neurogenesis）的神经元生长过程，实际上会打乱已有的记忆回路，造成记忆丢失。
我们的记忆还可能发生扭曲。
或者因为他人对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记忆，或者因为你获得了新的信息——特别是当新信息与已经储存在我们头脑中的旧信息十分相似的时候。比方说，你新认识了一个人并记住了他的名字，但之后你又认识了另一人，而他的名字跟之前那位十分相似，于是你就搞不清第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了。当连接神经元的神经突触因为长期不用而退化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就会丢失。
鲍尔告诉我：“如果你从来都没有提取过这些记忆，那么神经突触就会去处理别的东西。”
当孩子渐渐长大，他们的记忆就不再那么容易受到“粉碎”和“干扰”了。我们带入余生的大多数稳固记忆都是在所谓“回忆高峰”（the reminiscence bump）时期形成的。那是从15到30岁，我们投入大量精力探索一切，试图搞明白自己究竟是谁。
按照鲍尔的说法，我们在此期间经历和遭遇的事件、文化和人物，将会陪伴我们度过一生，甚至会让我们的现在显得黯然失色。那时候的电影是最好的，那时候的音乐、时尚、政治领袖、友谊和罗曼史也是最好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但也总有人能记住更多童年往事。似乎记忆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家庭参与程度的影响。
彼得森与康奈尔大学的王琪（Qi Wang，音）、北京大学的侯玉波在2009年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儿童对于童年早期的记忆要少于加拿大儿童。他们指出，这一发现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阐释：中国人不像北美人那样重视个人的特性，因此他们不太可能花大量时间关注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相较之下，加拿大人更喜欢强化个人记忆，因此可以让在背后支撑个人记忆的神经突触保持活力。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心理学家费德里卡•阿尔蒂奥利（Federica Artioli）和同事在2012年进行了另一项研究，发现来自意大利扩大式家庭的年轻人，比来自意大利核心家庭的年轻人拥有更早、更密集的记忆，很可能是因为前者的家族参与程度更高。
但要强化孩子的记忆，不一定非得要一群亲戚在场不可。
鲍尔在研究中提出了“母亲谈话影响”（maternal deflections of conversation）的概念：如果母亲（或其他成年人）能带孩子就过去发生的事件展开生动的谈话，往往能把回忆的接力棒交回到孩子手中，引导他或她对故事进行补充。“这类互动方式可以提升孩子长期记忆的丰富程度。”鲍尔告诉我，“虽然我们无法预测孩子是否能记住某一个特定事件，但是这类方法确实可以提升孩子的记忆能力。
孩子们可以在互动中学会储存记忆，并了解哪部分记忆适合与别人分享。孩子还能在谈话的过程中学到如何讲述故事。”
借用一下鲍尔拿果冻做的比喻——我总怀疑我母亲模具上的孔要比我的小得多，所以她能在形成稳固的记忆之前保存更多的信息。她似乎记得所有事情——无论是我小时候的事，还是兄姊们小时候的事，还是她自己6岁之前的事。
她还记得自己的父母有一次大打出手，当年的一切仿佛都历历在目：她母亲最后被父亲打昏过去，不省人事；父亲强迫她告诉上门询问的邻居，说他妻子只不过在睡觉而已。
她还记得我的外婆替她和姐姐收拾行李，带她们从内布拉斯加州搬到内华达；她们把不想带走的生活用品在草坪上堆了一地，留给镇上的人挑挑捡捡，争来抢去；她还记得医生在厨房的餐桌上取出了她的阑尾；她还记得自己在学校里尿湿了裤子，修女还逼她在大冷天步行回家，结果内裤里都结了冰……是否因为这些经历实在太过可怕，所以她的记忆才会如此真切？——特别是跟我平淡无奇的童年相比。
但现在我开始怀疑，母亲对儿时的记忆之所以如此清晰，可能也跟故事的另一个参与者就在她身边有关。当年她那年纪尚轻的母亲逃离了她被迫开始的婚姻，安身在她兄弟那十分拥挤的房子里。她的两个女儿只能紧密相依。我母亲的姐姐比她大3岁，跟她天天黏在一起。她们几乎无话不谈，甚至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就好像如果她们没有跟对方倾诉，那件事就没有真的发生过。所以如果我家出了什么不好的事，大人就会说：“不要告诉海伦姨妈！
”如果表兄弟家里出了什么不好的事，他们也会说：“不要告诉凯瑟琳姨妈！”
我怀疑在我的果冻模具上可能有一个非常大的洞。但我也怀疑，我家讲故事的传统是否在我出生那会儿就已经不复存在，以至于没什么能帮我巩固记忆。我的兄姊们固然对我十分关爱——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我也信了。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外面的世界骑马驰骋、踢足球、赢得拼字大赛和给自己惹上各种各样的麻烦，而不是跟婴儿说话。
在我出生之后、兄姊离家之前的某个时候，我们的母亲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从那以后的二十年里，抑郁和广场恐惧症一直纠缠着她。只有当父亲贴身陪伴在旁、帮她推购物车、手里拿着购物清单的时候，她才敢走进杂货店。甚至当她去美容院剪头发、做发型、喷发胶，在子弹头般的干发机下等头发定型的时候，父亲也要坐在她旁边读他的《华尔街日报》。当我们在家时，她会花很长时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没有人确切知道我的母亲是从哪一天开始陷入悲伤的，又从哪一天开始与外面的世界渐行渐远——如今她已经不在了，再也不能亲口告诉我们了。但也许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已经变成这样。因为我记得家中只有静默。
在我们的人生之书上，我们生命的头三四年就仿佛令人抓狂而神秘莫测的空白页面。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童年失忆“给我们的幼年时光蒙上了一层面纱，让我们对它一无所知”。
在那段时间，我们终于从我姐夫所谓的“一条长了神经系统的面包”，变成了有感知能力的“人”。但如果我们不记得任何东西——无论是遭受残酷虐待，还是得到温柔抚育——那么究竟发生过什么还重要吗？如果在我们早期发展的森林中有一棵树倒了下来，而我们还没有完善的大脑和足够的认知机制把这件事存入记忆，那么它是否仍然会影响我们的成长？
鲍尔认为会的。
就算我们不记得童年时都发生了什么，它们也会给我们留下或好或坏的印记，影响我们对自己、他人和更广阔世界的看法。正如同我们对鸟儿、小狗、湖泊和山川都有明确而全面的概念，虽然我们已经不记得这些概念是由什么样的经历创造的了。“虽然你不记得跟亨利叔叔一起去溜冰的事了，但是你知道，滑冰和拜访亲戚都会让你十分愉快。”鲍尔解释说，“你就是觉得人们既友善又可靠。
你可能永远没法想起自己到底是从什么事情上了解这一点的，但是你就是知道。”
我们不是自身记忆的机械堆积，或至少不完全如此；我们也是我们为自己构建的故事，是我们的“个人叙事”——它解读并赋予意义的，不仅仅是我们确实记得的东西，还包括其他人告诉我们的故事。
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家、《救赎自我》（2005）一书作者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的研究显示，这些个人叙事将会指引我们的行为，勾画我们未来的方向。那些会讲述自赎式故事的人尤其幸运，因为他们往往可以从过去的逆境中发现希望。
所以我们的故事远非刻在石碑上的不容更改的事实。它们是可以迁移、可以变化的叙事——这也正是很多谈话疗法的根本原理。年华老去至少有一个振奋人心的好处：我们会把自己的故事编得越来越好。“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们随着年岁增长，都会更倾向于强调积极的东西。”麦克亚当斯告诉我，“我们会产生更强烈的愿望或者动机，从更光明的角度观察世界。我们的记忆将会出现积极的偏差。”
就算我重返山乡，回到那夏日永不消退之所，我也无法强迫自己回忆起生命初年的日子——那时我的兄姊们还陪伴在旁，我的母亲还没经历精神崩溃。但是我可以戴上年华老去赋予我的善意的有色眼镜，借助记忆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在还没有被失落感玷污的空白页上，书写我自己的故事。我天性乐观，易于信任他人——有时我也会担心，这些特质或许正是我智力不足的迹象。但是我选择去探究它们的根源，将之当作我通往过去世界的途径。
虽然我已经无法记起，但我一定是在一个互相关爱的家庭中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虽然我已经无法记起，但是我还有选择的余地：我可以想象自己坐在兄姊们的腿上，听他们为我朗读故事、唱颂歌谣，给我展示那从高山湖泊中捞来的、手臂挥舞的螯虾；我可以想象自己坐在他们的肩膀上，把手指头缠进他们那一头奥尔森家特有的卷发里。
我可以想象他们耐心教我念诵“圣诞夜”的诗句，一遍又一遍，一小时又一小时，一日复一日。
因为肯定有人曾经这样做过——我的母亲告诉我，我在两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背诵整首诗歌。我的兄姊们并不一定记得自己曾经这样做过。因为他们那时候大多还是十几岁的少年，还没有与未来将会塑造他们自我意识的人物或文化风云际遇。但是我愿意去想象，愿意去重构。既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他们。因为我们过去必然曾经共同度过许多甜蜜的时光，我们现在才能如此亲近友爱。我们只不过是忘掉了细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