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中国生物医学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必要了解当今生物医学最为发达的美国走过的道路、面临的困境以及解决办法。2014年3月，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四位科学家Bruce Alberts、Marc Kirschner、Shirley Tlighman和Harold Varmus联合撰文，分析美国生物医学行业的现实危机和潜在问题，当年8月又组织相关的领域科学家进行讨论。
讨论结果发表于2015年4月出版的《美国科学院院刊》。
从很多方面衡量，生物学和医学都处于黄金时代。人们对这一事实深信不疑，却很难觉察出生物医学生态体系中根基上的缺陷，正威胁着行业的未来。核心问题就是，大家相信生物学和医学仍会持续扩张。如今，有限的科研经费和持续增长的科研队伍发展不平衡，由此滋生高度竞争的环境导致研究效率降低，科研事业遭遇危机。
回首来看，危机其实潜伏已久，只不过在整体行业大获成功的宏大背景下，人们很难关注到危机的存在。过去半个世纪，生物医学专业的科学工作者们，在健康和疾病领域突破发现了许多关于细胞行为的基本准则，为深度探索生物系统提供了框架结构：如遗传密码、基因组序列和组织、细胞生长和分裂周期，以及细胞信号传导的分子调节等。
得益于科学上的新发现，许多传染性疾病、遗传性疾病、肿瘤、循环系统疾病以及新陈代谢疾病，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预防、控制，甚至是治愈。
毫无疑问，美国公众对此引以为傲，并通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和其他联邦机构、基金会、科学促进组织、学术机构等对研究事业慷慨相助。反过来，美国各大实验室创新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如高通量（high-throughput）DNA测序技术、复杂成像、结构生物学和计算生物学，进一步推动医学向前迈进，制药业和生物技术业得以蓬勃发展。
在这样一片空前繁荣的背景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最成功的科学家和最被看好的行业新人，都愈发为自己所选择的事业感到悲观和焦虑。基于大量的观察讨论，美国的生物医学研究正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前行。
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四位科学家Bruce Alberts、Marc Kirschner、Shirley Tlighman和Harold Varmus认为，他们做出这一判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科研经费出现供需失衡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婴儿潮时期，美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政府对科研的投入也大为增加。这带来了科研机构的膨胀和科研人员的增加。
然而，经过2008年经济衰退以后，美国科研经费需求的增长高于供给水平。2013年，美国政府科研经费投入削减。NIH受到的冲击很大。与2003年相比，NIH能够得到的资助预计至少下降了25%。
科研经费供需失衡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申请NIH基金的成功率急剧下降，影响产出丰硕的科研成果。人数不断壮大的科研团队，去竞争有限的科研资源和就业机会，巨大的压力削弱了生物医药行业对科学家的吸引力。
竞争从来都是科学事业的一部分，它能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不过，在资源和职位方面的过度竞争更大程度上是对创造力、合作、风险承担和原创思维的抑制，而这些品质通常是科学家们取得重大发现的必要条件。
如今，NIH基金申请通过率已从30%左右降低到百分之十几，科学家们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撰写和修改经费申请书，思考和做实验的时间减少。较低的通过率也让申请者、评审人和资助方在思想上出现保守、短视的趋势。体制偏爱的是能够保证做出结果的项目，而那些具有开创性的想法，然而却无法承诺成功的项目倍受冷落。
在此环境下，发表科研成果的传统标准也面临威胁。
发表科学报告，尤其是在名气更大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日趋艰难，因为行业内部竞争加剧，评审、编辑对每篇论文的要求也随之水涨船高。含有大量实验结果的附录已成为许多期刊接收论文的标准。由于工作和晋升竞争的白热化，在少有的几家“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价值被人为夸大，作者们迫于压力赶着发文章、走捷径、夸大发现和研究的意义。长此以往，这种草率、错误和夸张的科学态度必然会导致公众失去对科学团体的信任，放弃支持。
取得科学上的新发现需要科学家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沉思、阅读、与同行交流。当今环境下，用来反思的时间在科研圈已是一种奢侈，并在逐步消逝。除了撰写修改资金申请书和论文，科学家们还需应付日益繁琐的行政管理要求，研究政府关于动物福利、辐射安全和人体受试者保护等事宜的规定。
迫于时间压力，很多期刊的审稿人把审稿的事情丢给自己的学生或同事来做，而这些人缺乏经验，可能无法欣赏他人研究的广阔背景或真正原创的部分。对基金申请评审时，很多资深的项目负责人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无法参加，这也对基金申请评议带来影响。
过度竞争引起的破坏性后果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可能会让处于研究早期的研究生、博士后学者和年轻的研究员望而却步。
2003年，NIH的经费预算达到了1998年的2倍，生物医学博士和博士后的数量迅速增加。当这些博士和博士后寻找独立研究的岗位时，却发现无论是学界、政府、制药公司还是生物科技公司，他们提供的位置却在减少或增速放缓。即时他们在这些机构找到了研究的岗位，也需要4到5年的时间获得基金的支持。据统计，新一代科研人员获得NIH基金支持的人群中，小于36岁的只占3%，这一数据远低于上世纪80年代的16%。
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离开科研，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机会，而是为自己未来的学术生活担忧。
科研经费如何使用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多大学想方设法利用科研经费聘用更多的研究人员，这直接导致很多职位的增加依赖于科研经费，而大学自己的教职数量却停滞不前。所以，在这个本来就已经缩水的经费池子里，数以千计的美国研究人员竞争激烈不仅仅是因为研究经费，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薪资。
四位科学家认为，生物医学研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其系统内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得到解决。他们建议，要从三个维度明晰生物医学生态系统改革的目标。
第一，倡导美国资助机构提供可预测的资金预算，调整研究人员总数的构成，使研究环境更持续化；第二，重新平衡研究项目组合，改善同行评审系统，以便那些富有想象却耗时较长的提案获得资助，科学事业的路途更平稳；第三，鼓励政府调整政策，避免生物医学研究过度甚至不可持续增长时出现意外后果。
具体到详细的建议，四位作者在文中提出：制定一个关于科研经费支持的可预期而稳定的计划；逐步减少培养生物医学科学博士的名额，让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人数和未来就业机会的数量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并帮助杰出的年轻科研人员最大限度利用自己的能力和教育施展拳脚；科研经费赞助机构要完善评选标准和机制，增强基金评估渠道，合理评估基金申请人和他们的项目，邀请第三方机构监测项目实施的情况与质量；美国政府在未来十年要修改科研经费使用规范。
2014年8月，四位科学家组织了一个为期两天的研讨会，30位生物医学资深人士出席并参与讨论，重新思考生物医学研究生态系统面临的危机与根本性问题。多数参会者认为，当下的美国生物医学体制承受着高度的压力，行业成长的活力岌岌可危。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生态系统是生物医学持续扩张时建立，而今生物医学发展正趋于稳定，生态系统也要与时俱进。
讨论会上，参会者们达成了以下共识：第一，召集一系列的专门会议，收集数据、提出政策建议、推动变革，并逐步推进；第二，帮助美国重要的公立和私立研究性大学参与到这个计划之中，与各方代表机构建立联系；第三，为了保证所有尝试的合力效果大于部分总和，成立“监督小组”，成员包括撰文的四位作者，以及其他对此工作怀有强烈兴趣的人员。
参加讨论会的科学家们表示，当前形势下科学家们不能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四位科学家在文章最后强调，生物医学研究危机四伏，过去几十年里大家苦心推动生物学发展，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出各种斐然成就和机会，而现如今却遭受着行业内部环境的侵蚀。总体而言，风险仍是巨大的，前景不容乐观。